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京飞来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之前，提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概念——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临时工”：

“临时工”只来五分钟，在国际舞台上秀一番，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普京所言非虚，近些年来国际政坛上大量的临时工上蹿下跳，前有政治生命不比生菜保质期的英国首相特拉斯，后有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美国议长麦卡锡，至于懂王的奇谈暴论咱们就不提了。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

阿根廷总统候选人米莱（Javier Milei）称一上任就会废除央行，称“阿根廷央行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

这位就是“网红型政客”。

欧美系政坛人物屡屡有惊世骇俗的言论，这其实很不正常。

过气政客大放厥词来吸引眼球本不足为奇。可问题就在于近年来这些人屡屡得势，如同一阵风一般真的把自己疯狂的想法付诸实践，然后弄出一地鸡毛后扬长而去，这又是为什么呢？

改革与革命，是一个社会曲折向前必须经过的两个阶段。

如果这一个阶段一个社会天时地利人和俱在，那么通过改革社会就可以“无流血”前进，社会付出的代价在可承受之内。

但如果一个阶段一个社会没有那么幸运，那很多时候就需要通过武力革命的方法，通过暴力选举产生生命力最强的家族或者政党继续前进。

现在欧洲诸国的源头，应该能够追溯到日耳曼诸蛮族毁灭罗马后建立的欧罗巴诸国，这些蛮族呢确实是字面意义的蛮族，除了一身常年打劫练出来的勇力以外其他乏善可陈，有罗马的时候，不需要日耳曼人主事，没钱就找罗马要，不给就抢。可等他们实现了最终的目的，攻入罗马城，站在罗马斗兽场门口，一个问题就摆在他们面前。

“日子该咋过？”

相对落后的民族（技术、社会层面，中性词）毁灭掉相对先进的民族（同上）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是常态。因为人也好，民族也好，其实都是周期性前进的，先进的民族也有虚弱的时候，落后的民族也有强大的时候，你堕落了，或者说正处于改革中的虚弱期，被人趁虚而入了，那就完蛋了。

按照蒙古谚语来说就是：大马犯了迷糊，小狼也能把他咬死。

但是当后继者站在失败者的尸体之上，当他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就会自发地学习原来的经验。

日耳曼诸蛮族拥抱了一神论的基督教，这个脱胎于犹太教的新宗教在欧洲大陆生根发芽。但由于实在搞不定金融、税收等专业问题，欧罗巴诸国在相当的时间选择将财税外包给犹太人，这也开启了千年间欧洲诸国与犹太人的相爱相杀。这点和蒙古人启用色目人并无二致，当年蒙古人也是靠蛮力统治，搞不定税收财政，所以把这部分工作“外包”给了色目人，这就是“包税制”：税务官负责区域内的征税工作，他们交够国家的份额，剩下全是自己的。可想而知当时的包税人有多招人恨。

在政治制度上也对罗马进行模仿，大搞贵族共和制，通过血脉、权势、财富等筛选出少数精英围着圈讨论成为中世纪政治的典型样板。

然而由于欧洲毕竟是蛮族灭亡了罗马，所以跟中国的五胡乱华一样，在后续的漫长岁月中也陷入了黑暗期。

中世纪的时候整个西方的状态就是“比较颓”，公元七八世纪开始的阿拉伯大征服运动， 基本上把西方的势力赶出了近东地区，古罗马的“东方行省”都被阿拉伯人夺了去，一直到奥斯曼帝国解体，这些地方一直是西方没有能力收复的“失地”。而北非也成为了伊斯兰文明的“基地”，所以西班牙、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也一度沦陷。

13世纪蒙古横扫东欧西亚，欧洲诸国对此毫无办法，打又打不过，谴责人也不听，完全没有任何能够挫败蒙古西征的办法，只能用虔诚的祷告祈祷上帝显灵，上帝没显灵，中国人显灵了。钓鱼台南宋守军击杀蒙哥大汗，蒙古的王爷们开始回兵争夺汗位，蒙古帝国进入了四分五裂的分裂期。

黑死病也谈不上是被扑灭的，最终横扫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

所谓的文艺复兴也是类似美国登月工程这种“考古式科研”：咱们祖先希腊罗马（冒认的）也挺厉害的，咋到咱们这就只剩下打打杀杀和人情世故了呢？

这里面也可以说一下，如果将欧洲视为整体，那么付出国防成本最高的区域恰恰是今天相对最不富裕的区域——南欧和东欧，恐怕这也不是偶然。

适度的战争是文明进步的“催化剂”，但是过于频繁与过于激烈的战争“浓度”反而会让文明陷入倒退。比如如今的巴勒斯坦地区，其实就是文明倒退的典型，从21世纪倒退回了纳粹得势的时代。

