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人杰
当国内汽车沉浸在价格战、口水战的漩涡中越陷越深时,跨国车企之间的合纵连横渐入高潮。
最新的爆点是,10月最后一个周六,丰田章男时隔12年后再次飞往韩国。名义上是参加他和现代集团会长郑义宣策划的赛车活动。他们也的确出席了次日举办的该活动,章男还拉着义宣,驾驶Yaris WRC赛车秀了一把漂移。这个姿态引人注意,标志着两大巨头找到了新合作方向。
活动现场,现代和丰田都展示了多款创新车型,且都包含氢燃料概念车。
多重多边合作
周日举行的会议上,双方果然同意在氢燃料电池车、人形机器人开发商合作。后者有和马斯克别苗头的意思,前者则意在形成多方联盟。
9月下旬,通用汽车CEO玛丽·芭拉与郑义宣会谈,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备忘录。不同的是,通用和现代合作的范围要大得多,涉及研产销链条、电动平台分享技术,联合采购,尤其是制造电池的关键材料上合作。氢燃料电池也在合作的范围内。只不过,通用方面似乎对商用车的氢应用更感兴趣。
丰田与中国系列伙伴,以及在华建立的氢燃料电池生产线,主要供应氢燃料电池商用车。
现在的局面有意思,各方在日韩市场谈的主要是氢能乘用车,而中美市场瞄准的是氢能商用车。这是由市场环境、资源禀赋、地理条件,以及产业走向共同决定的。
全球氢事业处于低谷
时至今日,氢能市场(不分商乘),在所有国家都是政策市,即没有财政补贴,就没有购买力。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真正的商业市场。而且,由于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趋弱(中美两大经济引擎都有各自的问题),政策之手更倾向于凸显现实性。简单说,就是电动占据了扶持政策的核心。政策期望对氢能的支持,逐渐转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接手。现在中国有了一些迹象,但转移的还不够坚决,原因自然是氢能车的商业价值尚不明确。
中国在2023年刚刚成为最大的氢燃料汽车(包含氢电动汽车和FCEV)销售市场(6000辆,同比增44%),而同年韩国则从1万辆的级别上掉到5012辆。
从全球角度,氢燃料汽车市场在2022年见顶(20704辆),2023年同比滑落20.7%。2024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34.1%,全球只有5621辆。而中国上半年2501辆(SNE的统计可能不全),虽然也下滑了17%,但全球市占率仍达到45%。韩国1742辆,同比下滑42%,全球占有率31%;欧洲、日本、美国今年上半年销量分别为594辆、440辆、322辆,市占率分别为11%、8%、6%。欧洲和日本在低基数上有所反弹,但未能左右大局。
中国的销量构成当中,绝大部分为商用车和公交车。
而乘用车厂商当中,现代今年上半年卖出1836辆,同比下降42.6%;丰田卖出1284辆,同比下降44.9%。在政策支持力度削弱后,两者情况差不多。
中国选择氢能商用车优先,也存在制约
丰田选择让渡部分专利,并向上游燃料电池生产线投资。丰田与一系列中国伙伴(包含一汽、东风、广汽、北汽、海马等主机厂,也包含国内研产学机构),都有合作。与亿华通的华丰燃料公司已经在夏天投产。
这说明丰田基本上认同中国伙伴的看法,即在中国优先发展氢商用车。9月初,78辆搭载博世氢燃料电池系统的示范运营卡车正式交付。
博世动力中国区总裁王伟良表示,“前三年,氢燃料电池的成本以每年50%以上的速度在下降,氢燃料电池商用车的TCO(全生命周期成本)已经可以优于柴油车,氢燃料电池的拐点马上就会到。”
虽然理论上加氢和加油时间差不多,但加氢站的密度和加油站的密度天差地别。国内加氢站可能为507座。广东规划到2025年建设200座,山东、江苏、河北等省规划100座左右。这是包含既有站在内的规划。每一个加氢站,投资1200-1500万元(500kg/d)。而地补也就500万元左右。加氢站和加油站不同,除了都有的加注,前者还承担氢气储存、压缩等成本。
这些规划都到位,氢能卡车也只能跑“点对点”,即在中等以上城市(高速路节点部署加氢站)之间运营,或者沿着固定线路运营。总之,场景受到限制,不能像普通柴油货车那样动辄跨省、长达数千里运输,因为沿途和目的地,不一定配备氢能基础设施。
显然,目前技术条件下,氢补能点密度,不是燃料电池供应商、主机厂能解决的问题。而乘用车更不可能拘泥于点对点路线,大型城市区域内通勤尚可,但跨城受限更多。这也是氢能乘用车销售一直无法产生类似电动车当年爆发力的原因。
基于日韩本土市场合作氢乘用车的可行性
不过,韩国和日本,国土面积都比较小,后者虽然有3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云南省),但被多个岛屿分割。短距场景下,氢能乘用车(续航比燃油车更长,Mirai续航800公里)对基础设施的依赖度一下子掉下来。因此,丰田与现代基于双方本土市场发力,还是有潜力可挖的。
两者互为对手斗了好几年。但自从氢能乘用车销量在全球范围内走低,双方每年都最多剩下几千辆销量,互相竞争意义就不大了。当务之急,是拓宽市场本身,拉更多的主机厂投资氢能车。丰田与宝马,现代与通用,现在丰田与现代的合作,都基于类似的思路。丰田愿意充当氢燃料电池供应商,以合理价格向潜在对手提供关键动力部分,这比开放专利更有价值。
基础设施的密度问题,双方都希望能说服各自政府,提供更多的支持政策,部署更多的加氢站,以及支持制氢产业。现在看,至少在中国西部由风光(风电和光伏)获得的电力,不再受到电网欢迎(火力调峰压力越来越大)。这部分电力虽然也相应部署了一些储能设施(储能电池、水力储能),但杯水车薪。既然被大电网视为“垃圾电”,不如用来制氢,可以获得“绿氢”(生产过程基本无碳排)。
有人不懂这个道理,认为这样绕个圈子(电力制氢,和直接给电动车充电相比)纯属多余。其实无论汽柴油、电池,还是氢燃料电池,都是能量的载体或者介质。绿氢已经展现了作为“终极清洁能源”独一无二的优势,用不掉的电力很难储存,不如以氢的形态存起来。前提是在附近部署加氢站(储存压缩加注一体,并避免了长途运输液态氢的麻烦)。
这样,就提供了在风光资源丰富的地方,配套加氢站,再配套氢能商用车使用需求,就可以将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集中在一起。
在日本和韩国,基于地理的狭窄,更有可能在现有技术下做到这一点。
同时,不应该局限于氢能车。丰田和现代的合作,据说也包含自动驾驶技术和垂直起降飞行器的合作,只不过后者仍是电动的。如果载荷大到一定程度,氢能垂直起降飞行器,是不是就产生新的商业价值,需要双方探索。
人汽观察:
在多基础学科尚未取得突破的时候,工程上做出重大革新的可能性不高。丰田与现代的合作还是从现实主义出发,没有唱高调。氢能事业暂时处于低谷,给双方合作提供了初始动力和紧迫感。构建有商业竞争力的使用场景,是双方愿意做且有能力做到的。这是与宝马、通用合作的不同。所有这些合作,本质上都意图做大蛋糕,寻求新的应用出路。比起过早的竞争,合作显然更具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