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上甘岭》由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56年底摄制完成。但它的酝酿则开始于林杉1953年的朝鲜之行。

1953年10月，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刚刚签订完毕，时任中央电影局艺委会秘书长的林杉（编剧）随同以贺龙为首的第三届祖国赴朝慰问团到了朝鲜。

在两个多月的慰问活动中，直接触动林杉创作冲动的，是他参观了一个纪念志愿军出国作战3周年的展览。

在展出中，当参观者拥挤到一座标有“上甘岭战役规模与作战情况”的模型前面时，林杉身边站着的一名双颊鲜红、约有十八九岁的青年战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用动人而朴素的语言，向参观者介绍战友们如何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坑道斗争，终于使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取得了最后胜利……

此时，林杉觉得全身的血液沸腾起来，心头顿时涌动起了要在银幕上展现他们英雄风采的强烈冲动。不久，林杉回到北京。这时恰好东北电影制片厂（长影厂前身）导演沙蒙也来北京了。沙蒙听完林杉朝鲜之行的讲述之后，异常激动：“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呀！”然后又非常坚定地说：“走，到朝鲜去，必须要拍摄《上甘岭》！”

1954年的初春，东北的丹东仍然寒意逼人，棉衣还不能脱身，沙蒙和林杉准备到朝鲜去采访并体验生活。

由于他们刚从北京来，没有带自己的棉衣，考虑到朝鲜更加寒冷，志愿军首长找来战士的棉衣让他们穿上。林杉还能找到合适的棉衣，但沙蒙身材高大，想尽办法为他找了一套特大号的棉军服，但他穿在身上还是绷得紧紧的，裤管和袖管既短又窄，显出了“捉襟见肘”的滑稽相，逗得围观的战士们掩嘴而笑。

就这样，林杉与沙蒙便以志愿军战士的身份，开始了将近200天的“战地生活”，实地体验了上甘岭地区的坑道山头，与战士们同吃一锅灶、同睡一个炕，从指挥员到战士采访 57人，积累采访笔记25万字，1955年7月形成初稿，11月定名为《上甘岭》。

剧本讲述了志愿军某部八连在连长张忠发的率领下接收某阵地后，在缺粮断水的情况下坚守坑道，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打退了敌人数十次进攻，以惊人的毅力坚守24天，最终迎来大部队的反攻胜利的故事。

林杉还因此要求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做导演工作，举家迁往长春。此后，沙蒙与林杉合作，于1956年12月完成拍摄，成就了新中国成立后首部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电影经典。

《上甘岭》杀青后送到中南海放映，事后有人告诉沙蒙，毛主席看了影片后说：“这可是一部中国的影片啊。”沙蒙听后非常激动，连声说“这是最高的奖赏”。电影上映后，观众很快突破 1000万人次，创造了当时观影人数的历史记录。

电影《上甘岭》主要角色有8个：师长；8连连长张忠发、7连指导员孟德贵、一排长陈德厚、通讯员杨德才、战士毛四海、卫生员王兰、炊事员老王。

各个人物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联系，也就是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任务。这个共同任务在影片刚开始就明确了：

师部指挥所，师长拿着笔指着主峰阵地模型，给张忠发交代任务：“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边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主峰阵地五圣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五圣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上甘岭》电影分镜头剧本

坚守主峰阵地，这就是影片各个人物的主要任务，是整个影片的贯穿动作。影片从开始、展开到结尾都围绕着这个主要任务。

如何在艺术上表现上甘岭战役，不少人建议加强师指挥所这条线，显出战争的规模，写成像苏联电影《攻克柏林》这样的史诗片。但编剧没有按照这样的意见去写作，而是采取以“一个连队为中心来反映整个战役”这个创作方案。高级指挥员师长不是影片的第一主角，男一号是8连连长张忠发，张忠发是整个故事的核心。

（张忠发）这个人物既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动作，也没有大喜大悲的个人命运历程，要使他立在银幕上，走进观众的心目中，演员没有深厚的演艺功力是很难做到的。而且，这个人物塑造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影片的成败。

