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雁栖湖路书 | 2008年

十几年前，高德还不是导航，媳妇还不是孩儿她娘，凯立德一年一更（？）每次去京郊自驾游都得上网找驴友自制的“路书”，然后“按图索路”的小心往前开，哪像现在只要说一句“小德小德带我去神堂峪”就行了。

在遥远的民国时代，大家们的通信里，也经常出现详细而繁琐的路书，唯恐朋友找不到地方。有纯文字的，还有图文并茂的。先看看弘一法师这书画高手来画的路书吧。

️ 弘一法师

永兴里

狄思威路口永兴里底

️ 永兴里路书 | 为刘质平去访李园净所绘

黑红双色图，图文并举，法师心思细密，唯恐好友找不到。当时应该在编印《清凉歌集》期间，李园净熟通印刷，所以数次遣人寻其所。

柏庼居士慧览:……上海石印书局，倘仁者有素识者，固善，否则乞与李圆净居士商之，彼必能尽力辅助也。李居士寓上海狄思威路口宝安路永兴里底，乘公园靶子场电车可到狄思威路口。或先与函商亦可，云由余介绍可也。演音疏旧十月十八日［1932］

李园净，广东三水人，中年在家学佛，法名圆净。著有《佛法导论》、《护生痛言》，参与过《护生画集》的编辑工作。

一九二零年二月，弘一法师在杭州虎跑寺驻锡，早年至交杨白民要来访他，于是写了路书，没画，但是连打车费多少钱也交代清楚，说“散步”实在是怕杨白民客气：

✉️……艮山车站至庵二里，石板路，问人皆知所在。若坐人力车，费在一角上下。若能预示一函，订准来杭日时，音届时可至艮山站奉迎，借以散步。

延定巷

城内弼教坊银锭巷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九日，时弘一法师在温州，上面提到的李圆净居士要去找“湛翁”求字，法师写了详细的路书，生怕从上海大老远跑杭州去扑个空：

✉️……彼寓延定巷旧第六号门牌内。如唤人力车，乞云：“城内弼教坊银锭巷。”因延定二字，常人不知也。往访之时间，宜在上午七时至七时半之间，迟恐彼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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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一浮 | 1883-1967

马一浮，号湛翁。二十岁寄居杭州圣因寺时，即读完了文澜阁藏的《四库全书》三万六千卷。李叔同对丰子恺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学术界习惯把马一浮和熊十力、梁漱溟称作新儒家“三圣”。

他还是李叔同出家的引路人。在李叔同1917年给刘质平的一封信里说：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

写这封信的时候，弘一法师、马一浮和丰子恺三人正在合作《护生画集》，丰子恺画画，李叔同作诗，马一浮题写，马老时居杭州延定巷。

✉️ 湛翁喜题深奥之名字，为常人所不解，于流布颇有妨碍……子恺之画，朽人与湛翁之字，皆非俗人所能赏识……湛翁向不轻为人撰文写字，朽人数年前曾代人托彼撰写，至今未就。此书题词，如至九、十月间仍未交来者，则改为由朽人撰写。

伏龙寺

门首上山之路，略绘如上方

️ 伏龙寺路书 | 1932年

这个路书只有落款没抬头，所以不知道是写给谁的，但是图文并举：

坐轮船统舱，到海️边换乘火车，步行上山⛰️宜穿草鞋，累了有凉亭⛩️，行李暂时寄存

已经达到千叮咛万嘱咐的地步了，应该是位关系亲密的朋友。

清晨在江北岸，乘“镇江”轮船。或云八时开，或云六时开，乞预早数日询问宁波三北公司可也。其码头似在永川附近。至龙山，统舱六角，甚舒适。

到龙山海边，约十二时前，即乘火车（仅二里无票），致龙山三北公司门首，由此步行上山五里，即到伏龙寺。

山岭甚高，如出行者宜着布底鞋或草鞋。

由公司门首上山之路，略绘如上方……之记号，即是行路之线。

近山顶有凉亭，可以休息。公司门首有轿否？不知其详。即有者，亦是元宝篮耳。如携带物件，乞存在伏龙寺下院，俟翌日嘱工人往取。公司至下院甚近，不足半里。

至下院时，乞交老媪收至妥。下院中仅彼一人看守。

（下山坡后，即至伏龙寺，由后门入。门首无字）

谨达，不具。

音启

三月十六日

中山大学

雇郊区三轮车直达

️ 清华国学院 | 2001年，陈丹青，布面，油画，从左至右：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题识：陈丹青2001（正面）；陈丹青2001《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背面）

说到陈寅恪和吴宓，那就必须再一次祭出陈丹青的这张画了。

该作品创作于2001年，是陈丹青为庆祝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所作。同时，这也是他任职于清华大学五年中唯一的大幅作品(187×223cm)。2012年嘉德秋拍上2070万元成交。

