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议和不少，但说到戏剧化，谁也比不上崇祯帝与后金的闹剧呢。明明是给大明续命的最好机会，却被爱面子的皇帝、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文人们折腾成了灾难。

明朝末年之所以出现越打越乱、疲于奔命的超级乱象，只因那是一个看似无解的恶性循环：

后金造反、势不可当；

朝廷要打仗，就得训练军队、准备大量的物资和军饷，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但朝廷国库空虚，崇祯又搞不定高官地主，于是就加重对老百姓收税。为了省钱，甚至还撤掉了全国的驿站，结果逼出了一个李自成；

雪上加霜的是，当时的明朝境内连续多年发生大规模的旱灾、蝗灾，老百姓流离失所，急需赈济，但朝廷急于用钱，不仅不能开展救灾工作，各级官员反而加重盘剥；

于是乎，难民揭竿而起，起义此起彼伏，朝廷内外用兵、左支右绌，财政问题进一步放大……

由此可见，但凡上述任何一个环节被掐断，明朝的危机都有缓解的可能；而相对于搞定天灾、地主而言，一系列危机的开端——后金，反而最有可能被当成突破口。

为啥这么说？战争中的任何一方，都会面临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当时的后金军队虽然在战场上凯歌高奏，但它早已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游击部落。

公元1631年，皇太极已模仿明朝制度，设立六部管理行政事务。为了进一步强化君主集权，5年后，他设立了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负责编写史书、拟订诏书、颁布制度等事务性工作。同年，他还设立都察院，负责监督包括贵族在内的高官。公元1638年，皇太极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专门负责蒙古事务。

至此，后金仿照明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三院八衙门制度，政权封建化初具雏形。

在经济层面，皇太极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一边将奴隶转化为农户，一边丈量土地、推进耕种。

概而言之，那时的后金，早已跨过了依靠战争掠夺就能实现政权治理的阶段，面对辽阔的疆域、大量各族人口，皇太极面临着稳定、发展的现实任务；同时，有鉴于当初莽古尔泰、代善与自己争权的教训，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的他，对于如何妥善分配诸子权利也忧心忡忡。

而对于明朝，称帝的皇太极也许已经立下了取而代之的终极目标；但在那时，有鉴于双方综合人口、实力、资源的巨大差距，换作任何野心勃勃的人，也不敢妄想能在短期内入住中原。争取时间、巩固统治、等待时机，那时的后金也有这方面的迫切需求。

所以，与前几次互相试探、拖延的接触谈判不同，推行政权封建化之后的皇太极，确实有与明朝谈判的真实意愿。

而参照历史上的先例，当面对不利局面，暂时与敌和谈不失为一种务实的思路。

西汉初年，国力虚弱、民力疲惫，刘邦经过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后，放弃了以武力解决匈奴问题，西汉王朝从此奉行了持续几十年的和亲政策，为恢复国力、稳定政局争取了宝贵时间，也为汉武帝发动汉匈战争提供了基础。

唐朝初期，东突厥屡屡南下，玄武门之变后，十几万突厥铁骑甚至抵近长安城外。面对奇耻大辱，李世民审时度势、选择了和谈，通过便桥之盟、赠送金银解决了危机。短短两年后，他就抓住对方遭受天灾、政治混乱等机会，将其一战灭国，洗雪了前耻。

因此，对于明朝而言，完全有理由、有条件与皇太极进行谈判。作为帝国权力的执掌者，若不能挽救危亡、安宁黎民，所谓的祖制、个人面子有何存在的意义？

在当时的明朝内部，确实有头脑清醒之人。兵部尚书陈新甲就意识到，只有与后金议和，才能为挽救时局争取一线出路。早年间，他就曾尝试推进此事，当时的崇祯，对此采取了“不支持、不反对”的模糊态度。

公元1641年的松锦之战后，明军内外两线均面临巨大压力，崇祯皇帝也对议和产生了迫切诉求。然而，崇祯虽然动辄对大臣痛骂甚至杀头，但却极其爱惜自己的名声与形象，尤其不愿意被那些“清流”文人扣上“卑躬屈膝、对奴低头”的帽子。因此，身为大明皇帝，他采取了“暗箱操作”的模式，派陈新甲秘密与后金接触和谈。

何谓“猥琐”？这就是。明朝的皇权可谓登峰造极，根据崇祯前期对大臣的生杀予夺手段来看，他完全有能力、有手段力排众议、打压异己；此时面临着国家的生死存亡，他完全有必要以铁腕推行这种完全正确的方案，何必躲躲藏藏、授之以柄？所谓利不可独、谋不可众，在关键性的战略事务上，无须在意那些浮于表面、不负责任的舆论；面对难题，人人都会口嗨挑刺，但几人能够提出解决方案？