在电影《上甘岭》拍摄前的1954年6月，沙蒙到驻马店遂平采访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老志愿军战士，其中就有张忠发的原型张计发。

张计发： 1926年出生于河北省赞皇县，1945年参军，1947年入党，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两广解放、贵州剿匪。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战争，他共打了10年仗，负过8次伤，荣立特等功4次、一等功2次。

经过深入思考，沙蒙决定聚焦上甘岭战役中的135团7连，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来展现上甘岭战役的惨烈和战士们的顽强。

据记载，当时有领导表示过不同意见，要求作者以更高级别、更大场面来表现这次战役。沙蒙顶住压力，表现出艺术家的勇气。

1956年正式拍摄时，远在驻马店的张计发在南京一所军事院校学习。他或许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电影《上甘岭》主角之一——八连连长张忠发的主要原型。

在挑选饰演张忠发的演员时，大家自然也是研究来讨论去，显得格外谨慎。然而令大家感到意外的是，沙蒙竟然看中了在电影《暴风骤雨》中饰演赵玉林（赵光腚）的高宝成。

当时高宝成年龄已30岁，而且还是一位有着18年军龄的团级干部，而男主角张忠发的年龄设定在20多岁，两者角色反差很大，大家对沙蒙的“用人”不免有些怀疑，但沙蒙却一锤定音：“张忠发这个人物非高宝成莫属。”

其实，在电影《上甘岭》最早的剧本中，连长张忠发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影片中最大的改动之处就是张忠发这个角色。这是以上甘岭战斗英雄张计发为原型而塑造的英雄形象，在最初的人物设计上是十全十美的，他能够主动领会上级的意图，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志愿军指挥员。而后来我们看到的张忠发，性格中既有作为基层指挥员果敢严肃的一面，又有天真可爱的一面。这样，张忠发作为一个真实的独立的人物形象就很有立体感。

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沙蒙总是不断地调整剧本，最有意思的调整有两处，一处是在毛四海牺牲之后，杨德才冲了上去，用胸膛顶住了爆破筒，把火力点炸掉这个情节。这是戏的高潮部分，然而作为主角的张忠发的身影在此处却难以见到，这可让沙蒙感到为难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出现张忠发，见不到他的作用，那整个电影就不能算是成功的。

最后沙蒙巧妙地调整了剧本，把张忠发放在了掩护杨德才的位置上，这样张忠发的作用和地位就突出了。

同时在杨德才牺牲之后，张忠发身上一直背着两只军用水壶，这是胜利后师长眼中所看到的情景。就是这个镜头，使张忠发在影片中的地位和他与战友之间的感情，立即凸现出来了。

另一处调整是加了一场在坑道中抓松鼠的戏。这段戏是后来很多评论家所津津乐道的经典场景。可是当初直到电影拍摄前，还没有利用松鼠做戏的想法。在原来的剧本中，设计的是捉麻雀，麻雀飞入山洞，引起了战士们的兴趣，大家争相去抓麻雀。可是在当时的朝鲜，由于战争刚过，受环境影响，麻雀受到惊吓，十分难找。

当时，战争把松鼠的家园也破坏了，大量的松鼠无处可去，在拍戏的现场跑来跑去。恰在此时，沙蒙的好朋友、著名编剧海默来到了拍摄现场探班，他对正处在苦恼之中的沙蒙说，既然这里有不少松鼠，为什么不使用松鼠呢？一语惊醒梦中人，于是就有了战士们在抓松鼠的戏。

补拍的镜头：战斗结束，张忠发率领幸存的8个战士走下山坡。一颗大松树旁，卫生员王兰把一只松鼠放到松树上，松鼠向树顶爬去。这是影片结尾的最后一组镜头。

松鼠的安排，符合战斗的实际。在战火纷飞的上甘岭上，坑道口溜进来一只松鼠，这引起战士们的兴趣。

影片中饰演8连连长张忠发的演员高保成回忆说：“当时很多演员根本接受不了，觉得这么严肃的作品中加进去这样一场戏，不合常理。

沙蒙却说：‘拍出来你们就知道了。’”

