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赵文尧

编发/史乎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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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2月，四年中学毕业的我，从家乡的小县城，应征入伍。那一年，我十八岁。

我们县的一百一十五名新兵，在接兵首长的带领下，乘坐闷罐火车一路北上，在1974年12月23日下午，到达了目的地，新兵连营地。到达新兵连后，我被分到了一排二班，开始了为期四十八天的新兵训练（因为一些原因，我们这批1975年兵，新兵训练的时间只有四十八天）。当时，我们这批新兵，是被集中到雷达三十三团的转运站（位于张家口市），进行训练的。

在为期四十八天的新兵训练中，发生了一件至今回想起来，还让我难忘的事。记得当时，我们二班的十一名新兵中，有三位湖南兵（我就是其中之一），三位湖北兵，剩下的五位是天津兵。我们这三名湖南兵和三名湖北兵，是先到达新兵连的，记得在我们到达后的第二天晚上，在熄灯前，忽然有五名天津新兵走进了宿舍。

他们五个一走进宿舍，只见其中有一位新兵身材稍胖（再加上个子不高，因此整个人看起来是胖墩墩的），并且毫不夸张的说，他的那张脸，跟电影《地道战》里的“汤司令”，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因此，我们这六名新兵看到，都是非常惊讶。这时，忽然有一个湖北大个子新兵（他没什么文化，只上了四年小学），猛然从床上坐起，然后用手指着那位身材稍胖的天津新兵喊道：“汤司令，汤司令来了。”

听到这话，“轰” 的一声，那剩下的两名湖北新兵，也跟着大笑了起来。见到这种情况，那四个天津兵，猛地把背包往地上一摔，气氛立马变得紧张了起来。本来，在部队里，城市兵与农村兵相处，就要有一个磨合期。而现在，才刚一见面，那位湖北兵就这么“无理”，任谁也是不能忍受。

正当我们班长（姓吴，是1971年的老兵），要训斥那位湖北新兵，来调节紧张的气氛时，只见那位身材稍胖的天津新兵举起右手，然后竖起大姆指，冲着那位湖北大个子新兵说道，“高，实在是高（模仿电影里“汤司令”说的话）。”因为他学得惟妙惟肖，一时间逗的大家是哄堂大笑，那剑拔弩张的气氛，也随之烟消云散。

当时受年龄和学识所限（当时的我，刚满十八岁），我还不知道“自嘲”这个词，只知道这是一种豁达、大度的态度。果然，这位能在受到揶揄时，还如此有涵养的新兵，后来在下到连队后，在与大家相处时，也是特别的有人缘。

伴随着紧张的、充实的、难忘的、为期四十八天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们继续乘坐两天一夜的闷罐火车，来到了位于内蒙古锡林浩特的雷达三十三团军教连。在当时，我们这批新兵在分配专业时，可能是参照文化程度来进行的。因为我是高中毕业，所以就被分到了军教连，成为了一名报务员。

在军教连，我跟着老报务员学习了一星期后，忽然接到命令，整个连队都要前往天津军粮城，进行集训。而我，并没有跟着连队一起前行，而是留在了团通讯股，担任通讯器材保管员。后来听老兵们讲，通常报务员在完成集训后，一般都要分到各个连队，而大部分连队的驻地都在大山里，条件比较艰苦。当时听了老兵们的话，我感觉自己十分幸运，竟能直接留在了机关。

同时，因为不想辜负这份幸运，因此在机关工作的日子里，我专研业务，勤奋实干，尊敬首长，团结战友，认真踏实的努力工作着，所以也得到了首长和战友们的不少夸赞，并且，在当年年底时（1975年底），因为工作突出，我还得到了团司令部的嘉奖表扬。到这里，我也给自己部队生活的第一年，给自己的十八岁，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时，在当兵第一年时，我们每个月的津贴是六元。但每个月在发了津贴后，大家除去买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外（比如牙膏、香皂、洗衣服、信封、信纸、邮票），剩下的基本上都攒了起来，根本舍不得到服务社买些零食和罐头。实在是馋的不行的时候（在当时，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45元，虽然每顿都能吃饱，但总归是缺油少肉，时间一长，大家都特别馋），我们就约上两三个战友，在休息日一起去到街上的饭店（国营），点上几个“硬菜”，来改善一顿伙食。

