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许多农家子弟的命运，只不过那时候参加考试的年轻人都老大不小，有的有未婚妻，有的甚至结婚生子了。

环境的变化、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能不忘初衷的人有，但不乏有人做当代“陈世美”。所以那几年在各个村庄，上演了各式各样的婚恋闹剧。

而我，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之前跟邻村一个叫陈俊生的小伙子也是送过“定规”、确立了恋爱关系，但陈俊生后来考上中专，第二年春节回来，他就向我提出退婚。

女孩子被退婚，就像封建社会“休妻”一样难听，人要脸、树要皮，大村大户的传出去，搁谁也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我两个哥哥气的撸胳膊、卷袖子要去找陈家人算账，被我父亲呵斥住了。

但是可忍 孰不可忍，一向性格泼辣的二嫂对母亲说，挑担水粪泼他们家大门去！

眼看“战火”愈烧愈烈，后来还是我哭着说了一段话，她们总算消停了，我不愿意让家里人去出洋相。

我出生于江淮流域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家里姐弟4个，有1个姐姐、2个哥哥，我是父母最小的女儿。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年老百姓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吃少穿，我是1954年出生的，还赶上了一场特大洪涝灾害，听母亲说当时临近礁湖边的农田全被淹了，水一直进到村庄的巷子里，好长时间才退去。因此，父亲给我取名“水莲”。

我经历过“大食堂”，隐约记得从白米馒头一直吃到萝卜缨菜糊这个过程，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里咱不做探讨。总之，那个年代的苦，我小小年纪也跟着尝个遍。

我们一家6口挤在爷爷留下来的三间带“披厦”的土坯房里，好在那个年代娶媳妇不像现在这么难，只要“根红苗正”，身体健康，即便穷，但基本是没有打光棍的。

所以在大姐出嫁后，大哥二哥也分别娶上媳妇。俗话讲：树大分杈，儿大分家。只不过由于住房不够，后来父母带着我，跟二哥二嫂住在一块，而几个侄子侄女，都是母亲一手带大的。

我父亲早年念过私塾，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我们姐弟4个中，大姐只上过几天“扫盲班”，自己名字会写。两个哥哥都是小学毕业，随着家里条件好点，我一直读到初中，后来被推荐还上了两年高中，毕业后正式回乡务农。

我所在的村庄在周边算是最大的，大队部就设在我们村，也是那一带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那时候群众文化娱乐生活除了看露天电影，那就是组织文艺宣传队演戏，在同龄女孩子中，也就我读到高中毕业，加上长相俊美，自身条件还行，因此成了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不但负责报幕，还经常出演女主角。

宣传队从演员到乐队成员，都是从各村抽调上来的年轻人，虽然那时候“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的进行，但文艺演出也是当一项政治任务来抓，所以只要排练新节目，再不近人情的生产队长，对我们也是一路绿灯，而且歇工彩排也有工分，因为我们是为群众服务。

记得每次遇到有演出，大队部那间活动室就被大人孩子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连化妆都感兴趣。所以那时候的我也骄傲的像只白天鹅。

在大队部门口的大广场上有一个将近200平方的戏台，四周都是石头垒建，除了文艺演出在那，放露天电影的帷幕也在那。

在这帮乐队成员中，陈俊生是个多面手，也不知道他咋那么聪明，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有一次话剧《大红枣》中扮演大娘的女演员，突然“打脾寒”无法出演，在这紧急关头，陈俊生主动请缨，反串演大娘，他将演出服一穿，假发往头上一戴，演的惟妙惟肖！

原来，他仅仅就平时看演员们排练，临危不惧救了场，可见得他记忆力惊人。

从那以后，大家对陈俊生更加刮目相看，当然也包括我。

后来我从别人嘴里，有意无意的了解到，陈俊生家里弟兄三个，他是老二，父亲是他们村的会计兼支委，他本人只是初中毕业。

从此后，我对他的好感倍增，而他看我的眼神也是含情脉脉。因为工作关系，陈俊生也常常到家里来找我，就这样，一来二去，有人总是拿我们开玩笑说，我们俩是“郎才女貌”，很般配。