洞顶石缝上聚着一滴水珠。毛四海走过来想要喝，但他没有接，却把松鼠捧到水珠处接了一滴。

毛四海上阵地前，把松鼠交给了王兰。战斗结束后，王兰把松鼠放到松树上，松鼠向树顶爬去……

想想这几组镜头，正是沙蒙想要传递的东西——热爱生命、热爱和平。

总之，一部成功的影片与演员表演的到位是分不开的。事实证明，沙蒙很有眼光，他的选择十分精准。

当年12月1日，电影公开上映。次年3月，《解放日报》记者谷苇到南京采访张计发时，张计发眼眶里闪动着泪花，嘴唇颤抖地说：“这电影我已经看了两遍，可是都没有看全。每次都是看了一半，眼泪就迷住了眼……我想起那些同在上甘岭浴血战斗四十三天的同志。”

在南京军事院校学习结束后，张计发回到驻扎在驻马店遂平的部队担任营长，后又升任 135 团参谋长。1966 年，张计发因伤病缠身，从团参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被安排到信阳军分区干休所离职休养。

离休后，他把关心下一代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他与疾病作斗争，不辞辛劳地走遍大江南北，深入学校、工厂、部队，先后作了上千场的革命传统报告，听众达百万人次。

2004 年，在电影中扮演张忠发的演员高保成去世。同年，沙蒙的儿子带着当年父亲采访张计发的手稿，来到信阳找到这位英雄连长。直到这一年，张计发的子女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父亲就是电影中张忠发连长的主要原型。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更有老伴魏祖勤的精心照料，因肝病被医生判定只能活五年的张计发，病情奇迹般地好转。张计发有4个女儿，分别起名爱党、爱军、爱民、爱东（热爱毛泽东），他像带兵一样培养她们，每周都要像在部队开班会一样开一次家庭会议。

2021年 张计发病逝，享年 95岁。

张计发

由于导演沙蒙坚持要求演员的气质和外形必须与角色符合，因此在演员的选择与使用上，费了不少心思。沙蒙曾经感慨地说，电影已经开拍，但6个主要演员中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到齐，一个是战士毛四海，另一个是剧中唯一的女性角色王兰，都是因为没有找到适合的演员。

当时，剧组的大部分人已经动身赶赴朝鲜。有一天，林杉正在长影演员科翻看演员的材料，这时正赶上组织部门送来了新退伍战士的资料。林杉翻看时恰好看到了一个名叫白英宽的战士的材料：自幼孤儿，给地主放羊，后来参加革命，在部队是个机枪手……这不正是剧本中战士毛四海的经历吗？于是，他建议马上通知白英宽到长影。

接到通知后，白英宽感到非常紧张，他认为自己缺乏表演经验，很难把握这一英雄人物，感觉有很大压力。林杉对白英宽说：这个角色就是在演你自己，生活中你是什么样就怎么演。于是，战士毛四海这个角色就落在了白英宽的身上。

《上甘岭》海报

最初的电影剧本里是没有王兰这个女卫生员的角色的。剧本初稿拿给志愿军战士们读。摄制组的演员大部分都是志愿军战士，战士们希望把女卫生员写进坚守坑道的连队，说要是不写女卫生员就不拍了。正在这时，编剧林杉也读到了女战士王清珍在上甘岭战役中的事迹报道，茅塞顿开，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亮点，便修改了剧本，加入了王兰这个角色。

