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白崇禧率桂系大军狼狈逃回广西，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11月6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第四野战军与二野第四兵团配合作战，对白崇禧集团展开摧枯拉朽的追歼战。
根据战略部署，我军兵分三路进军广西。
西路为四野38军、39军，主要负责歼灭湘南与桂北交界处的国民党军，然后南下广西西部；
南路为二野四兵团的三个军，从广东西进广西南部沿海，防止白崇禧部退入海南岛；
中路军第12兵团第40、第41、第45军缓慢尾追国民党军，待西南两翼的大合围完成后，再从中路实施猛烈突击，聚歼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
几路大军犹如猛虎下山一般，冲入广西境内，白崇禧大军根本就挡不住。
至11月底，西路38军、38军已经从侧翼完成包抄，还切断了敌人撤往贵州的通道，中路大军也解放了广西桂林。
时任38军军长的李天佑率部在桂黄公路上一路突进间隙，还抽空去了一趟界首湘江，回来以后便心情沉重，夫人杜启远一直到晚年还记得当时的场景：
“他去了界首湘江，回来的时候就看到神色很沉重。他就说在那里打了一仗，打的那一仗太残忍了，他说他的几个主要的干部都牺牲了。那天晚上他就没吃好饭。”
一38军一路高歌猛进追击敌人，让李天佑不自觉的想起了十多年前，他率领红五师在湘江阻击桂军的艰难经历。
湘江之战是红军踏上长征路后，打的最惨烈的一仗，尽管之前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也有不少损失，但是唯独在湘江一战，红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这一战也促使许多红军指战员产生思考，并为后来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由湖南省南部向广西北部进军，蒋介石下定决心要消灭我军，于是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共77个团分五路专事“追剿”；并令桂军5个师在全州、兴安、灌阳等地阻击红军；令粤军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阻止红军南下；令贵州省“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湘黔边堵截，总兵力近30万人。
如果按照蒋介石原定的计划，我军在未克服“左”倾错误影响下，必然难以幸免。
可看似蒋介石调集了众多兵力围剿红军，但实际上我军在当时是有很大运作空间的。追击的敌军中，除了何健对我军下死手，其他各路军阀都有各自的打算。
蒋介石存了一石二鸟的打算，既又消灭我军，又能同时处理了地方军阀特别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
当时，我军正面遭遇敌粤桂军围堵，大战即将爆发，然而白崇禧却看出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
白崇禧心里很清楚，不管我军去哪儿，目的一定不是进入广西境内，既然不进入广西境内，自然也就影响不到他们的统治，他最担心的是，薛岳挤进广西地界。
于是，白崇禧把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了防备薛岳进入广西，至于湘江地区的防御，则故意让开一个口子。
白崇禧对红军的战略是“不击头、不打中，只击尾”。
不仅仅是白崇禧，当时各路军阀，除了何健下死手追击红军外，各路军阀都采取的是“送客式追击，敲梆式防堵”，就连薛岳也对追击我军不上心，他计划是等我军与桂军、湘军血拼后，坐收渔翁之利。
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红军加快些速度，是可以轻松自如的借道广西境内转移的。
可由于红军当时采取的是搬家式转移方式，什么坛坛罐罐都带上，极大的影响了行军速度，导致了敌人各路大军迫于蒋介石压力，不得不严阵以待。
本来白崇禧已经让开了全州、兴安，可因为红军行军过慢，何健的湘军追上来后，重新占领了全州，导致了红军不得不背水一战。
为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及后续军团渡过湘江，红1、红3军团奉命在桂北湘江两岸的新圩、脚山铺、光华铺等地区，构筑工事，阻击国民党军。
1934年11月26日，惨烈的湘江战役开始了。
二湘江战役开打当天夜里，李天佑、钟赤兵率领红五师抵达广西文市附近的雷口关。而雷口关以北距离一公里处就是永安关。
这里是湘桂两省的交接地带，李天佑并不陌生。
李天佑自己就是广西临桂人，曾当过李明瑞的警卫员，后来又跟随部队参加了百色起义，被编入红七军。
当年红七军转战湘桂黔数省作战，在敌强我弱之下，不得不向湘赣苏区转移，李天佑带着特务连作为前锋，曾一口气打过永安关。
想不到时隔多年再来，红军竟然会是如此境地。
可容不得李天佑多想，上级的命令就过来了。
