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枢·百病始生》:“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古有“风为百病之长”、“寒为百病之源之说，仲景一部《伤寒论》用至今日，然真正领悟《伤寒论》之宗义者，甚不尽然。“名为中风，实为伤寒。”

中医学所言的风寒和日常语言所言的风寒不是一回事，自然界的风寒和中医学中所言风寒各有所指。中医学言说的是人类的生活世界，故各种生活因素都可成为致病因素。犹如《金匮要略》所言“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这句话就蕴含了风气之中，有一种有益的风气和一种有害的风气。

中医学所言的病因就是有害的风寒。日常语言所言风寒与中医学所言风寒究竟如何区分，中医学所言的风寒究竟是一种事实？还是一个承诺？很显然人们不能证明中医学所言风寒就是自然界的风寒。

一个凭借肉身感知的时代，欲知机体内部的变化只能是“司外揣内”“由果析因”，并通过隐喻认知的方法表达出来。中医学病因病机学说就是这种认知方法下的产物。

伤寒类疾病多由寒邪所引起，《伤寒论》“太阳病”中所论“风寒”邪气，应指的是与寒邪相似的具有“收引郁闭”属性的外邪。

张仲景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基础上，复经反复临床实践，得到了以下成功的经验：“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

太阳中风是因为风寒之邪侵袭，营卫失调。桂枝汤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能解肌祛风、调和营卫。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下的模式：临床表现源于某种病因病机；方剂有效因为某种作用机理。很显然病因病机与作用机理是我们称之为“为什么”的理论部分。

“太阳病，有发热，汗出，恶风，脉缓等临床表现，名为太阳中风证。”不难看出这是对病证的一种命名，即有什么临床表现的称之为什么病，它并不涉及到因为什么。于是乎名为伤寒成了因为伤寒，名为中风成了感受风邪。

“风寒”这一概念的形成，简要而言是来自于人们的体验与联想。气候变化的风、寒人们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恶风、恶寒也是人体能够感受得到的，很自然地使人们将气候变化感受到的风、寒与人体发病时的恶风、恶寒联系起来，认为人体之所以出现恶风、恶寒是感受了自然界的风寒，并将其称之为风寒之邪。

然而风寒是对自然界的“风寒”的借用，且久借不还，习以为常。其实它起源于以下的语句：“体内之风寒”是“自然界的风寒”。但我们应该时刻清楚的是，这是一个隐喻，体内之风寒与自然界的风寒存在于两个不同的“域”。

《伤寒杂病论》所载方证不断的被后世医家所重复和验证，宋代医家孙奇、林亿等评价其疗效时称“尝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

假设现在来了一个“头痛，发热，汗出，恶风”的病人，经过望闻问切后辨为感受风邪，营卫失调，确立了发汗解肌、调和营卫的治法，为其开出了桂枝汤。患者服药后病告霍然。在此将不得不追问“头痛，发热，汗出，恶风”与“感受风邪，营卫失调”的关系。

如果“感受风邪，营卫失调”是“头痛，发热，汗出，恶风”的真正原因，那么，就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来证实它，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尚不能复制出让人感受风寒，导致营卫失调，并继而诱发“头痛，发热，汗出，恶风”的模型。

因此，我们无论多么的坚信“感受风邪，营卫失调”是“头痛，发热，汗出，恶风”的病因病机，但它真正能起的作用也只是一种解释。

悲观一点说，知道或不知道“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是因“感受风邪，营卫失调”，并不影响“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应用桂枝汤治疗的效果。

如果病因病机可以指称临床表现，证候名称也能代表症状体征，如此，同一病证的病因病机与证候名称则指向同一组临床表现。那么，中医学分别称谓证候与病因病机的目的何在呢？

中医认识病因病机的主要方法是由果析因、以象测藏、由表知里，此一系列认知活动必以“取象比类”为基础，它是一种隐喻认知。一个好的隐喻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新的疾病，引导我们探索未知病因。

中医学 “司外揣内”推理方法应用的前提是———“有诸内者必形诸外”。方证相应的理论，其有效性来自于据象以辨证的象思维模式，即辨证过程所依据的均为表现于外的各种象即四诊所获得之“象”，与中医理论之“象”即阴阳之象、五行之象、藏象、经络气血之象、疾病证候之象、方药学之象等等相联系，终致它们各自所涉及的“象”关系结合网络成一体，最终达到方证相应的目的。

中医认识疾病的独特之处在于“因发知受”，即通过分析一组有内在联系的症状、体征，来推测内在病变机制。如据临床表现认为这组临床表现由“风寒”所导致，更确切地说，这组临床表现类似于自然界的“风寒”引发的一系列现象。

中医学所应用的语言是一种自然的语言，这种语言大多是来自于对日常语言的一种借用，从这点上来看中医语言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中医学逻辑是一种旨在发现而不重证明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