卫生员王兰和战士们唱《我的祖国》这组镜头是后来补拍的。

王清珍

当时剧组已经定下另一名歌剧演员扮演王兰，她的身材形象都无可挑剔，但导演沙蒙总觉得她身上缺少点什么，人长得过于漂亮，与那个严酷的环境和普通的战士不大协调。

因为在导演心中，王兰这个角色，应该是完美的，不仅要外形漂亮，而且要有灵气，能够以独特的魅力成为片中的一大亮点。

说来也巧，仿佛命中注定王兰应由刘玉茹饰演。

1955年，22岁的刘玉茹刚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她有一个姐姐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这天，她也不知怎么的，一时想起要去看望姐姐。结果走在长影大院的时候，偶遇导演林杉。林杉第一眼看到刘玉茹，就被她光洁如玉的面庞、充满灵气的笑容和苗条的身材所打动，认为她就是一直想寻找的王兰。沙蒙导演见到刘玉茹，也认定她是王兰的最佳人选。于是，在刘玉茹还处于云里雾里状态的时候，她已经被安排上了火车，被火速送到了《上甘岭》电影的拍摄地。而这个时候，这部电影已经拍摄了很长时间了。

在导演沙蒙和编剧林彬的提示与帮助下，刘玉茹翻阅了王清珍的全部事迹材料。每读一篇，刘玉茹少女纯情的心灵受到一次强烈的震撼，当她读到王清珍用嘴为异性重伤员排尿故事时，刘玉茹全然震惊了：天下竟有这样无私、伟大的女性！

正如秦基伟将军所说：“有一个女战士使我印象至深，她叫王清珍，只有十七岁，她在五圣山后面的坑道病房护理二十多个重伤员、喂饭、换药、洗绷带，还要背伤员出洞解大小便。有位伤员叫曹中林，在上甘岭前沿防守时被燃烧弹烧伤全身，面目全非，脸肿得像脸盆，嘴张不开，几天水米不进，药也无法吞，生命垂危。他转移到王清珍的卫生所后，王清珍就先将饭嚼烂，再喂到伤员嘴里，一连几天，以此救了他的命。特别是还有个腹部负伤的同志，躺着不能动弹，解不下大小便，憋得又胀又痛，非常难受。当时医疗设备紧缺，没有导尿器械，王清珍情急生智，为了解除战友的痛苦，她以高尚的无产阶级感情，用嘴吸住导尿管，一口一口将尿吸出来……不仅敌人闻所未闻，就连我们自己的同志，也被深深地震撼了。”(《秦基伟回忆录》)

看完王清珍的事迹材料，刘玉茹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升华，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亲眼见见王清珍！然而令人遗憾的国了，在通信、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身处异国他乡的刘玉茹想见到王清珍，哪有可能?

因为不能与自己心中的英雄相见，在拍摄电影期间，刘玉茹经常显得若有所失，见此情景，沙蒙过来开导她：“回国后会有机会见面的，你把她的形象演出色了，就是送给她最好的见面礼。”

为了演好卫生员这个角色，刘玉茹开始学习医务知识、熟悉上甘岭上的坑道环境、练习护理“伤病员”……更值一提的是：为了把打针这个卫生员的标志性动作演得真实自然，在紧张排练的日子里，她每天用注射器在一块萝卜条上注射几十次，直练得双手发麻。

1956年底，电影《上甘岭》摄制成片，刘玉茹随剧组回到了辽宁。由于种种原因，王清珍那段感人肺腑的故事——为了挽救战友的生命，17岁的少女用嘴为异性重伤员排尿的事迹没有搬上银幕。

回国后，刘玉茹多方打听王清珍的下落，就在那时，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军队女同志全部离队。王清珍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独身一人返回原籍北京，寻找家人。相隔不久，王清珍所在的黄继光英雄部队也由陆军改编为空军空降兵，并从河南驻马店换防到了湖北黄陂。

直到40多年后的1996年，经过自己的多次打听及地方电视台的帮助，刘玉茹终于第一次拨通了王清珍家里的电话，两位老人在电话里畅谈了半个多小时，追昔抚今、感时慨事，不禁老泪纵横，无语凝咽。

