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7年，当姜维在前线接连对曹魏发动进攻时，后方的蜀汉中散大夫谯周写了一篇《仇国论》，文中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指责姜维的北伐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甚至会导致亡国，“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并没有阻止姜维继续北伐，但公然指责朝廷军政大员的谯周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甚至还官升一级、成为光禄大夫。由此可见，当时的蜀汉朝廷中意识分裂之严重，而此种矛盾状态的存在，也是蜀汉政权挥之不去的“基因”。
众所周知，蜀汉政权正是一个因意识分裂而造就的混合体。
当初，面对群雄逐鹿的大势，益州大哥刘璋并没有多少雄心壮志，他跟隔壁的同族刘表一样，只求守着一亩三分地、过着悠哉悠哉的小日子。所谓的“以观时变”，说白了就是谁也不得罪、看情况抱大腿。
这种状态其实没啥不好：当时的混战，本质是华夏内部的地主集团内讧，并没有多少正义、邪恶之分。这种情况下，可以有很多种活法，像刘备那样致力于问鼎中原，固然让人佩服；但安于现状、保境安民，随后像张鲁、张绣那样“识时务”，其实也无需诟病。
主公们尚且如此，那些打工的武将谋士更没啥心理障碍。所以韩嵩、刘先劝刘表投靠曹操，官渡之战时大量曹操部下向袁绍暗送秋波，东吴托孤大臣张昭主张放弃抵抗……
对于益州势力来说，这更不成问题了。
听说曹操大军南征荆州、刘崇束手，刘璋果断低头认怂，先派阴溥“致敬于曹公”，随后让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紧接着又安排张松跑去荆州示好，蜀地君臣争相为将来博取优势身位，曹操也欣然笑纳、对他们加官进爵，当时的益州已经名义上归顺了曹操。
不过，随着曹操赤壁战败，刘璋心头再度燃起了持续割据一方的希望之火。然而，当时的益州士大夫集团已经分成了两种意见：
其中的绝大多数，自然希望“宁当鸡头、不做凤尾”，继续在刘璋集团中充当既得利益者；
另一部分则不安于沉寂平淡的现状，早就“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希望趁着乱世建功立业、拜将封侯，他们以法正、张松为代表。
随后的情节众所周知。公元211年，获悉曹操即将进攻汉中，刘璋惧怕不已，法正、张松利用这份情绪与刘备里应外合，可谓名副其实的引狼入室。
但这个过程其实充满了挑战与艰难，张松被诛，围攻雒城耗时一年、搭上了军师庞统，公元214年兵临成都时、城内兵精粮足，若不是刘璋主动放弃，刘备的胜利将来得更迟。这充分说明，益州势力对于刘备集团，绝非“箪食浆壶以迎王师”。
不过刘备好歹是一时英杰，他以关、张、赵、马、诸葛、法正为基本盘，拉拢了以董和、黄权、李严为代表的益州本地豪强，终于拥有了一个实力强劲的大本营。
当发展形势大好时，由此带来的红利往往能掩盖许多矛盾，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时，定然是蜀汉政权最为团结的时期——跟着这位武德充沛、锐意进取的主公，前景确实比刘璋时期更吸引人。
但随着荆州被夺、夷陵战败，蜀汉政权被空前削弱，一些不愿意与外来荆州人生死捆绑的本地势力打起了小九九，汉嘉太守黄元、本地豪强雍闿、牂柯太守硃褒、越巂夷王高定等纷纷闹事。但蜀汉的中央武装、汉中前线基地都掌握在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系手中，他们稳字当头，外和孙权、内剿叛乱，很快稳定了局面。
但如何团结人心，则是蜀汉政权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一点，咱们得佩服刘备托孤高明。
诸葛亮一改益州长期以来刑罚混乱、恩义不施的弊端，严格实行法治、并注重恩威并施，而且极为公允，对所有人均采取有功者赏、有罪必罚的态度。他治理期间的蜀汉，史称“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接近了和谐团结的最高境界。
但纵然如此，当诸葛亮着手延续刘备的对外进取战略时，仍然面临着益州、荆州两系不同诉求的矛盾。对本地地主而言，守成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对外来力量来说，只有高举兴汉大旗，才能让自己在益州站得住脚。而且，三足鼎立中蜀汉最弱，时间并不站在他们这一边，以攻为守才是求存之道。
因此，面对这种现实，即使德高望重如诸葛亮，也不得不多次通过《出师表》向各方解释北伐的客观必要性。
五次北伐未遂后，诸葛亮抱憾去世，临终前选定蒋琬、费祎作为自己政治领域的接班人，而姜维则担负了军事继承者的角色。
蒋、费二人均以处事公允、待人宽厚、胸怀坦荡知名，他们很好地处理了蜀汉政权中各方的矛盾，维系了蜀汉政权的平稳有序。但对外军事方面，二人都不具备诸葛亮那种力排众议的威望与能力，蜀汉整体由攻转守。
蒋琬执政期间，曾任命姜维为镇西大将军兼凉州刺史，一边平定边镇叛乱，一边伺机谋取凉州。公元244年，曹魏进攻汉中，蒋琬、费祎、王平率军阻击，送给对方重大失利。
公元246年蒋琬死后，领军的姜维多次要求对外用兵，但总是被老成持重的费祎节制，每次获得的兵力极为有限，很难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但在公元253年，费祎在酒宴上被曹魏降将郭循刺杀，从此再也没人具备制约姜维的能力与威信。从此，姜维重拾诸葛亮的对外战略，开始了持续北伐。这一年，距离诸葛亮去世（公元234），恰好过去了20年。
可惜的是，此时的蜀、魏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无论经济实力还是人才队伍，都远非诸葛亮时期所能比拟。姜维屡次北伐都无功而返，甚至还多次遭受重大失败，自然引起了益州地主们的极大反感。谯周的《仇国论》不过是这一意见的公开表达，故而刘禅也无法持有偏向任何一方的姿态。
公元263年，曹魏大军进攻，当邓艾奇兵突进蜀地后，由于姜维远在汉中，刘禅在谯周等益州士人的压力下，不得不选择了开门投降，重演了当初刘璋面对刘备的那一幕，这就是历史的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