贵族统治在欧洲根深蒂固，因为既没有足够的外力也没有足够的内力来驱逐代替贵族制。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是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西欧在中世纪就类似于中国春秋年间，各国的统治集团由于外部的激烈竞争，使得内部的矛盾无法聚集起足够的能量，故而一直没有机会进行中国自下而上式的“武力选举”。所以欧洲的一些贵族体制就一直延续了下来。

事实上欧洲贵族统治的遗毒一直持续到现在，直到近代迎头碰上共产主义革命才算是给了重创。

机枪还是路灯，您自己选一个吧。

比如说德国，如果从收入的角度讲，德国是相对平均的，最顶层的私营企业经理和底层的工人收入差距远远低于大洋彼岸，事实上今天打工人的“五险一金”的雏形就是在俾斯麦时期提出的，而经历过二战和苏联占领的德国对收入上的分化非常看重，堪称是欧洲平均主义的典范。

但如果从财富的角度来讲，就完全不一样了。

由于西德基本没有搞土改，英美虽然打击纳粹，但在经济领域上却没有下死手，根据德国之声摄制的纪录片《财富如何变成权力》，指出5%的人拥有德国一半的房地产（按照产值而非数量），相当的德国顶级富豪其姓氏可以追踪到神圣罗马帝国甚至是更早时期。

那就是德意志经典笑话：“你也配姓冯”。

这种世代相传的财富造就了欧美的贵族共治——平民民主的奇特制度，西方的观察家不止一次的提出过：英国和美国建设的民主制度，更多是给平头百姓一个盼头，由于贵族的大量存在和时代传承，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在事实上是隔离的。战略问题由贵族商量战略方向，在具体的实施方面可以交给底层出身筛选出的人才。延续到今天，美国的参议院老爷普遍出身高贵，人数少（额定100）任期长（6年），重点讨论战略问题，众议院大量吸收平民，人数多（额定435人）任期短（2年），主要讨论民生问题。

（和五花十色的众议院不同，参议院一眼扫过去基本都是白人，充其量有些女性而已，少数族裔数量很低）

正所谓“上院植物园，下院动物园”，西方地方自治的政治现实和各地豪强选举在我们的眼中就是一个散装国家，只不过是散的程度有区别罢了。所以西方很多事注定是做不了的，因为他们凝聚共识特别难，需要一个一个的和地方豪强来协商，内部沟通成本高的吓人。

这也是为啥欧美政党中的党鞭是第三号人物，仅次于议长和多数党领袖（如果胜选的话）。

所以欧美国家对宣传和意识形态的问题特别看重，因为除非重大的外部挑战和机遇外，整个国家极为难以凝聚共识，当然了，如果一旦他们凝聚共识，比如日本轰炸珍珠港和合力制裁俄罗斯（现代的十字军东征），也是会爆发一定的威力，正所谓阴极阳生，在长期的分散格局下形成了统一的共识，是需要极大政治能量的。比如川普就想要美国“再工业化”，但是华府的“深层政府”就把他赶了下来。美国现在需要的是“罗斯福”，但是国运只给了美国一个“墨索里尼”，这就是美国的在世界新一轮大博弈中捉襟见肘、十分吃力的原因：无法凝聚举国的力量，任何一个方向大一点的动作总有掣肘的强大力量。

大多数时候，贵族体制下的西方各国，基本上是各过各的，正所谓“一捆柴”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美贵族顶层垄断舆论，给平民阶层制造信息茧房，人为制造信息隔离，你确实可以投票可以选择，但你的选择是“被筛选的”，你怎么选你也跳不出这个圈来。而本应该贵族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比如说服役和财源，也在不断地博弈中越来越少，权利和责任不匹配，上层换谁都一个样，底层过得越来越差。正所谓：自由得一无所有。

这也是为什么西式民主制度嫁接发展中国家就处处水土不服，这个制度太偏向于强者了，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处于的地位就是弱势方，这就导致西式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屡屡水土不服。本来就处于弱势，还要被迫的开放，资源和话语权不断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这些少数人却往往和国外势力勾肩搭背，甚至有些就是国外势力本身。

如果民众要反抗，由于长期被剥夺无法形成协商机制，导致民众的反抗化为“暴民政治”，穷人一党，富人一党，看似两党争斗，其实是阶层冲突。而在选举体制下，又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就斗得天昏地暗。比如泰国就是如此。