五人在画面上一字排开，这也是陈丹青的典型构图之一。它突破了西方惯用的焦点透视，人物参差分布，大体呈浅V形分布。梁启超作为年龄最长者，身着蓝灰色长袍马褂站在最前方，神态泰然坚定;身着白色西装的赵元任单手插入裤袋，显得富有涵养而潇洒幽默;王国维身着棕色长袍马褂，双手盘插在袖筒之中，上身微向前倾，淡泊忧心之神尽显;陈寅恪之孤忠严谨尽在其一袭青袍和书本的呼应之中;吴宓面带浅笑，双手背后，配以黄灰色的长袍更显得儒雅而真性情毕露。

陈丹青：民国范儿并不单指权贵，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民国前后出来举事的家伙，敢作敢为，有豪情，有胆气。成败不论，忠奸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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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说路书，1961年，吴宓要去广州旅游，奔陈寅恪去的，陈寅恪给老哥们写了详细的路书，包括三轮和公交，还交待了食、宿须知，以及派闺女前往接站：

雨僧兄左右：七月卅日来书，顷收到，敬悉。因争取时间速复此函，诸事条列于下：

一、到广州火车若在日间，可在火车站（东站及广九站），雇郊区三轮车直达河南康乐中山大学，可入校门到大钟楼前东南区一号弟家门口下车。车费大约不超过二元（一元六角以上）。若搭公共汽车则需在海珠广场换车。火车站只有七路车，还需换十四路车来中山大学。故搭公路车十分不方便。外来旅客颇难搭也。若搭三轮车，也要排队，必须排在郊区一行，则较优先搭到。故由武汉搭火车时，应择日间到达广州者为便。岭南大学已改称中山大学。

二，弟家因人多，难觅下榻处，拟代兄别寻一处。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餐弟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冼玉清教授已往游峨眉矣。

三，弟及内子，近来身体皆多病，照顾亦虚有其名，营养不足，俟面谈。

四，若火车在夜间十一点到广州，则极不便。旅店由组织分配，极苦，又中大校门在下午六点以后，客人通常不能入校门。现在广州是雨季，请注意。夜间颇凉，敬请 行安

弟 寅恪 敬启

1961年8月4号下午五点半

就算这样，还是不放心，怕吴宓“儿童相见不相识”，又给刘永济写信，再嘱咐一下：

✉️ 请转告雨兄，在汉上火车前二三日用电报（因郊区电报甚慢）告知何日何时乘第几次车到穗，当命次女小彭以小汽车往东站（即广九站）迎接。因中大即岭南旧址，远在郊外，颇为不便。到校中可住中大招待所，用膳可在本校高级膳堂。小女在成都时年十余岁，雨兄现在恐难辨认，故请在出站门处稍候，至要。【1961.8.8陈寅恪致刘永济】

·之前西南联大时期，大家都住在乡下，住房紧张，旅馆更是没有，也经常有友来投奔，陈寅恪不忍使其打地铺就找朋友借行军床应急：

✉️ 前承借用之帆布床，因有客来投宿，不知尚可短期再赐借一用否？【1944.9.5陈寅恪致闻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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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研究院主要成员 | 1925年，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清华学校研究院，于1925年成立，时逢清华学校停办中学教育改办大学，吴宓为主任。初设国学一科，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李济为讲师，因只设国学一科，故一般称之为国学研究院，与大学部、留美预备部组成清华学校三个教学部分。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皆是当时知名的学者，称为“四大导师”。但也有人对此提法提出质疑，李济虽为讲师，亦为导师之一。

清华校长曹云祥请胡适主持研究院，胡适自认为非一流学者，不配当研究院导师。他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章太炎辞而不就。梁启超向曹云祥推荐了陈寅恪。

️ 国学研究院素描画稿 | 2001年，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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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先给大家讲一件小事情。去年（指2001年），我受命给清华大学九十年校庆画一幅大画叫作“国学研究院”，画面上的主角是七十年前创办国学研究院的五位前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

为了收集素材，我去清华大学校史馆询问研究院故址在哪里，馆员都说不知道。我急了，于是在校园内王国维自沉碑周围特意先后询问十几位年龄在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师或职员，结果呢，不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本校有过这样一所研究院，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清，并复述“国学研究院”这几个字——

“什么？‘博学研究院’？”他们一脸茫然，掉头走开。

一晃五十年过去，国家忽然想起“人文传统”、“国学研究”这些字眼，忽然要来纪念“国学研究院”，忽然要来做今天这样的“人文大讲堂”——所以不但是我，连国家也常常失去记忆的。

02

二十年前，我为什么去到纽约？不是为了移民、发财，而是为了到西方开眼界，看看油画经典的原作。当我走进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上下古今的西方油画看也看不过来，可是没想到就在那里，我从此开始了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启蒙，认清了我们民族从上古到清末的艺术家谱：在纽约、波士顿、旧金山、华盛顿，伦敦与台北故宫，我所看到的中国艺术经典，竟是我在中国大陆所能看到的上百倍，而且十之八九是精品。

