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之夜，宾客散去，洞房里安静极了，红盖头明明已经揭了下来，一抹红色却还赖在她的脸上不肯走。

“该是怎样卿卿我我、互诉衷肠的场面呢？”苏青心里想象着，脸上一阵阵发烫，她对他谈不上爱，只道是“自己人”，是可以信赖的。

“我们早点安歇吧。”丈夫的声音清晰得有点刺耳。

李钦后是个文绉绉的男人，春宵一刻，她自是明白他的意思，她只是没有想到，男女之事竟来得如此“直接”？

他对她说，他的父亲对她出身于书香门第很是满意，将来他们的子孙一定是贤而聪明的，她听后，心中莫名泛起阵阵反感。

“做女人成了传宗接代的工具，传的是你的宗，接的是你的代，谁高兴替你千辛万苦生孩子？”她忍不住白了他一眼。

他虽是她的丈夫，却不能明了她的心，没有热情，没有浪漫，没有满足，甚至没有怒火，苏青的心里感到一阵温柔的牵痛。

这位孤岛时期在上海文坛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一生都在婚恋文字中彰显聪慧与睿智，而自己的婚姻却只有“失败”二字可以形容。

苏青曾在《结婚十年》中写道：“我需要一个年轻、漂亮、多情的男人……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

近乎“粗俗”的文字，令苏青常被传统文人以“文妓”戏称，但这些“粗俗”却能够被更多普通人“雅纳”。

一生高冷孤僻的张爱玲，曾对苏青的文字有过这样的评述：“听上去有些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也是结实的真实。”

1914年，苏青出生于宁波一个大户人家，祖父为她取名“和仪”，取“鸾凤和鸣、有凤来仪”之意。

按理说这样的女子，应该有一段美好的姻缘，但是，它恰恰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开始了。

父亲的英年早逝、家道中落，给这个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母亲独自带着苏青姐弟俩，守着几十亩薄田相依为命。

苏母鲍竹青是一个有见识的女人，她深信只有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尽管生活大不如前，但她仍坚持将一双儿女送进了学堂。

初中毕业的同乐会上，苏青在话剧《孔雀东南飞》中饰演兰芝，她未来的丈夫李钦后也在舞台上扮演一个龙套角色，那时的他们虽是同学，却并不相熟。

此时的苏青并不知道，台下有一双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她，那是李钦后的父亲，苏青开朗活泼，长相清秀，给李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得知苏青的母亲也在台下观看演出，李父特意找到鲍竹青，对苏青的表演大加称赞，两个家庭就此结识。

李家是书香门第，虽谈不上豪门，却也是大户人家，逢年过节，李父常常邀请苏青一家来到家中吃饭，一来二去，两家人便成了相熟的老朋友。

与其说李钦后看上了苏青，不如说李父为自己选了个优秀的儿媳妇，几次接触下来，苏青的知书达理、聪慧伶俐，都被李父看在了眼里。

没过多久，李家便正式请人上门提亲，对于这门亲事，鲍竹青有些犹豫，不是对李家不满，而是女儿才十几岁，结婚于她来说实在太早了。

不过，能嫁到李家，对女儿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归宿，况且媒人承诺，李家会支付苏青姐弟俩的全部学费。

这对于必须节衣缩食才能凑够儿女学费的鲍竹青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她便答应了女儿的婚事。

那时的苏青在读高中，不谙世事的她，婚姻全凭母亲做主，她只有一个要求，希望可以读完大学再结婚。

尽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在开明的家庭中，却也有自由呼吸的空间，李父十分欣赏苏青的才情，同意两个人可以先完成学业再结婚。

舞台上本没有交际的两个“角色”，在命运的安排下，就这样订了婚。

19岁时，苏青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在宁波的所有考生中，只有苏青一人金榜题名，其才情可见一斑。

大学时的苏青十分喜爱文学，整日泡在图书馆里，虽说李家为自己出了学费，但她不想处处都花婆家的钱，遇到喜欢的书，她就少吃两顿饭，用省下的钱为自己买。

自从来到南京，苏青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文化，随着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多，心中的世界也变得越发广袤。

