天宝年间，南诏向东兼并西爨，与唐朝扶持南诏对抗吐蕃的战略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750年天宝九年天宝战争爆发。

在天宝战争中，唐朝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征讨。

第一次发生于天宝十年(751年)四月，鲜于仲通率领唐军八万人讨伐南诏。面临唐军压境，阁罗凤遣使谢罪，请还其所虏掠，并称“若不许，当归命吐蕃”。鲜于仲通拒绝了南诏的请和。阁罗凤求救于吐蕃，吐蕃派出援兵，与南诏军队联合作战，于江口(今下关)、丘迁和(今漾濞)等地大败唐军。

第二次发生于天宝十三年(754年)六月，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率领唐军十万人再次攻击南诏。鉴于鲜于仲通失败的教训，李宓把中军帐设在洱海东岸，广布军威。阁罗凤令军将王乐宽偷袭唐军在海东的造船之师，又命大军将段附克与前来救援的吐蕃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内外夹击进逼邆川(今邓川)的唐军，唐军再败。

空前盛世的唐王朝却未能征服处于初期的南诏政权，这的确让人匪夷所思。据史料记载，征讨南诏的唐军士卒大多罹患瘴疫而死。也就是说，唐朝在天宝战争中的失败与疾病有着密切关系。

瘴气产生于南方的山岭溪源，气候偏暖是滋生瘴气的主要原因。由于形成瘴气的季节不同，瘴气又有不同的名称。总之，瘴气作为一个古代的疾病地理概念，主要与南方的气候、植被和地貌有关。

因瘴气而产生的疾病，称为瘴病。广义的瘴病，泛指南方一切地方病。古代瘴病是热带病、地方病、人体寄生虫病等多种疾病的统称。大致包括感冒和流行性感冒、疟疾、中暑、消化不良和肠道传染病、克汀病、恙虫病、水土不服、中毒、脚气、高原反应、肿瘤、脱发等。狭义的瘴病，则为疟疾，瘴疫主要指恶性疟疾。西南一带，疟疾或恶性疟疾亦称为瘴气。

古代瘴气、瘴疫和疟疾等概念，既相当广泛又十分模糊，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瘴气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是产生瘴疫和疟疾的病因。瘴疫和疟疾为一种病症，是由瘴气中的疟原虫引起的一种传染病。瘴气、瘴疫和疟疾之间通过传疟按蚊而发生紧密联系。由于疟疾流行区和瘴气分布区的一致性，所以，在疾病视域里，瘴气、瘴疫和疟疾(或恶性疟疾)通常可以互用。

云南夏秋季为疟疾多发季节。鲜于仲通率军讨南诏发生于天宝十年四月，李宓将兵击南诏发生于天宝十三年六月。两次征讨均发生在夏季，气候炎热，降水增多，杂草丛生，疟蚊滋长。唐军选择此时进入云南境内作战，不论是在进军途中，还是在交战地域，都有可能受到疟蚊叮咬而感染疟原虫，导致疟疾或恶性疟疾在军中流行。

位于云南北部的金沙江流域属重瘴区，河谷潮湿燠热，是疟疾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金沙江流域以南今元谋、姚安等地，唐朝时期均为重瘴区。唐朝每年派兵驻守姚州。姚州士兵的大量死亡，当与感染恶性疟疾有关。

征讨南诏的北路唐军，其中一部分即沿当年诸葛亮的南征路线，渡过金沙江，经元谋、姚安等地进入洱海地区。云南南部的元江、南盘江等流域，是高疟区的分布区域，也是南诏时期的重瘴区之一。征讨南诏的南路唐军，即经滇南向洱海地区开进。从两次征讨南诏的进军路线看，可以确定唐军大都经过了高疟区。因此，唐军士兵在进军途中罹患疟疾或恶性疟疾的可能性极大。

天宝战争的结果，唐朝失去了对云南的控制，南诏则成为统一云南的地方政权。南诏与吐蕃结成联盟，对唐朝造成了严重威胁。虽然唐朝在天宝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很多，比如，边政处置失当，边官残暴，孤军深入，敌情不清，指挥不当，以及兵制衰败和吐蕃介入等，但疟疾始终是影响天宝战争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