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九一八”占领东北全境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华北中原地区成为其新的目标，抵抗日军侵略成为国人的首要任务。

1933年3月9日，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联合先遣队进犯长城要隘喜峰口，增援喜峰口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扬长避短，夜袭敌营，用传统大刀与拥有现代装备的劲敌展开肉搏，不仅给国人带来期待已久的胜利喜悦，也使日军心惊胆寒。日本《朝日新闻》称，喜峰口一战使“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遭六十年未有之侮辱。凭借挥舞大刀英勇杀敌的壮举，29军在长城沿线书写了历史的辉煌。他们不仅起到了鼓舞士气，震慑日军的作用，而且被赋予“大刀救国”的使命。

刀，是中国的传统兵器，在古战场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刀与剑不同，相比剑的君子气质，刀的形象更加孔武有力，富有“武”的气质。在这场对日战役中，冷兵器刀被重新赋予新的内涵，增强了抵御现代兵器的信心。一时间，大刀成为“最有效的国宝”，大刀术等国术也重新盛行起来。大刀的威力更被夸大，当时的各大媒体竞相使用“大刀却敌”“砍杀无算”“大显神威”等词语，尽情渲染大刀、大刀队的威力。而北平、山东、安徽、广东等地方政府受“大刀神威”的激励，专款制造大刀，捐给前线将士;或供当地警察使用，以维护治安或计划组织大刀队以备不时之需，甚至在全国引发了“应该捐大刀还是捐飞机”的争论。

在营造“大刀救国”“大刀神威”的环境下，大家似乎都有意回避了使用大刀的真实原因与实际状况。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大刀队只是夺取喜峰口胜利的部分军人，配备大刀和手榴弹，并非单靠大刀，采取而是“远则枪击，近则刀砍”或“挥大刀，掷手榴弹”。

而29军以大刀为武器实属无奈之举。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军事装备普遍较为落后，不仅缺乏重武器，就连刺刀也不普及。在长城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使用大刀的现象较为普遍。孙殿英、冯占海所部都使用大刀迎战强敌。而29军的军备、军需、粮饷等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差距极大，所拥有的枪械多是汉阳造和“三八式”，或者老毛瑟枪，由修械所陆续制造的或从孙殿英处买来的土造枪。全军只有野炮、山炮十几门，重机枪不过百挺，步枪上没有刺刀。军饷常常只能发出六七成，既不如中央军，也不如东北军。

尽管武器差强人意，但由于29军出自冯玉祥的西北军，素有刻苦训练，普遍练习武术的传统，可以自造宽刃斜尖的传统大刀。这种刀坚实沉重，利于劈杀。为此，军中还聘请武术高手专门设计对付敌人刺刀的刀术，让官兵勤加练习。

结果，无奈使用的大刀却成为杀敌立功的重器。该军能够取得长城抗战的首场胜利，并非仅仅因为使用了大刀，而是采用夜袭、近战、突袭等战术的结果。

关于大刀的成绩，毙伤多少日军，缴获多少战利品，似乎并没有准确的答案。后有媒体报道说“喜峰口大捷歼敌六千，夺获大炮十八尊，坦克车七辆，步枪五千余支。”然而事实上29军的伤亡亦十分惨重，团、营、连军官阵亡多人，500人大刀队仅余30余人。

众所周知，使用大刀对抗日军并非29军首创，亦非其独有，是中国军队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19路军的大刀队就有所表现。在长城抗战中，孙殿英、冯占海等部用大刀与敌拼死厮杀。而古北口、南天门一带将士也与日军展开殊死肉搏，白刃相接，战斗十分惨烈。

大刀神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人对传统兵器不切实际的误解和幻想，送给将士的不是现代化的枪支弹药，而是一批批大刀。这些大刀来源混杂，质量参差不齐，有些是家中祖传之物，有些由地方刀匠打造，有些由兵工厂制造，有的易卷刃、报废，很难派上用场。

喜峰口战役之后，大刀队的大刀神威却没能改变战争走向。对大刀的推崇，更多是国人的一种精神向往，并不能有效提升抗日将士御敌的杀伤力。随着冷口失守，1933年4月，29军不得不奉命撤退。5月31日，中日《塘沽协定》签订，华北门户洞开。

在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中，29军再次使用了大刀，以血肉之躯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大炮相抗衡，结果副军长佟麟阁与第37师师长赵登禹阵亡，却也未能阻挡日军进犯的脚步。

对普通民众来说，推崇和神化大刀，是因为大刀是民间的一种传统武器。人人可以接触大刀，人人可以学习如何使用大刀，大多数人都可以负担得起购置一把大刀的费用。因此，大刀为他们提供了“救国”的可能。长城抗战后，国内许多民间团体组织操练大刀，国人纷纷捐献数量不等的大刀。在人们的观念中，拿起大刀，似乎就能像民间传说、小说中的英雄一样，“坚持正义，反抗强暴，勇赴国难”，践行忠勇道义。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人们弘扬大刀神威，旨在谋求参与国事的通路。

而长城抗战中凝聚起来的大刀神威通过《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不断传扬，成为国人的永久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