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三军团要在灌阳到界首构筑防御阵地，掩护中央纵队过湘江，李天佑得到的指示是，立刻率红五师赶到灌阳新圩阻击敌人，而且他们收到的是死命令：
“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至4天。”
接到命令的李天佑深感责任重大，立即率部出发。
李天佑有预感，接下来会是一场生死战。
红五师原来下辖三个团，不过当时13团归军团部直接指挥，因此新圩阻击战，红五师实际上就只有两个团3000多人，而根据情报显示，桂系猛扑新圩的是两个师七个团，总兵力1.4万人。
这场战斗一开始就不是势均力敌的。
况且红军是一路行军过来，疲惫满身，弹药不足，而桂军两个师是齐装满员。
1934年11月28日，桂军44师向红五师发动猛攻。
考虑到弹药奇缺，而且多是近战武器，李天佑决定发挥我军特长，尽可能的把敌人放近了再打，双方一开始交手，就呈现出白热化的特点。
在敌人的炮击以及猛烈机枪扫射下，红五师出现了很大的伤亡，但几次打退了敌人猛扑后，红五师仍然牢牢的屹立在阵地上。
桂系部队都是狠惯了的角色，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能打的部队。
时任桂系15军军长的夏威接到下属报告，震惊的不能自已，随后他立即派人去打听，守新圩的是哪支部队，后来得到回报，是红三军团红五师。
夏威点点头：
“彭德怀真是个强敌，红三军团的确不好惹！”
前线胶着的战况，让亲临灌阳指挥的白崇禧也感到很心惊。
白崇禧倒不担心眼前的红军如何如何，他担心的是，此战如果拖延下去，蒋介石的中央军趁机挤进广西，到时候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绝不能让红军在广西滞留过久。”
三事实上，就连对面的桂军也发现，这块阵地难啃，而且他们注意到了一个点，就是对面红五师中，竟然有不少广西人，甚至还有熟人。
这也难怪桂军感到熟悉，因为李天佑的红五师原本就是来自于原来的红七军，经过经历了多年作战整补，但部队里广西人还是有不少，双方只要一喊话就能听出来、
“对面红军是哪个部分的？”
焦急的白崇禧打电话给前线的夏威。
夏威如实回答：
“是彭德怀部第5师，师长李天佑、团长黄冕昌等很多官兵都是广西同乡，打得很顽强，简直是拼命三郎。”
值得一提的是，白崇禧曾见过李天佑，那个时候李天佑还只是李明瑞身边的警卫员，只是没想到多年不见，这个小小的警卫员竟然成为桂系的大敌。
“怎么搞的，你这桂军老军长，连当年的勤务兵都打不过吗？”
夏威受到白崇禧批评，也不敢吭气，要知道他手里可是有两个师的兵力，如果这还打不下对面一个残破不全的师，那他这个军长也就不用干了。
白崇禧在电话里告诉夏威：
“从明天起加派飞机支援，把预备队第24师和第7军独立团也全部投入战斗，轮番冲击。”
李天佑处境更加艰难。
从11月29日开始，红五师新圩的阵地上便遭到敌人飞机狂轰滥炸，我军并没有足够的资源修筑坚固的工事，就只能顶着敌人的炸弹扎根在阵地上。
李天佑最想问的，不是敌人什么时候能停止进攻，而是中央纵队什么时候能过湘江。
打到最后，桂军开始出歪招，他们派人在阵前喊话：
“共军兄弟们，广西人不打广西人，你们还是投降吧，你们的妻儿老小都盼着你们回家哩！”
可我军阵地上并没有人回答，大家都在抓紧难能可贵的时间休息，恢复体力。
至11月29日，桂军轮番进攻，仍然没能啃下李天佑的阵地，但与此同时的是，红五军伤亡也很大。
红十五团团长白志文（开国少将）、政委罗元发（开国中将）负重伤，十五团三个营中，两个营长牺牲，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负重伤，仍坚持不下火线，最终牺牲在阵地上，政委毛国雄身负重伤。师参谋长胡浚到第十五团接替指挥，在组织部队反击时也牺牲了。
11月30日下午4时，李天佑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中央机关及军委纵队已全部渡过湘江，第五师撤出战斗，将阻击任务交给第六师。”
至此，李天佑终于长长的舒了口气，只是望着眼前残阳如血、尸横遍野的战场，李天佑实在是高兴不起来。
新圩一战，红五师伤亡惨重，撤下阵地后仅剩1000余人，大量的营、连、排干部伤亡，部队几乎被打残了。
不过，湘江一战，又何止是一个红五师呢！
解放战争末期，李天佑途经界首，还特意去看了当年的战场，他在晚年回忆录《红旗飘飘》中，还记录了当时的场景：
“当晚，我立即找到几位年长的老乡，谈起了当年。这些老乡们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红军战斗、渡江的情景……我们一道从今天的胜利谈到过去的日子。一位老人很风趣地说，当年广西军十几万人围着你们打，也没有消灭你们，现在你们一下子消灭了他们，打到他们老窝了。是的，经过长年的艰苦斗争，我们胜利了。可这一夜，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这偶然的历史的巧合，把我带到了当年掩护党中央渡湘江的战场上。”
1970年，已经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在广州留园偶遇李天佑（于同年9月27日去世）还忍不住感慨：
“是你们挽救了中央“红星纵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