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广州）伊始

农场里谈恋爱，啥都不耗，就耗鞋。山道弯弯，鹊桥相会。林段里溜溜，圩镇里逛逛，一双塑料鞋上脚没几天，后跟就磨去一块。若是不在一个连队，鞋耗得更快。赶几十里地去会个面，那风尘仆仆的样子，很有点夸父追日的壮烈模 样。

我的同学阿敬穿烂了十双八双塑料鞋后，终于宣布要和阿兰结婚了。他俩是头一个闯入谈婚论嫁这一实质性阶段的知青。虽说都是自由恋爱，但知青恋爱成功的概率是很低的-多是沸沸扬扬地谈，沸沸扬扬地掰，像是执意要为准军事化的生活添些点缀似的。阿敬与阿兰的成功，终于打破了开花不结果的恋爱格局。它的意义，在我们看来，是比当时西哈努克亲王到北京来进行国事访问还要重要得多的。于是，一个临时小组成立了。它的职责不言自明：操办好这桩“纪元式”的知青婚礼，务求体面，隆重，热烈。

小组通过的头一个决议也是惟一的决议是：每位知青出二元钱，交由小组统一置办礼品-见过几个农场婚礼，客人送了一屋子的暖水壶、脸盆、毛巾、镜子，仿佛男人女人相厮守就是为了更充分地洗脸喝水似的-“咱们可别干这种蠢事。缺什么买什么，每一件礼品都要派上用场。”经过几年锻炼，很书生气的我们早已不书生气了，尤其是在过日子的问题上。

于是赶忙造册登记，锅碗盆瓢被褥枕头挨个开列下去，尽是一些生活必须品，胡里花哨的小摆设一概省去。情调当不了饭吃。大伙儿都这么说。新房很快就布置起来，就像安装机器似的，一颗螺丝钉不多，一颗螺丝钉不少。泥糊的墙壁刷上一层石灰水，加了一块门板的“大床”焕然一新，临时搭起的小伙房冒出了喜气洋洋的炊烟。主人烧了几个菜，将一瓶半枫荷酒往桌上一顿：“同志们辛苦了。”众人齐声吆喝：“为人民服务。”整齐有力，一如接受检阅的方队。

婚礼在场部木工厂的锯木车间举行。宽敞，明亮，充满着一股沁人心脾的原木气息。炒了两大麻袋花生，煮了几大 桶竹壳茶。糖果是一角钱十二粒的那种硬水果糖，黑得不难看，却很甜。几百名知青从四面八方拥来。多是天没亮就动身。赶了几十里山路，益发显得精神。见位子就坐。坐下来就呼噜噜地喝茶。喝饱了就剥花生，就嚼糖果，就四处走动着寻找熟人。也有坐着不动的，多是一对对的恋人，脸上像新娘新郎一样布着幸福，仿佛这个婚礼是为他们举行的。花生吃去一麻袋，主持人才宣布婚礼开始。新人穿着整洁的工作服，不披红，不挂绿。新娘有点腼腆，新郎却不停地与熟人打招呼。右手在空中挥来挥去，很有点领袖风度。听不清主持人都说了些啥，直到有人起哄要新人介绍恋爱经过时，鼎沸的锯木车间才安静下来。新娘死活都不开腔，只是捂着小嘴笑。新郎推让了一番，猛然把手一甩，摆出一副英勇就义的样子，亮开喉咙说：“操，这还不简单，我喜欢她，她喜欢我，这不就成了？”马上有人问：“你们俩谁先喜欢谁？”新郎望了一眼新娘，笑嘻嘻地说：“大概是她先喜欢上我吧。”新娘推了他一把，红着脸不知说了句啥。有人嚷嚷道：“听不清楚，再大点声说。”新娘又捂住了嘴嗤嗤地笑。又一阵穷追猛打，新郎最后终于承认：“是我追她，但要不是她发出可以追的信号，我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原来，有一回，他和几个男知青到她的连队去玩，与她同宿舍的几个女知青都十分热情地招呼远道而来的他们，只有她一个人一直捧着书靠窗坐着，既不搭腔，也不走开。他于是明白了：就进门时她那火辣辣的一眼，再加上现在这个表现，肯定有戏。“就这么简单-我们就这样恋爱上了。”新郎坦白说。

其实并不简单。这桩婚事一波三折，阻力不小。阻力来自那个天然印记：家庭成份。一个“根正苗红”，一个“黑七类”。两个族类，两种前途。“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勇 敢的定义原来是很宽泛的。生命的指令战胜了政治的歧视。即便是在荒馑的年代，爱情也能蓬蓬勃勃地张开它火焰般的枝叶。

见过几个现代小姐，她们都不相信人间有真正的爱情。全是一副大彻大悟的样子。全都有一双描成洋娃娃似的大眼睛，成熟得就像挂在枝头的干透了的果实。在我们为阿敬阿兰举行婚礼的那个年月，她们大概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上。然而，她们却先我们而成熟，先我们而洞察世事，而且颇为我们那代人感到悲哀。

婚礼的高潮是几百名知青一齐举起盛满着竹壳茶的胶杯，齐声发出一阵粗犷有力的欢呼：“喔-喔-喔-”滚雷般的声浪在锯木车间里翻腾激荡，令人恍然置身于苏联电影里那激动人心的攻占冬宫的场景里。当大伙儿拥簇着新人步出车间时，又有人张着双臂喊了起来：“不要挤，不要挤，让列宁同志先走！”于是又响起一阵类似“乌拉”的年轻的欢呼。

只是，这已是昨天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