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美国、中国之间的迭代

上个世界七十年代的时候，尼克松政府做了两件战略级的大事，为美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一条：破冰，访华，和中国建立正常化邦交，在美——苏——中的三角中牢牢地绑定了最有利的盟友，并开始裁撤在东亚的军事投入。

第二条：更改布林顿森林体系，将美元和黄金脱钩，使美国得以依托美元地位大变金融魔术，为后续扩大国际市场的流动性做好了准备。通俗点讲，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有能力为全球放水了。自此，美国有了定义他国存量财富的能力：

说你贱你就贱，不贱也贱；说你贵你就贵，不贵也贵。

这就是美国可以肆无忌惮地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的原因，因为美元的发行一旦与实物黄金脱钩，那么就意味着掌握了世界货币的“发钞权”，美国成为了实际上的“世界央行”。

前者导致苏联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差，使得财政痼疾沉疴难治的苏联必须保持一只超过其财政负担能力的庞大军队；后者在美苏的竞争中让苏联直观的感受到了美国国际体系聚集物资的能力，并极大引诱了苏联内部的“豪强”，在极大的物质利益的“诱惑”面前，苏联内部的裂痕迅速扩大。

这其实是信息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在对全球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造，只不过这种改造比较残酷，对改得不好的国家或者经济体，将其淘汰毁灭也是改造的一种方式。

所以，面对着全球化的大趋势，苏联解体、华约解散，西方文明中自此不再有举着红旗的核心势力。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人类大义，最终由华夏文明现代化后的新中国来“一肩挑”。

但是历史是螺旋上升和起伏前进的，谁能想到，信息革命虽然发轫于新自由主义，却最终成就了社会主义。在初期的探索期过后，强于组织集中且革新能量充沛的新中国，迅速适应了这种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崛起成为世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不但打破了西方世界的各个技术壁垒，将诸多“工业王冠上的明珠”打成白菜价，而且在世界工业产值的排行中稳居第一，并且一家就等于后面几家的总和。中国这种质与量的双重碾压令西方始料未及，“发达国家的粉碎机”名至实归。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任何一次新的技术革命，都是从分散的技术路线探索开始，在技术成熟后，就需要集中社会资源来发展产业。新技术以资本逐利而萌发，却要权力变革生产关系才能兴盛。在二战之后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而建立的国家，这意味着新中国的革新能量最强，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年轻”大国。而华夏文明，又始终奉行着唯物辩证思想内核的强客观性信仰体系，对于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具备天然的“亲和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发展是永恒的，谁的革新力度强，谁的阶层固化弱，谁能与时俱进，谁能实事求是，谁就能在技术革命中进化出最优的生产关系，谁就能最终“迎娶”到世界核心的先进生产力，并且与自身的文明传统孕育出新的文化潮流。

苏联不是被美国打败的，苏联是被信息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淘汰的；美国能够建立一套全球化的贸易体系，是依靠了“新自由主义”率先迭代了“凯恩斯主义”。美国先革了自己的命，才要了苏联的命。但是“新自由主义”利于技术的萌发，却不利于技术的产业化，于是世界产能的核心就由西方转移到了新中国。

其实，无论是奉行什么主义，无论是那种文化信仰，无论社会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关口，都会有一个革新自己的机会。

谁能率先革新；

谁能刮骨疗毒让社会深入地“新陈代谢”；

谁能整体调控有序变革以维持转型期的稳定；

谁就能获得先进生产力的“青睐”，谁就能发展出新的强势文明形态，谁就会具备生成世界秩序的能量：

苏联在1929年大萧条时期以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体制，解决了市场失效的问题，于是从列强的吊车尾一跃成为两极之一，击败纳粹威震欧洲，支持亚非拉独立而英法殖民帝国遂亡。彼时美国的知识分子都对苏联心向往焉，美国的雄主也学习苏联治国之术：罗斯福以社会主义手段来“修理”资本势力，凯恩斯主义用西方经济学的术语部分“翻译”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理解，美国二战后至里根前的历任总统皆以财政权力深入干预市场干预世界贸易秩序，美国军工业等大型“准国企”势力急剧扩张；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滞胀中，率先运用“新自由主义”扶持起资本的力量，用资本替代权力来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用货币政策代替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用新兴的信息技术制约其冷战中形成的臃肿官僚体系，用市场竞争来削弱依赖财政拨款的产业，以此较大力度地革除了冷战以来的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将金融资本、互联网巨头扶上社会统治阶层的宝座。彼时世界一片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之浪潮，苏联也随之解体为俄罗斯；

美国在08年之后进入了衰退期，依靠货币政策来制造“资产繁荣”，自此美国的金融势力开始进入恶性垄断的阶段。自此之后美国的技术创新不再以发展生产力为导向，而是以编织资产泡沫为目的。但是中国则在制造业的升级之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出现了美国的新质生产力代表竞相向中国输诚来获取发展的盛况。

