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李天佑率军打到广西,夫人杜启远回忆:他专门去界首走了一趟

漫步史书 2024-01-20 08:55:10

1949年11月,白崇禧率桂系大军狼狈逃回广西,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11月6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第四野战军与二野第四兵团配合作战,对白崇禧集团展开摧枯拉朽的追歼战。

根据战略部署,我军兵分三路进军广西。

西路为四野38军、39军,主要负责歼灭湘南与桂北交界处的国民党军,然后南下广西西部;

南路为二野四兵团的三个军,从广东西进广西南部沿海,防止白崇禧部退入海南岛;

中路军第12兵团第40、第41、第45军缓慢尾追国民党军,待西南两翼的大合围完成后,再从中路实施猛烈突击,聚歼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

几路大军犹如猛虎下山一般,冲入广西境内,白崇禧大军根本就挡不住。

至11月底,西路38军、38军已经从侧翼完成包抄,还切断了敌人撤往贵州的通道,中路大军也解放了广西桂林。

时任38军军长的李天佑率部在桂黄公路上一路突进间隙,还抽空去了一趟界首湘江,回来以后便心情沉重,夫人杜启远一直到晚年还记得当时的场景:

“他去了界首湘江,回来的时候就看到神色很沉重。他就说在那里打了一仗,打的那一仗太残忍了,他说他的几个主要的干部都牺牲了。那天晚上他就没吃好饭。”

38军一路高歌猛进追击敌人,让李天佑不自觉的想起了十多年前,他率领红五师在湘江阻击桂军的艰难经历。

湘江之战是红军踏上长征路后,打的最惨烈的一仗,尽管之前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也有不少损失,但是唯独在湘江一战,红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这一战也促使许多红军指战员产生思考,并为后来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由湖南省南部向广西北部进军,蒋介石下定决心要消灭我军,于是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共77个团分五路专事“追剿”;并令桂军5个师在全州、兴安、灌阳等地阻击红军;令粤军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阻止红军南下;令贵州省“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湘黔边堵截,总兵力近30万人。

如果按照蒋介石原定的计划,我军在未克服“左”倾错误影响下,必然难以幸免。

可看似蒋介石调集了众多兵力围剿红军,但实际上我军在当时是有很大运作空间的。追击的敌军中,除了何健对我军下死手,其他各路军阀都有各自的打算。

蒋介石存了一石二鸟的打算,既又消灭我军,又能同时处理了地方军阀特别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

当时,我军正面遭遇敌粤桂军围堵,大战即将爆发,然而白崇禧却看出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

白崇禧心里很清楚,不管我军去哪儿,目的一定不是进入广西境内,既然不进入广西境内,自然也就影响不到他们的统治,他最担心的是,薛岳挤进广西地界。

于是,白崇禧把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了防备薛岳进入广西,至于湘江地区的防御,则故意让开一个口子。

白崇禧对红军的战略是“不击头、不打中,只击尾”。

不仅仅是白崇禧,当时各路军阀,除了何健下死手追击红军外,各路军阀都采取的是“送客式追击,敲梆式防堵”,就连薛岳也对追击我军不上心,他计划是等我军与桂军、湘军血拼后,坐收渔翁之利。

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红军加快些速度,是可以轻松自如的借道广西境内转移的。

可由于红军当时采取的是搬家式转移方式,什么坛坛罐罐都带上,极大的影响了行军速度,导致了敌人各路大军迫于蒋介石压力,不得不严阵以待。

本来白崇禧已经让开了全州、兴安,可因为红军行军过慢,何健的湘军追上来后,重新占领了全州,导致了红军不得不背水一战。

为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及后续军团渡过湘江,红1、红3军团奉命在桂北湘江两岸的新圩、脚山铺、光华铺等地区,构筑工事,阻击国民党军。

1934年11月26日,惨烈的湘江战役开始了。

湘江战役开打当天夜里,李天佑、钟赤兵率领红五师抵达广西文市附近的雷口关。而雷口关以北距离一公里处就是永安关。

这里是湘桂两省的交接地带,李天佑并不陌生。

李天佑自己就是广西临桂人,曾当过李明瑞的警卫员,后来又跟随部队参加了百色起义,被编入红七军。

当年红七军转战湘桂黔数省作战,在敌强我弱之下,不得不向湘赣苏区转移,李天佑带着特务连作为前锋,曾一口气打过永安关。

想不到时隔多年再来,红军竟然会是如此境地。

可容不得李天佑多想,上级的命令就过来了。

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三军团要在灌阳到界首构筑防御阵地,掩护中央纵队过湘江,李天佑得到的指示是,立刻率红五师赶到灌阳新圩阻击敌人,而且他们收到的是死命令:

“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至4天。”

接到命令的李天佑深感责任重大,立即率部出发。

李天佑有预感,接下来会是一场生死战。

红五师原来下辖三个团,不过当时13团归军团部直接指挥,因此新圩阻击战,红五师实际上就只有两个团3000多人,而根据情报显示,桂系猛扑新圩的是两个师七个团,总兵力1.4万人。

