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惠芬

夜深了，杨惠芬独自倚在窗棱前，她还不想上床，月光轻柔地洒在她年轻的脸上，隔着橙色的烛光，映红了微微上扬的嘴角。

明天就要去相亲了，这天晚上，她激动得简直睡不着觉，一颗心砰砰直跳，他究竟长什么样呢？

沈老师说，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而且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她从没想过这本畅销书的作者会这么年轻，她的心里自是欢喜的。

沈老师曾是杨惠芬的中学老师，也是叶永烈的表亲，在老师看来，他们一个在温州一中执教，一个在北京大学读书，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

杨惠芬想着明天要穿的衣服，白色衬衫会显得文静些吧，他可是一位才子，她想留给他好的印象。

杨惠芬与叶永烈

1962年夏天，在温州一间狭小的房间里，杨惠芬第一次见到了叶永烈，四目相对的心跳，仿佛相机按下了快门，将他永远印在了她的心里。

那天，叶永烈穿着蓝色格子衬衫、深蓝色长裤，宽宽的额头，棱角分明，鼻梁上架着一副方框眼镜——那是大学生应有的样子。

杨惠芬羞答答地坐在那里，目光时不时扫过叶永烈的脸，一双大眼睛忽闪着，是天上散落的繁星。

“你好，我叫叶永烈。”叶永烈率先伸出了手，他的声音谦逊而温和。

“你好，我叫杨惠芬。”她心里松了一口气，还好他先开了口，她能感觉到自己脸上的一阵阵烫。

是的，她的脸已经红了，像灯罩上落了只粉红色翅膀的蝴蝶，反映在她脸上，一抹轻微的绯红。

叶永烈

女人在情感上往往比男人早熟，她对爱情的渴望是那样的热切。

而对叶永烈来说，心理上竟是有些自卑的，父亲蒙冤，家道中落，随着殷实的家境变得一贫如洗，爱情这件事似乎也与他分道扬镳。

尽管他已经22岁，但在情感上却还是一张白纸，除了上课、做实验、写作之外，他几乎没想过别的生活。

不过，现在不同了，他遇见了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唤醒了他沉睡的心，那是在所有书本里都不曾见过的动人的风景。

不得不承认，一见钟情，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第二天，叶永烈送给杨惠芬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杨惠芬高兴极了，十分珍惜地抱在怀里，生怕会磕了碰了。

叶永烈

两个人在公园漫步，渐渐聊到了彼此的家庭，显然，这是一个伤感的话题，原来他们不仅年龄相同，还有着同样的家庭遭遇。

杨惠芬的父亲是民国政府的官员，多年前便死在狱中，因出身不好，大学不肯收她，高中毕业后，她只得在当地中学做了一名俄语教师。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境遇，无疑拉近了将两颗孤独的心，他们在一起谈学习、谈创作、谈理想、谈未来，彼此的眼神中闪烁着爱的波光。

没有风花雪月，没有海誓山盟，但他们知道，对方就是自己生命中那个对的人。

暑假随着热浪的消退很快过去了，但一对有情人的爱却没有降温，眼看叶永烈要回到北京，杨慧芬将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他。

叶永烈‍

从此，这张照片，便成了叶永烈一生最珍视的东西。

那段时间，叶永烈要写《化学元素漫话》，需要参阅大量外文资料，杨惠芬就利用课余时间全力帮他翻译《从氢到锘》。

二人的书信越来越频繁，从开始两三天一封，到后来每天一封，从学习到创作，从生活到情感，连绵不断的纸短情长中，思念也变得绵长。

一年后，叶永烈从北大化学系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电表仪器研究所工作，毕业那年暑假，他回到温州，与杨惠芬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婚房是从叶永烈全家合住的十几平米的房子里隔出的一个小隔间，虽然只有五六平米的地方，却承载了他们无尽的向往。

杨惠芬与叶永烈‍

新房里没有添置新家具，只买了一顶新蚊帐和两床被子，唯有杨家祖母赠送的两幅中国画，为这个贫瘠的新家增添了一股文人的气息。

自从结婚后，这个巴掌大的家，就将他们拴在了一起，成了彼此生命的一部分，像是要将几生几世欠下的厮守，一起还回来。

然而，新婚的幸福是短暂的，结婚不到半个月，叶永烈就要与自己的妻子依依惜别，奔赴上海工作。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何况是新婚燕尔，临行那天，杨惠芬依偎在叶永烈怀里，眼泪止不住地滑下来，滑过她隽秀的脸庞，也滑进了叶永烈的心里。