那么，中国大陆的艺术珍品和大量文物还剩多少？放在哪里？仅以北京为例，据故宫古典书画文物鉴定家单国强先生说，故宫所藏书画约有九万多件，他任职三十多年来，仅只看过其中的三分之一，而1949年迄今，故宫展出的书画总量不超过一万件。照此说法，中国人不出国境，就应该看得到大量炎黄祖宗的艺术品，从美术馆得到美术的常识，由美术史牵连文化的记忆。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财，缺乏太多设备，更主要的原因，我们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些事情上面。要好好清理国宝，以今日世界的高水准永久陈列，还不知道要过多久。

单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齐白石老先生。齐先生去世后，他的手稿、草图和晚年的精品，全都捐献北京画院，几个月前，我有幸亲眼看到这批珍贵的文物，总有上千份吧，居然还像半个世纪前那样，以最简陋的方式，就像我们家里收拾早年的信札账单那样，折叠着，放在旧信封或破烂的塑料袋里。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没有这笔闲钱，也没有心思好好整理，装婊，展示，还幸亏靠着画院保护着，珍藏着，动也不敢动。

中国只有一个齐白石，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画家，可是与他差不多年龄上下的西方画家，譬如长寿的毕加索，在法国西班牙两国不知有多少纪念馆，故居，美术馆，专门陈列他的每张纸片，早死的凡·高，则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公园里占有一座面积很大的个人美术馆，朝拜者每天络绎不绝。凡·高生前冷落，死后享受世界声誉，然而齐先生生前就被国家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可是今天，人民还是没有地方去看一眼人民艺术家的画。

03

两个月前，我在纽约买到电脑精印的几份珍贵手卷：晋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北宋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北宋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北宋李公麟的《海会图》，清代王原祈的《辋川别业图》，清代顾见龙的《春宵秘戏图》。

人但凡得了宝贝，忍不住要显宝，我就捧着手卷给学生去上课，大家看呆了，别说没见过，就是听也没听说。上个礼拜，我又捧去给母校的老院长靳先生，新院长潘先生，还有老师兄老同学看，看过之后，靳先生一人就订购了其中四套，而潘先生说五月访纽约，要代中央美院买一批回来，用于教学。

这就是我们高等美术学院的“人文”现状：我们要到国外去买民族艺术经典的复制品，假如不买，我们连这复制品也没得玩。

可是以上手卷只是中国艺术的沧海一粟。大家知道不知道，除了欧美数百座重要的美术馆，全世界评选出十大美术馆，现在，我来念一念：

梵蒂冈美术馆

法国的卢佛宫美术馆

英国的大英博物馆

俄国的冬宫美术馆

西班牙的普拉多美术馆

墨西哥的马雅美术馆

美国的大都会美术馆

埃及的开罗美术馆

德国的柏林美术馆

土耳其的君士坦丁美术馆

偌大的亚洲，没有，一座也没有。

04

前面说到故宫，公元1407年，明成祖下令起造紫禁城，当时西方人才刚从中世纪醒来不久，文艺复兴三杰还没生出来，所以要说我们故宫的岁数，远在梵蒂冈卢佛宫之上，可是今日的紫禁城严格说来不能算是博物馆，只是皇宫旧址，因为故宫深园的大量书画文物，就好比一座声名远扬的大饭馆，除了挂出皇家仿饍的漂亮菜单，基本上不营业，不开饭。

中国，是亚洲最大，最古老，文化艺术最丰厚的国家，我们动不动就说“上下文明五千年”，到今天，神州大地勉强符合国际收藏标准、陈列规范、开放制度与教育功能的，只有一座上海博物馆。

我们一天到晚说“世界”、“世界”，你怎样认识世界？看世界地图？读历史书？读世界新闻？读参考消息？读杂志上关于世界的报道？不是，你要真正能够感性地，全面地，实实在在地了解世界，应该走进美术馆。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想出很多法子来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革命救国，等等等等，可是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大声呼喊："美育代宗教"，他把美育提高到宗教的高度，他清楚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传统宗教意识，但他认为"美育"是有可能的，比宗教还根本，还有效。但是，"美育"的最高标准和最起码的条件，是要有国家美术馆。可惜在蔡先生的时代，国家不断打仗，国民政府把故宫的国宝装了几百几千箱，从抗战烽火到退守台湾，运过来运过去，六十年代才弄出台北故宫博物院。

大陆这边呢，快要一个世纪过去了，蔡先生的理想有没有实现？他这句话的涵义，他这句话本身，又有多少人记得？要说"美育"，我们今天出了个所谓"五讲四美"，层次很低，不过是要有礼貌，守规矩，走横道线，别随便吐痰之类，无非说明我们的社会五不讲，四不美。

我想，要是我们全国大城市都有以上所说的大型国家美术馆，情形不至于这个样子。我在国外十多年，就眼看有自己美术馆的国民，与没有美术馆的国民，很不一样，大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西方人似乎知道"魂不附体"这句古谚，他们精心留存着西方乃至世界文化的"体"，只要"体"还在，所谓文化"魂"，就有个依附之所，要我说，文化艺术的"体"，就是美术馆。

参考资料：

《陈寅恪书信集》三联

《李叔同书信集》中国致公出版社

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