记得有一次，我跟另外两名战友一起，在休息日去到饭店，点了一份红烧鱼、一份炒肉片、一份木须肉、一份炒鸡蛋和三大碗米饭（要粮票）。那顿饭，我们三个吃的是酣畅淋漓，最后在结账时，一共1.8元（平均每个人0.6元）。

第一年的部队生活圆满结束后，时间来到了1976年，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也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年。这一年里，我继续踏实勤奋，埋头苦干。同时，因为是在机关工作，所以平时我接触首长们的机会比较多。

在首长们身边耳濡目染，慢慢地，我也成长和进步了很多。当时，司令部首长（姓赵，对我们这些战士非常好，没有一点架子）时刻关心着我，他经常向我们股长（姓金），了解“小保管员”（我当时是保管员）的情况。除此之外，股里的其他领导和老兵们，对我也都是言传身教、爱护有加。他们用自己的真心和热情，使我感受到了在家时才能感受到的温暖和关爱。

正是在他们无私的帮助下，我秉持着“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决心，成长和进步的很快，在通讯仓库保管员的岗位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因此，在机关工作两年后，在1977年7月，团里一纸调令下来（司令部首长和通讯股长的决定），我被调到了汽车连，学习汽车维修。同时，也就在这一年冬天，在我学习汽车维修时，我们团驻地经受了一场特大暴雪。到今天，转眼四五十年过去了，但每每回想起当时与大雪抗争的一幕幕，还是让我难以忘怀。

记得那是1977年12月18日的下午，我们连部（汽车连）调度室，忽然接到了七连水车机器损坏，要求立刻支援的报告。接到报告后，因为知道水车机器关系着七连全连六十多名战士训练与生活用水的大事，如果不及时抢修，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连里决定立刻进行支援，但当时我们汽车连驻地距离七连驻地，大概有一百八十公里的路程。况且，因为刚刚下了一场三天三夜的大雪，路上的积雪足足有一米深，想要开车前去，基本已不可能；若是步行前往，时间根本来不及。

情况十万火急，就在这紧急时刻，部队机关决定，用飞机将汽车发动机送去七连。接到命令后，当天晚上，我和修理一班的三名战友一起，紧急抢修好了一台发动机（一直抢修到凌晨四点），然后主动请缨跟着飞机一起，前往七连更换。在得到领导同意后，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我跟修理一班的三名战友一起，带着汽车发动机，乘坐飞机到达七连操场。在七连操场下了飞机后，我们顾不上休息，顾不上飞行带来的不适（当时的我们，都是第一次坐飞机），就立刻投入到了水车机器的安装工作中。终于，在下午一点左右，我们成功启动了水车机器，听到机器重新响起的那一刻，七连的战友们是欢呼雀跃、笑逐颜开。而我们几个，虽然很累，也很饿（一天基本上都没有吃饭），但看到这种场面，我们打心底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和满足。

在当时，在汽车连，像这种抢修车辆的事，真是举不胜举。大家战严寒、斗冰雪，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保证了全团战士正常的训练和生活。在汽车连工作了将近一年后，在1978年4月初，我被派往汽车营学习汽车修理与驾驶。1979年2月底，在完成了一年的学习后，我回到连队，并在3月底被任命为汽车技师兼修理排排长，每个月52元工资。到此，我结束了自己四年的战士生活，成功提了干，也成功留到了部队。

此后，在当年9月（1979年），我参加了后勤学校组织的考试，并被成功录取到车管助理员班，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一年的学习完成后，在1980年9月，我回到原连队继续工作。在汽车连继续工作一年后，在1981年11月，根据干部编制与配备情况，我被调整到易县场站，担任汽车连副连长，这一年，我二十五岁，并与订婚两年的未婚妻（也就是我现在的老伴），结了婚。在副连长的岗位上工作两年后，在1983年，我担任汽车连连长，这一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一个女儿。在汽车连连长的岗位上工作两年后，在1985年7月，因为我身体以及家庭的原因，我离开了工作和生活了十一年的部队，转业回到地方。

十一年的军旅生涯，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它让我学到了知识，锻炼了能力，也磨练了我的意志。并且，自1985年7月我离开部队，转业回到地方以来，到现在的三十九个春秋，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那与我朝夕相处的战友，思念着部队。

当兵的日子，难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