那时的李钦后在东吴大学上海分校攻读法学，两人难得见面，只得鸿雁传书。

自从苏青知道他将成为她的未婚夫，便对他产生了莫名的亲近感，仿佛他寄来的信纸，也比平常的要柔软一些。

不过，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承诺”似乎也不那么牢靠。

李钦后考到上海念书，李父始终放心不下，十里洋场虽繁华，未尝不会有花街柳巷的地方，万一儿子整日寻花问柳，岂不是一事无成？

于是，李父决定为儿子提前操办婚礼，有苏青这般才色双全的妻子栓着他，总不至于踏不下心来。

“妈，他们怎么可以言而无信，我还要读书呢！”假期回到家，听到婆家要提前举行婚礼的消息，苏青急得哭了出来。

“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既然你们已经订了婚，你就是李家的人，说嫁就得嫁，不然我这做娘的哪还有脸见人？”

在鲍竹青看来，李家催婚的理由十分充足，早晚都是李家的人，现在嫁过去，总好过将来姑爷染上一身“脏病”回来。

诚然，那个时代逃婚的女子不算少数，可这世上又有几条胳膊能够拧过大腿，在这牵牵绊绊的俗世红尘中，一个女子能做的究竟太少了。

万般无奈下，刚刚读大二的苏青只能向学校请了假，回家结婚。

除了对婆家的食言耿耿于怀，她对自己的婚事倒也谈不上不满，女人，总是希望有个男人可以相亲相爱的。

然而，对婚姻的美好憧憬，却在新婚之夜被撞得粉碎，婚姻变成了一场手术，男欢女爱就是手术台上的剪刀，将幻想中的爱情开膛破肚。

“相敬如宾”很难说是对婚姻的加持还是讽刺，连房事都是毕恭毕敬的，苏青第一次感到，原来“尊敬”如此令人失望。

令她始料不及的是，比失望更不快的是背叛，婚后不久，苏青便发现了丈夫与另一个女人的秘密，那女人叫瑞仙，是李钦后外婆的孙媳妇。

瑞仙是一个妩媚的女人，相形之下更能捕获男人的心，苏青心里像明镜一般，他们两个人未尝不是在她过门前就开始了。

想到这儿，她似乎也不太恨了，只觉得一种苍凉的安宁，几天后，李钦后要回上海念书，苏青也打定主意要回南京继续完成学业。

她不要留在婆家，更不要和他去上海，他就读的东吴大学分校离他外婆家很近，她又想到瑞仙，心里更加不是滋味。

本以为回到学校继续念书可以暂时忘却婚姻的烦恼，而更大的现实却将她的梦想彻底击碎——她怀孕了。

婚姻的哀愁可以藏在心里，可一天天隆起的肚子却怎么也遮掩不住，没有办法，她只得再次中断学业，在丈夫的陪同下回到婆家。

继承香火是李家的头等大事，全家人都渴望着一个男丁的到来，为此，拖着身孕的苏青着实体验了一把众星捧月的感觉。

公婆的嘘寒问暖，丈夫的殷勤备至，像夜空中突然绽放的烟火，将那无尽的黑暗照得雪白，如梦似幻。

然而，苏青偏偏生下了一个女儿，幸福的幻觉突然如沙一般开始散落，公婆的态度一落千丈，甚至对孙女都懒得看上一眼。

李钦后对苏青也极为失望，女儿出生不到一周，便以学业为由赶回了上海，只留下妻子一人，在家人的冷嘲热讽中郁郁度日。

苏青常常对着镜子，看着镜中年轻的脸庞，总觉得那不是自己，而是自己之外的一个爱人，有着深深的悲伤。

凄凄惶惶中，夏天到了，李钦后放假回到家中，他对苏青说：“我要带你去上海，过我们自己的日子，永远在一起。”