对此，我和陈俊生也就一笑而过，不做辩解，算是默认吧。我父母对陈俊生也很满意，但母亲说，还是要找个媒人出来说和比较妥当，任何时候还得要‘媒妁之言’，哪怕是走过场。

后来陈俊生的父母托我们村妇女主任刘婶出来，做个“现成媒人”，就这样，我们俩“郎有情、妾有意”，一切水到渠成。

当年男女青年定亲很简单，没有彩礼一说，在“送定规”的前一天，我们俩在陈俊生的老姑和刘婶的陪同下去镇上，他们家给我扯了6尺花棉布、一条毛线三角头巾，两个人媒人一人挎篮，一人放了一挂炮竹，就算对外“官宣”了我和陈俊生的关系。

我和陈俊生是同龄，都是属马的，按正常情况下，基本在确立恋爱关系一年后就会结婚，结果却因为一场教育改革，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1978年的6月份，大队部门口张榜公布，说社会青年、下乡知青可以报名参加高考。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连晚跑到陈俊生家，把这一喜讯告诉他。在我认为，陈俊生是块读书的料，他肯定行。

谁知道他说白天就听说了，他肯定会去参加。

他还跟我开玩笑的说：“是骡子是马，该拉出来溜溜了！我确实不想留在家种地。”

听他那语气，好像势在必得似的。

其实高考制度在1977年10月份国家就公布了，只不过那时候消息闭塞，我们那第二年才得到消息。

其实我当时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虽然是高中毕业，但上学期间哪里学过什么文化课呢，不是开会就是搞文艺宣传队，又丢开书本那么多年，所以我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过陈俊生既然报名了，我肯定也硬着头皮参加呀。

就这样，我找出几本书，漫无目的的复习了一个星期左右，就去参加考试了。

后来发榜后，陈俊生果然榜上有名，而我虽然达上中专分数线，但由于是高中学历，弄得高不成低不就，没被录取。

那一年考试，整个公社也就录取14个，我们大队除了陈俊生，还有2个小伙子，参加考试的女生全军覆没。

不久陈俊生录取通知书下来了，他被一所师范学校录取。

说实在话，从得知陈俊生达上分数线的那一天起，我内心就莫名的失落，甚至还有点担心，感觉跟陈俊生不般配了！往后他是城市户口，毕业后又是公办教师，他还能一如既往的对我好吗？

就在陈俊生临开学的前几天，我送去我给他做的一双布鞋和几双鞋垫，他父母留我在他们家吃完晚饭再回去。

月光如水，陈俊生牵着我的手，我们俩行走在草田埂上。

看到我一路心不在焉的样子，陈俊生出其不意的将我拥入怀里，亲呢的对我说：“放心吧，等我毕业回来娶你！”

那一刻，我被感动的想流泪，也是陈俊生临走前给我吃了颗“定心丸”。

陈俊生的师范学校在省内的另一座城市，离家有四百多公里，自打他入学后，我们只好通过鸿雁传书，诉说相思之情。

我跟他约定，至少每个月要写两封信。所以一到邮差到我们村的日子，我都侧耳听着自行车的铃声，有好几次没收到信，我都找到大队部，生怕被邮递员不小心裹在报纸里了！

二嫂作为过来人，她肯定能读懂我的心思，有次我们俩在河边洗衣服，她笑着安慰道：“水莲，你放心，凭你这条件，即便陈俊生考上了，你也不逊色于他！”

可陈俊生是什么样的人，我还是比二嫂更了解他。陈俊生性格外向，能说会道，在任何人眼里都很优秀，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他能做到痴情不变吗？对此，我没有十分的把握。