刘玉茹向王清珍说：“那时，就是你的事迹在激励着我，我的成功有你的一半”，

“不是因为我做得好，而是因为你演得好”，王清珍谦虚地回答她。

通完电话后，王清珍随即向刘玉茹写了第一封书信，不久，便收到了刘玉茹的回信及照片，此后，两位老人书来信往互赠卡片、照片，都仿佛回到了纯真、无邪的少女时代。

当《上甘岭》拍完时，影片的插曲却还没个着落。导演沙蒙与林杉、曹辛合几个同事合写了一首，歌词是：

祖国啊，我的母亲！您的儿女，离开了您温暖的怀抱，战斗在朝鲜战场上。在我们的身后，有强大的祖国……

歌词写好后，沙蒙找到了他延安时的老战友、作曲家刘炽。刘炽读了歌词后却连连摇头，说：“这首歌词意思虽然不错，但没有韵律，不但谱难写，而且即便写了，也难于流行。我看这样吧，我请乔羽来写歌词。”

1956年的夏天，29岁的乔羽正在为写电影剧本《红孩子》在江西体验生活，结果却接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接二连三的电报，要求他为《上甘岭》创作歌词。

“写什么呢？”在从南昌开往长春的火车上，乔羽想了一路。乔羽到了长春的时候，《上甘岭》只留下安排插曲的那几分钟戏，等歌出来后补拍。

上甘岭战役中血与火的场面深深地激励着乔羽，电影《上甘 岭》更让他感动。 但是，许多天过去了，乔羽还是找不到歌词的基调。

最后“憋”得没辙了，乔羽就写了一个和《上甘岭》八竿子打不着的歌，写的是这次自己去江西，路过长江时第一眼看到长江的印象，“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而且为了亲切，他用了第一人称，“我家就在岸上住”。

写完后，等到沙蒙来时，乔羽一句话不说，把稿纸往他面前一递。

沙蒙足足看了半个小时，一声不吭，然后说了句：“就它了。”第二天，沙蒙想把“一条大河”改成“万里长江”。

乔羽想了想说：我看还是“一条大河”好。长江再大再有名，到过长江的人还是少数，但“一条大河”就减少了这种隔阂。

“就它了。”沙蒙最后又是这样一句。这首歌就此定了下来。

当刘炽看到 《我的祖国》 歌词时， 便一下子被歌词中所描绘的诗意境界打动了。 为了分析把握这首歌曲的旋律， 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一个星期。 最后，他终于捕捉到了根据《小放牛》改写的《卢沟问答》中的头两句旋律。 他把这两句略改动后作为引子，引子一打开，创作的灵感便接踵而至，很快，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我的祖国》便诞生了。

最后的录音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棚进行的。 歌唱家郭兰英深情的演唱使参加录音的人眼里几乎都含着热泪。 录音后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率先播放了这首歌曲，这时候，电影《上甘岭》还没有公开放映。 所以，《我的祖国》先于电影红遍全国，而且一直流传到现在。

电影《上甘岭》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创作者有生活。《上甘岭》从构思到定稿，用了近两年时间。林杉和导演沙蒙从志愿军司令部一直深入到基层连队，前后采访了57位志愿军官兵，阅读了近百万字的战役各个阶段的作战指示、命令、通报、战斗日志，并登上了上甘岭高地，参观主峰坑道。

沙蒙在4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天阴，太阳近中午才从薄云中透出一些光，参观五三七点七，坑道大部填塞，据说里面还有烈士，山上敌尸骨尚有残肢断脊，但我烈士的尸骨也大多埋在土里，炮弹与手榴弹爆破筒打过来翻过去，没有半个齐全，看情形这个阵地打得厉害。”

电影《上甘岭》的成功，在于电影剧本在塑造人物上的卓越成就。林杉领衔的编剧团队以平视的角度，塑造了一个个真实可信、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剧本写得最出色的人物是连长张忠发。作者没有把张忠发当作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而是按照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指挥员来加以创造。电影通过若干生活片断，生动刻画了张忠发鲜明的个性。

除张忠发外，孟德贵、杨德才、一排长、毛四海、王兰、老王、师长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达到这样的成就，有编剧的功劳，也有导演和演员的创造。

更主要的，是导演、编剧都没有私心，没有夹带一点点私货！

电影《上甘岭》背后的信阳故事 何军

电影《上甘岭》诞生的台前幕后 王梦悦（北京）

电影《上甘岭》拍摄前后 杨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