尽管不知道丈夫为何突然柔情似水，但他这样说，她心里莫不是欢喜的，噩梦般的日子终于要离她而去了。

没有阴谋，没有反转，这的确是李钦后心中所想，他与苏青之间并不是没有爱，只是不够用力、不够彻底罢了。

1936年，夫妻来到上海后，果然来了喜事，苏青为李钦后生下了一个儿子，不过她并未因此感到轻松，生活反而暴露出更加狰狞的一面。

那时，李钦后上课大多在晚上，为了养家，白天他便在一所中学兼职任教，然而微薄的薪水，根本不够一家人的开销，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而李钦后宁愿节衣缩食，也不愿向家中伸手求助，在他看来，自己已经成了家，做了父亲，经济上再依赖于家中，实在太没有面子。

自私、懦弱、虚荣、不养家、好面子，这个男人的众多毛病，在结实的现实面前，全部摆在了台面上。

眼看炊中无米，孩子饿得一直在哭，苏青只得向他要钱用以过活，无奈吵了几句嘴，李钦后自觉丢了面子，竟打了妻子一记响亮的耳光。

“你也是知识分子，有本事自己去赚钱啊！”丈夫的话像无数根挂着倒刺的银针扎进她心里，疼痛难忍，可拔出来莫不又是一场血肉模糊。

她哭着跑出门去，街灯已经亮了，太阳也还在头上，街灯越来越亮，太阳却要一点点掉下去了，最终消失在地平线上，一路走来，苏青只觉得荒凉。

原来，动荡的世界里，钱财、房产、食物，天长地久的一切都能当做依靠，靠不住的，只是睡在她身边的这个男人。

可自己已经深陷这红尘的泥沼，日子还要继续过下去，为了贴补家用，白天她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晚上则独自坐在灯下写文章，用以赚取微薄的稿费。

夏夜里闷热难耐，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下来，她一边写文章，一边为孩子扇着扇子，生怕孩子们从睡梦中醒来影响了她的思路，常常写完稿件，天又要亮了。

因为写作，苏青将身体搞得十分疲倦，甚至一度产生了厌世的想法，为了两个孩子，她只得暂时停笔，休养身体。

这一年，苏青28岁，直到休息下来，她才真正有时间去思考她与李钦后这十年的婚姻。

从同学到订婚，从结婚到生儿育女，从家乡到上海，一步步走来，她尝到了“幸福”与“痛苦”两枚果子。

她并非一个思想激进的女子，她愿意做一个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写写文章，实现她做一个文人的梦想，能够这样她便心满意足了。

然而，丈夫的再次出轨，却又一次打破了她对婚姻幻想的底线，当那个男人在屋外旁若无人地与新欢一起唱歌时，她的心就已经死去了。

“离婚吧，彼此好过。”苏青终于昂然对那个与自己生活了十年的丈夫说。她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新的生活。

诚然，苏青的离婚，无疑是她对命运的一次抗争与挑战，是对传统婚姻观念的一次颠覆，亦是成为一个不凡女性的真正举措。

然而，走出“围城”的苏青，却始终无法摆脱婚姻的后遗症，出于对子女的牵挂，苏青始终未敢涉足下一段婚姻。

一个离婚女子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经济上的困窘可想而知，她只有靠夜以继日的写作来维持生计。

那时，她在《古今》杂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论离婚》，堪称绝妙，受到了汪伪政权上海市长陈公博的大加赞赏。

当时刊物的创办者朱朴与苏青十分相熟，便点拨她道：“陈公博是特别市市长，你不如写点文章奉承奉承他，找工作的事不就好解决了。”

当时的苏青涉世未深，一心谋职，便接受了朱朴的建议，写文将陈公博吹捧了一番。

不得不说，这虽是苏青迫于生计的无奈之举，但也着实令人痛心。

果然，这一招很快便收到了“回报”，经陈公博介绍，苏青成为了一名“市政府”专员。

然而，她那率真不羁的性格与官场之道格格不入，做了不到三个月便甩手回家。

据女儿李坚回忆：“母亲初去的头两个月每天上班画卯，最后一个月便不再去了，只在家里拿薪水。”