这场战斗一开始就不是势均力敌的。

况且红军是一路行军过来,疲惫满身,弹药不足,而桂军两个师是齐装满员。

1934年11月28日,桂军44师向红五师发动猛攻。

考虑到弹药奇缺,而且多是近战武器,李天佑决定发挥我军特长,尽可能的把敌人放近了再打,双方一开始交手,就呈现出白热化的特点。

在敌人的炮击以及猛烈机枪扫射下,红五师出现了很大的伤亡,但几次打退了敌人猛扑后,红五师仍然牢牢的屹立在阵地上。

桂系部队都是狠惯了的角色,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能打的部队。

时任桂系15军军长的夏威接到下属报告,震惊的不能自已,随后他立即派人去打听,守新圩的是哪支部队,后来得到回报,是红三军团红五师。

夏威点点头:

“彭德怀真是个强敌,红三军团的确不好惹!”

前线胶着的战况,让亲临灌阳指挥的白崇禧也感到很心惊。

白崇禧倒不担心眼前的红军如何如何,他担心的是,此战如果拖延下去,蒋介石的中央军趁机挤进广西,到时候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绝不能让红军在广西滞留过久。”

事实上,就连对面的桂军也发现,这块阵地难啃,而且他们注意到了一个点,就是对面红五师中,竟然有不少广西人,甚至还有熟人。

这也难怪桂军感到熟悉,因为李天佑的红五师原本就是来自于原来的红七军,经过经历了多年作战整补,但部队里广西人还是有不少,双方只要一喊话就能听出来、

“对面红军是哪个部分的?”

焦急的白崇禧打电话给前线的夏威。

夏威如实回答:

“是彭德怀部第5师,师长李天佑、团长黄冕昌等很多官兵都是广西同乡,打得很顽强,简直是拼命三郎。”

值得一提的是,白崇禧曾见过李天佑,那个时候李天佑还只是李明瑞身边的警卫员,只是没想到多年不见,这个小小的警卫员竟然成为桂系的大敌。

“怎么搞的,你这桂军老军长,连当年的勤务兵都打不过吗?”

夏威受到白崇禧批评,也不敢吭气,要知道他手里可是有两个师的兵力,如果这还打不下对面一个残破不全的师,那他这个军长也就不用干了。

白崇禧在电话里告诉夏威:

“从明天起加派飞机支援,把预备队第24师和第7军独立团也全部投入战斗,轮番冲击。”

李天佑处境更加艰难。

从11月29日开始,红五师新圩的阵地上便遭到敌人飞机狂轰滥炸,我军并没有足够的资源修筑坚固的工事,就只能顶着敌人的炸弹扎根在阵地上。

李天佑最想问的,不是敌人什么时候能停止进攻,而是中央纵队什么时候能过湘江。

打到最后,桂军开始出歪招,他们派人在阵前喊话:

“共军兄弟们,广西人不打广西人,你们还是投降吧,你们的妻儿老小都盼着你们回家哩!”

可我军阵地上并没有人回答,大家都在抓紧难能可贵的时间休息,恢复体力。

至11月29日,桂军轮番进攻,仍然没能啃下李天佑的阵地,但与此同时的是,红五军伤亡也很大。

红十五团团长白志文(开国少将)、政委罗元发(开国中将)负重伤,十五团三个营中,两个营长牺牲,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负重伤,仍坚持不下火线,最终牺牲在阵地上,政委毛国雄身负重伤。师参谋长胡浚到第十五团接替指挥,在组织部队反击时也牺牲了。

11月30日下午4时,李天佑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中央机关及军委纵队已全部渡过湘江,第五师撤出战斗,将阻击任务交给第六师。”

至此,李天佑终于长长的舒了口气,只是望着眼前残阳如血、尸横遍野的战场,李天佑实在是高兴不起来。

新圩一战,红五师伤亡惨重,撤下阵地后仅剩1000余人,大量的营、连、排干部伤亡,部队几乎被打残了。

不过,湘江一战,又何止是一个红五师呢!

解放战争末期,李天佑途经界首,还特意去看了当年的战场,他在晚年回忆录《红旗飘飘》中,还记录了当时的场景:

“当晚,我立即找到几位年长的老乡,谈起了当年。这些老乡们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红军战斗、渡江的情景……我们一道从今天的胜利谈到过去的日子。一位老人很风趣地说,当年广西军十几万人围着你们打,也没有消灭你们,现在你们一下子消灭了他们,打到他们老窝了。是的,经过长年的艰苦斗争,我们胜利了。可这一夜,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这偶然的历史的巧合,把我带到了当年掩护党中央渡湘江的战场上。”

1970年,已经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在广州留园偶遇李天佑(于同年9月27日去世)还忍不住感慨:

“是你们挽救了中央“红星纵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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