苏联、美国、中国间的兴衰，其实正是按照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而不断迭代的结果。所以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中，不乏一些奇谋妙术，但是真正对大国兴衰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大巧不工的生产力发展之道。而这恰好是华夏生产文明自古以来的擅长之道。在新中国推进了华夏文明的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自然就逐渐恢复到了自古以来“世界生产者”的角色。而世界的权力划分，从来都是“按劳分配”的，这就意味着世界格局将再次发生质变。

美国的债务终点走向何方？

美元现在积累到这种层面的债务规模已经不是美国自己及盟国能内部消化的了的，它必然会被处理，它迟早会被处理，可能资产的毁灭机制会处理一部分，但大部分仍然需要靠资产通胀——成熟经济体的“打土豪分田地”来解决。

如果想要资产持续通胀而生活生产物资不出现超级通胀。后者将会动摇社会基础，搞到民不聊生、遍地狼烟，就必须要工业产能国配合生产大量物资才可以。

这是美国或者说美国民主党唯一能够立得住的经济基础。因为民主党代表的世界“贸易+金融”体系，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为“世界央行”和“世界工厂”间构建一个良性的同向关系，如此则美元尚可存，民主党尚可保。

但这意味着不再是美——中关系，而是中——美关系，不再是金融体系压着生产体系攫取利润，而是在生产体系的内生要求下安排金融活动。这是目前中国一家的产能，等于美国、日本、德国、印度之和的情况下，唯一可行之路。

而这样的改革，美国的“契尔年科”——拜登做不到，自然有美国的“戈尔巴乔夫”来做。毕竟年富力强的少壮派，更具有“新思维”嘛。

加州州长纽森为什么访华？正是因为中美硬脱钩下加州的必然选择。

举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很富有，富有的原因是因为企业的利润微笑曲线中加州的企业能占据上游，大名鼎鼎的硅谷就坐落于加州。

可研发、品宣重要是不是就意味着生产不重要？恰恰相反，硅谷之所以能够一直是硅谷，和中国具备大量的高素质的工程师能够快速理解甲方的需求并予以实现息息相关，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有效承接硅谷的外包工程。

经济合作最重要的一定是效率。

天马行空的想象也需要足够的工程师来落地。

马斯克为什么在硅谷的特斯拉生产线上要屡屡睡工厂，这不是摆pose，而是在缺乏优秀工程师的前提下，很多生产中的问题你不亲自处理就达不到你的标准。

而同样的事情，在上海的特斯拉工厂就不会出现。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中国访问期间，于周四早上前往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并对该工厂的生产效率和质量赞不绝口。

马斯克祝贺中国团队的出色工作和“积极行动的正能量”。他说：“你们能够克服如此多的困难和挑战，令人印象深刻。”

马斯克补充说：“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在这里生产的汽车不仅是最高效的复制品，而且质量也是最高的。”

不然，就算马斯克像孙悟空一样有分身，也不够他在中美之间睡工厂的。

而一旦中美脱钩，加州的企业家们就需要寻找中国工程师的替代品：

欧洲？那里人力贵的你难以想象，而且可以问问马斯克什么叫“冬眠中的爬行动物”就可以叫停特斯拉德国建厂的感受；

印度？没问题，就是如果让三哥来搞制造业，是不是让各邦统一一下度量衡先；

搬到德克萨斯？美国州际之间的竞争极强，你把订单给中国，中国看你是甲方还念你好、你把订单转给德克萨斯，人家吐口吐沫还要喝一句：Nuts。

这对加州州长来说就很好选择了，华盛顿的老爷们要和中国脱钩，德克萨斯的红脖子巴不得中美脱钩后大量的工作能得以转移过来，感情就我加州要持续失血，为美利坚做贡献？凭啥啊。

经济基础制约下的中美关系

在美国，你可以让猫潜泳，让猪上树，但你永远不能做的，就是让资本家不赚钱。

美国即便重新工业化，也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而美国想要培育一个隔离了中国的世界生产体系，则要更久的时间。而这，就意味着特朗普让制造业回流的“纳粹化”道路即便在未来一时得势，也难以长久施展，因为其经济基础没有形成。而民主党，虽然按照拜登的执政路线在坚定地向搞砸一切的方向上发展，但是他们仍然还有一条“活路”可选，那就是与中国相结合，用“世界央行”来为“世界工厂”服务，如此格局是未来十年中可以达到的一种稳态，谁能搞出一个世界经济的稳态，谁就是美国之主。

所以，对我们来说，拜登并不重要，但是美国内部不断滋生的“配合中国派”，其实才是问题关键。发掘、识别、扶持一个美国版的“新思维”势力，其实是压制美国纳粹势力，让世界权力和平过渡的落笔之处。

虽然美国的民主党有这样一条“活路”，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能够找到并走下去，因为美国的政治博弈犹如湍流，随时可能会将理性卷入旋涡。时代的发展固然存在着许多的偶然性，但是必然的趋势不会因此而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