可以说，这是苏青不幸中的幸事，“涉水”未深，却也被这潭浑水浸湿了鞋，成为了她人生中的污点。

生活有所改善后，不甘寂寞的苏青决定大干一番事业，她相信，不依靠男人，女人依然可以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于是，在周佛海、陈公博的支持下，由苏青创办的月刊《天地》在上海挂牌成立。

必须承认，苏青骨子里不仅有宁波人的能干，亦有着上海人的精明，经营上花样百出，当时文坛、政界的名流，都被她拉进了作者团队。

周作人、陈公博、胡兰成、张爱玲、朱朴、周佛海……听听这些名字就知道，这本杂志一定会走红。

不善从政的苏青却深谙经商之道，一次，她向周作人讨了张签名的全身照，登在杂志上，既做了广告又讨了周作人的欢心，不可不谓聪慧。

为了增大发行量，苏青放下了女子的矜持，亲自扛着自己的著作《结婚十年》到街上贩卖，并与商贩讨价还价。

当时著名的聋哑作家周愣伽写文揶揄她道：“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因而苏青得了一个“犹太作家”的绰号。

苏青不依不饶，写文反斥周愣伽多管闲事，并回击道：“你耳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当时二人的笔墨口水战，可以说与骂街别无二致。

“情愿不当什么女作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面对外界的质疑，苏青绝不妥协。

汪伪政府倒台后，相较于张爱玲的沉默，苏青对于那些不光彩的亲日行为却振振有词，认为自己只是“适逢其时”，只是“不得已”。

“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

“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

她始终是那个敢说、敢做、敢爱、敢恨的苏青。

事业卓然，虽然让苏青得到了安逸的生活，却也让她在婚姻的选择上变得越来越窄。

对于一个离过婚、生过孩子的女人来说，谈婚论嫁的条件是很现实的，苏青的婚姻标准亦是十分明确：

第一，性情忠厚；第二，学识财产不在自己之下；第三，要有阳刚之气；第四，要有生活情趣；第五，年龄要比自己大5-10岁。

可想而知，按照上述标准，成全苏青的婚姻是极为困难的，正如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所说：

“她的恋爱，也是要求可信赖的人，而不是寻求刺激。她不过是一个直截的女人，谋生之外也谋爱，可是很失望，因为她看来看去没有一个看得上眼的，有很笨的，照样地也坏。”

“她也有她天真的一方面，轻易把人幻想得非常崇高，然后很快地又发现他卑劣之点，一次又一次，憧憬破灭了。”

曾经失败的婚姻，让苏青坚定地认识到女人经济独立的重要性，然而，她觉得自己吃亏也吃亏在这里。

她始终顶着“独立女性”的光环，男人们与她在一起时，从不会觉得自己“欠”她些什么，他们看得起她，她能对自己负责。

诚然，“独立女性”是聪明的，但聪明并不能带来好运，职业女性的日子不会比家庭主妇好到哪里，因为每一件家具都要自己买，每一个钉子都要自己钉。

而她的心里，始终揣着那个梦想：

有一个体贴的、有足够能力养家的男人，几个聪明的儿女，几个知心的朋友，她会为他们亲手做一些小点心，操持家务之外可以写写文章。

她是如此简单而单纯的女人，却仍是被生活辜负了。

尽管苏青的身边从来不乏男人，可是却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她。

他们欣赏她的美丽，引她为红颜知己，同她畅谈文学、畅谈人生，但他们都有妻子，都有孩子，都有一个温暖的家。

到了夜深人静，那黑的暗的所在，她只能是寂寞的，他们不会丢弃家庭，至少为了她不会，每每想到这里，她只觉得一阵凄惶。

即便如此，她还是要在这红尘俗世中兜兜转转，她是有所期许的，期许着一份真爱，一句承诺，一个温柔宽厚的臂弯。

与张爱玲晚年的避世不同，苏青始终是活在现世的女子，她大胆、率性、真诚，即使毁誉参半，也仍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中保持着最本真的自己。

她的寂寞曾让她变得伟大，她的成就又让她成为了“孤岛”，在这俗世无尽的轮回中，很难说，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