这就导致发展中国家往往在两级摇摆，要么极左要么极右。

你说民主制度在海地失败了是特例，在利比里亚失败了是特例，在泰国失败了是特例，在阿根廷失败了是特例……

那西方不遗余力推广的民主制度究竟在哪个发展中国家生根发芽根深蒂落？乌克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泽现在非常光荣，自我感觉又重演了上千年的维也纳、波兰的欧洲之盾的操作。

其实有一个看起来还可以的例子，那就是印度。但是印度实在是不好吹，所以印度的强大就一直存在于西方的舆论媒体上。一遇到中国，就现了“原形”。

西式民主制度没有让发展中国家每一个人满意，但多年运行下来已经成功的让发展中国家每一个人都不满意。而且只要不解决制度的根本问题，谁上台都没法让人满意。

如果说中国历来就是“大众之国”，那么西方就可以说是“寡头之国”。在中国即便是武力最充沛的帝王，也会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成大戒（李世民）。社稷为重君为轻，民为本，这些大众政治的原则基本上是从几千年前一直贯彻至今。每当中国开始走群众路线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王者归来、天下归心的时候。比如清政府覆灭后，军事寡头建立的北洋政府、买办资本建立的蒋记国民政府，在国际上都羸弱不堪，受尽屈辱，就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办法从人民大众处获取“能量”，但是确实打造了一大批有着神话光环的“文化贵族”——民国大师。但是新中国自一建立起就与众不同，不但能力抗美苏，还可以自行研发出两弹一星，文治武功都在世界上都是自成一极。这就是因为新中国的力量来源是人民大众，这就使得中国重新回到了汉唐之势。

但是人之蜜糖，我之砒霜。对于西方来说，人民路线恰恰是他们万万不能走的，每当他们想要运用大众力量的时候，往往是面临极大损失的时候。

世界在进入了21世纪后，信息革命要了西方的命。君不见，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只有中美两家存在，其他欧洲的小国寡民基本上无缘于此。信息壁垒的被打破，使得贵族代议制的重要壁垒被突破了。原本西方的普选代议制体系，是可以通过垄断舆论媒体来构建一个“政客防火墙”的，可以在纸媒时代通过几家报刊媒体的“联合封杀”，就把那些试图利用大众情绪的政客隔绝在主流政坛之外。他们在候选人的生成上，可以搞“察举制”，让国内的主要势力来“点将”，而后再由民众在小圈里选一个：随便你怎么选，能选出向着你的算我输。但是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互联网可以迅速放大某个极端的声音，可以把短期情绪无限放大，于是一些走“网红”、“大V”气质的政客们就破土而出了。

这就是目前西方政客们击破下限言行的政客层出不穷的原因，是他们中要么是某些利益团体的代言人：选你上来就是传声的，鹦鹉要是会说话干这个位置比你强；要么就是抓住了社会不满的情绪：迎合被制度抛弃的选民，只要为了一张选票，啥事干不出来。

而且选举民主制度设计出来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出现新媒体的情况，越是“出挑”的言行就越吸引眼球，越是极端的情绪越可以让社会形成共振。而只要共振过强，就足以击穿上百年间形成的政治隔离机制，即政坛“保险短路”。于是就会出现大量的、不按套路出牌的，忽上忽下的政治人物。

一群“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的表演型人格粉墨出场，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再加上世界进入萧条期，大量的人口处于实际失业状态（即使有工作，也有大量空闲时间），一方面挣不到钱很不开心，一方面网络上寻找安慰或解脱，反体制的极端言行就拥有更多的市场，短期利益成为政客唯一的目标，这就导致国际政治舞台上充满着“临时工”，自然国际政治的水平也就充满了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历史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只有逆流而上的人，才是真正的主角。沧海横流，方现英雄本色。责任与权力是一体的，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临时工”们注定是匆匆过客，只有负责任且规略长远者，才是未来世界权力的核心所在。而这一点，在勇于刮骨疗毒走群众路线的中国，是有着机制性保障的。

当世界形势的齿轮又转到了“人民战争”与“大国竞争”的相位，华夏文明在信息时代的组织实体——新中国，注定要在四个自信当中恢复“世界权力按劳分配、世界人民众生平等”的天道平衡。因为在日新月异的生产力发展面前，在越来越强的人工智能面前，无论什么样的“政治正确”，无论什么样的“深层政府”，都不过是失败者找的借口罢了。没有社会化大生产本领的国家，没有大一统组织能力的社会，最终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陪衬：世界不需要分裂，人类不需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