不过第一年放寒假的时候，陈俊生回来后还是第一时间来看我。但慢慢的，他给我的信减半了，后来他自己解释说，课程越来越紧张，他要潜心学习，将来才能胜任教学工作。

我一想也对，确实不能拖他后腿。后来在陈俊生的鼓励下，我第二年再次参加考试，可依旧名落孙山，我彻底泄气了！也认命了。

虽然我两次考试没能考上，但高中文凭摆在那，正好村小学缺老师，我就被推荐去当老师了，教三年级语文。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跟陈俊生之间的距离又近了，幻想着他毕业后能回到村里教书，这样才叫“比翼双飞”啊。

但春节陈俊生回来，他吞吞吐吐的跟我表明态度。陈俊生说，既然考出去了，哪怕就是在城里当幼儿园老师，也不想回农村。

那一刻，我看到他矛头不对，但我们之间的那层薄如蝉翼的窗户纸，我不忍心捅破，我抱着最后的幻想，我不相信他做“陈世美”。

渐渐的，陈俊生给我一个月一封信都保证不了了！即使来信了，也是寥寥几句，就像应付差事似的，我读着每个冰凉的文字，感觉我们之间快要结束了！

有一次我忍不住给陈俊生回信中说道：“你如果有什么想法，就开诚布公的给我说出来，不要把我蒙在鼓里，欺骗一个善良的人，有罪。”

很快我接到陈俊生的回信，他言简意赅的写了两句话：“水莲，等见面聊吧，有些事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凭着女性的第六感，我知道暴风雨就要来了！

记得那是放寒假，陈俊生那次回来的时候，特意把我约出去，连饭都没在我家吃，而是骑着自行车将我带到集镇上。

我们俩在一家小饭店简单的炒了一个菜，要了一碗鸡蛋汤，边吃边聊。

陈俊生低着头，有些心虚的对我说：“水莲，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但我不想被婚姻困住手脚，我觉得大城市更适合我。而且我还想继续深造，甚至有着‘不婚主义’，所以，我不想耽误你，你也老大不小了，找个合适的人就嫁了吧，我永远把你当妹妹！”

听到陈俊生冠冕堂皇的话，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鬼才相信他的“独生主义”呢，他这是想甩掉我的蹩脚借口！我强忍着眼泪，我不想大庭广众之下哭天抹泪，我怕旁边人笑话，可能陈俊生也是掌握到了我的软肋吧。

尽管我早就有思想准备，但当时还是接受不了，我摇摇晃晃的站起来，独自一人朝门外走去。

而陈俊生居然没有追出来，那一刻我知道，他曾经对我山盟海誓的感情已荡然无存了！

从集镇到家，那漫长的8里多路，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回来的，到家后我一言不发，插上门栓蒙头大睡，任凭泪水打湿枕巾，任凭母亲在外面如何喊我，我就是不开门。

他们知道肯定是我和陈俊生感情出问题了，怕我出事，二哥将房门框卸掉一侧，总算进来了。

看我眼泡都哭肿了，母亲气愤的对我说：“是不是那姓陈的小子辜负你啦？果然是一肚子花花肠子啊！”

因为大哥大嫂就住在隔壁，所以听到动静也赶过来了，大哥是个暴脾气，而且他从小就看我重，所以弄清原委后，他气的从门后面抄起一把大锹，对我说：“小妹，别哭了！老子这就去姓陈的那，劈断他的狗腿！”

二哥将手里的斧头举了举，对大哥说：“走！咱哥俩给那小子厉害尝尝，给他‘放放血’！”

说完，这哥俩转身就往外走，但被我父亲呵斥住了！父亲说：“别鲁莽行事，打人是犯法的，我们要想其他途径，至少让他怕，受良心谴责”。

不等父亲说完，二嫂愤怒的对母亲和大嫂说道：“跟这种人还谈什么道理？简直是欺人太甚嘛！这不就是‘陈世美不认前妻吗？’！”

二嫂没啥文化，居然把戏里的台词搬出来用了！她也没考虑到用在我身上合适不合适。

母亲当然也怒不可遏，嘴里不住的骂道：“这小王八孙子！我早就看出来他要来这一出！打狗还要看主人呢，这不是欺负人嘛！”