面对陈新甲递出的橄榄枝，后金果然积极响应，《清史稿》称，皇太极对此表态：“朕为百万生灵计，若事果成，各君其国，使民安业，则两国俱享太平之福”。双方很快进入了实质性的具体条款商议阶段。但一些大臣听到风声后却表示强烈愤慨，纷纷上奏表示反对。

此时的崇祯，可以或软或硬，讲道理、摆事实，实在不济就动用帝王权威，摆出一副“天下是朕的，后果我来担”的勇气。甚至可以像当初赤壁之战前年纪轻轻的孙权那样，抽刀砍掉桌角、警告反对者死。崇祯平时里杀的朝廷大员多了去了，很多甚至是因为鸡毛蒜皮之事，如今既然涉及到自家王朝的生日死，那还客气个啥？

想当初，面对突厥兵临城下，久经沙场的大唐将士同仇敌忾、纷纷请战；但李世民敏锐地指出，当前国家疲惫、百姓思安，如果不能一战将敌人打得伤筋动骨，选择动手只会招致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因此，最佳的方案莫过于啖以金银、麻痹对方的意志，随后休养生息、寻机一击制敌。事实证明，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然而，堂堂大明皇帝却选择了抵赖，他一边表示“不是我、谁说的、没有的事”，一边写亲笔信给陈新甲，再三叮嘱“可要管好嘴巴”。

公元1642年，心急的崇祯再次写信催促陈新甲赶紧推进和谈。

但事出巧合，当时的陈新甲刚好外出，使者不知信件内容，便跟往常一样留下便走；

陈府的家童自然也不知来信内容，以为只是普通文件，便也像往常那样交给各省驻京办传抄。如此一来，和谈之事人尽皆知，舆论哗然。

但议和条款真的对明朝不利吗？其实，皇太极提出的要求很简单：明朝承认其地位，双方划界而治，开展互市。也许略显不公的一条，就是“每岁明朝馈清国金万两，银百万两，清国馈明人参千斤、貂皮千张”。

但你知道当时明朝每年的军费是多少吗？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明朝增收的“辽饷”达685万两；崇祯十年，又增加280万“剿饷”；十二年，增加“练饷”730万两。这就是明末著名的“三饷”，原本只是临时加派，后来都变成了持续性的常规征税。如果这些令人恐怖的税收能够中止，又有几人愿意落草为寇？

如果结合当时的战局来看，上述条款对于明朝来说相当有利。这也体现出双方都希望暂时缓和局面，先处理好内部问题、再图后举。

因此，当和谈消息泄密后，崇祯完全可以拿出帝王的霸气与自信，顺水推舟、借坡下驴，既能体现对实干派官员的保护与支持，又可彰显自己敢于担当、为了国家忍辱负重，还能激励那些内心支持议和、但惧怕言官吐沫的中间派官员。毕竟在当时，并非人人都“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中，不乏陈新甲的支持者；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敢于旗帜鲜明亮出观点、引领方向的皇帝。

然而，崇祯皇帝竟然翻脸不认账，忙不迭地跟那些酸腐文人站在一起，义正词严地对陈新甲进行指责。

自己冒着通敌风险替崇祯干脏活累活，一遇到问题却被对方毫不迟疑地出卖，可想而知，那一刻的陈新甲有多么地绝望。想到无论何谈成功与否，自己都难逃一死，陈新甲决定孤注一掷，他为自己写了一封申辩书，其中引用了大量崇祯皇帝本人的原话，以证明和谈完全出自圣意。他希望以此迫使崇祯接受现实、坚定议和决心。

但陈新甲还是高估了自己的皇帝。看到他的申辩书后，崇祯恼羞成怒，立即将其斩立决，理由非常的无厘头：几个月前“流寇”攻陷凤阳，羞辱了朱家祖宗陵寝，应追究兵部尚书的责任。

陈新甲之死，不仅断送了明清议和的可能，还造成了大臣对崇祯的彻底不信任：既然替你干活只会导致身败名裂，那还不如混日子坐等改朝换代。从此之后，面对国家大事，明朝群臣大多一言不发、沉默应对；即使迫不得已必须发言，也只都讲一些套话、场面话。对比冷静决绝的刘邦、李世民，崇祯可谓毫无主见、随波逐流，他以一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神操作，亲手扼杀了自己的最后一丝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