二嫂对母亲和大嫂说道：“那还等什么呢？我去挑大粪去，你们俩一人扛一只粪瓢，撵到他们家，照他们老陈家的大门泼！看他们还过不过年！……”

这边看大哥二哥在摩拳擦掌，那边二嫂又说要去泼大粪，父亲坐在桌边唉声叹气，母亲气得泪水涟涟，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不耐烦的闭着眼，朝众人吼道：“我求求你们别再闹了！强扭的瓜不甜，做人就要有志气，别去丢人现眼了！”

母亲听我说到这，她气愤的骂道：“是他老陈家有错在先！我们咋做，他也不敢反驳！要不行我带着你，到陈俊生他们学校去闹！让学校把他开除回来，叫他花篮打水一场空！”

我当时不知出于什么心情，居然对母亲愤愤的说道：“求求你们，别折腾了！再这样下去我死给你们看！”

就这一句话，让所有的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他们想不到直到如今，我还护着陈俊生。两个哥哥摇摇头，一句话没说就出去了。二嫂撅着嘴，看都没看我一眼，对大嫂招呼说：“走吧，这事儿看来咱管不了，别到时候把我们好心当做驴肝肺。”

母亲则狠狠的瞪着我，骂了一句：“你这死丫头，也就知道‘窝里横’！”

我家这边是平息了，想不到当天晚上，陈俊生在他父母和哥哥的陪同下，“负荆请罪”来了，老陈家老两口一个劲的赔不是，并且把陈俊生往前一推，说任打任罚随便。

当然，他们好像在家商量好似的，只字不提让陈俊生认错悔过，让我们恋爱关系继续，而是把责任全推到陈俊生身上，说他有眼无珠不识金镶玉。

我父亲是个特别憨厚的人，在他的压制下，其他人也不便为难他们，就这样，我和陈俊生的婚约就算解除了，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一别两宽。

后来听说陈俊生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就跟他同学的妹妹邂逅了，那个女孩是市纺织六厂的职工，长的也漂亮，这一下子两人就对上眼了！为了能留在市里学校教书，陈俊生让女孩找她家在教育局工作的舅舅帮忙，后来确实如愿留在城里了。

因为我们村有个叫文兰的小媳妇，她娘家就是跟陈俊生家离得不远，这些都是她跟二嫂说的。

我被陈俊生劈腿后，一度很消沉，除了一心扑教学上外，对热心人介绍的对象也不愿搭理。

有一次母亲忿忿的对我说：“你是不是准备为了那个‘陈世美’，出家当尼姑去呀？”

听到这，我被气笑了！于是回怼道：“凭什么？我要么不找！找就找个比他更优秀的人！”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有年国庆节我去大姐家串门，正好遇到回乡探亲的吴树青，他是大姐邻居家的外甥。后来在大姐的撮合下，我和吴树青确立了恋爱关系，他家虽然当时穷，但吴树青那时候已经是个穿“四个兜”的年轻军官了。

一年后我和吴树青步入婚姻殿堂，一开始我们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直到儿子4岁，达到随军条件，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后来我被安排在一所小学教书，也成了城里人。

吴树青在第一次裁军转业到地方，在县公安局任职，我们举家搬迁回来。

如今，儿子儿媳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工作稳定，有个幸福的小家庭，我和吴树青退休后帮着看了几年孙子，享受着含饴弄孙的幸福晚年。

前些年父母已先后作古，但我跟哥哥姐姐们走动很亲，有一次二嫂有点幸灾乐祸的对我说：“听说陈俊生老婆脑溢血半身不遂了，他们跟儿子儿媳关系也搞不好，准备带老婆回家养老。陈俊生工资稍微高点，但他老婆多年前下岗，听说不咋滴，这不，当初甩掉你的人，如今被自己相中的女人拖累了吧？那是老天在惩罚他呢。”

我听完苦笑着说：“可能这就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吧，不过我倒希望他对相濡以沫的妻子好点，不能弃而不顾了！人生就是这样，‘失之桑榆，收之东隅’，祸福所依，总归一句话：做人要对得起天地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