杨惠芬与叶永烈

“照顾好自己，放了寒假我就去找你，我不许你变瘦，听到没有？”杨惠芬擦了擦眼角的泪水，郑重其事地说。

听到妻子的话，叶永烈将她抱得更紧，“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你也要好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诚然，夫妻分别的日子漫长而痛苦，叶永烈刚刚迈出门，杨惠芬就忍不住要给他写信了，此刻，她仅仅是一个思念着丈夫的妻子。

那年寒假，他们挤在叶永烈在上海租住的小阁楼里，都说小别胜新婚，但新婚后的小别却似过了万年。思念是一种病。

杨惠芬再也受不了这种聚少离多的日子了，如果不能生活在一起，那还叫什么“夫妻”？

没有人知道，在温州的一个个夜晚她是怎么度过的，她知道，只要能和丈夫在一起，那些相思、辗转、痛苦、孤单，就再也无法近身了。

杨惠芬与叶永烈

婚后一年，杨惠芬毅然辞去了学校稳定的工作，来到上海，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疯狂的举动。

偌大的城市，除了丈夫，举目无亲，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像苍穹下随风飘荡的风筝，够不到天，也不落实地。

那时，叶永烈白天上班，杨惠芬就在家为叶永烈的创作提供翻译资料，当时在《新民晚报》连载的《元素小传》，就是二人共同完成的。

然而，一个人赚钱，两个人花销，生活终是过得捉襟见肘，为了能够早日拥有自己的家，夫妻二人省吃俭用，节衣缩食。

半年后，他们终于倾尽所有，买下了位于桂林路一处12平米的小平房，尽管破旧简陋，但毕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温馨的家。

杨惠芬与叶永烈

没有床，他们就在地板上打地铺，吃饭的时候，写字桌就当做餐桌使。

夜深人静时，杨惠芬枕着叶永烈的胳膊，听他对文学创作的高谈阔论，他的臂膀是她最温馨的港湾。

“委屈你了，嫁给我，只能住在这么小的房子里。”看着妻子消瘦的脸庞，叶永烈心疼地说。

杨惠芬往他的怀里挤了挤，微笑着摇了摇头，轻声地对他说：“我很幸福。”

夜晚关了灯的房间，黑沉沉的，一切都失了真，但叶永烈知道，空气中洋溢的幸福是真切的，他们会越来越好。

正如叶永烈所想，随着生活渐渐稳定，杨惠芬的户口和工作也相继得到了解决，尽管日子依旧艰苦，但她已经心满意足。

叶永烈

在上海，杨惠芬继续走上讲台，身为老师的她，快乐得像一个孩子，哪怕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她依旧神采奕奕。

在这样一个时髦的大都市里，杨惠芬从来不讲究什么，如果有，那就是工作之余帮丈夫誊稿、画图、翻译资料时的一丝不苟。

正是在杨惠芬孜孜不倦地辅助下，为叶永烈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素材，叶永烈也顺利调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做编辑。

结婚四年后，这个温馨的小家迎来了新的生命，但始料不及的是，正当幸福来敲门时，生活却变得愈发艰难。

儿子出生后没多久，叶永烈就被调到了上海远郊参加劳动，每月只有四天的休假，写作也只得暂时中止。

丈夫不在身边，杨惠芬不得不独自带着孩子艰难度日，繁重的家务都落到她一个人的肩上，加之孩子年纪太小，常常令她分身乏术。

叶永烈（右）

由于照顾不周，孩子经常生病，杨惠芬不得不一个人半夜带着孩子去医院，看着儿子红扑扑发烫的小脸，好几次她自责地几乎要哭出来。

可这一切，都被杨惠芬咽进了肚子里，她坚信，一切困难都会过去，她是如此爱着她的丈夫，爱着这个家，她怎么会眼睁睁看它垮掉呢？

由于平日里叶永烈夫妇为人谦和、乐于助人，邻居们也都纷纷伸出援手，他们不知道叶永烈是一位著名作家，但却知道他们一家是好人。

“你们夫妻感情那么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会过去的。”那个时候，这是邻居们最常说的一句话。

是的，对于这个充满着“爱的信念”的小家来说，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他们也能自得其乐，两个人的心在一起，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

叶永烈（左）

每到休假的日子，叶永烈就骑着自行车，载着杨惠芬和孩子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逛不起商店，他们就看风景，一路上都是欢声笑语。

骑到宽阔的地方，杨惠芬总是喜欢伸展开双臂，像一只无拘无束的飞鸟，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任他载着她，快乐地奔驰。

1970年，随着小儿子的出生，叶永烈也得以返回城区，一边在制片厂劳动，一边照顾家庭。

那时的杨惠芬常常在孩子们睡着后，跑去帮丈夫做煤渣砖，只要有时间，她都会给他力所能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慰藉。

多了个孩子，一家四口的开销变得更加紧张，日子精打细算，而月末时却所剩无几，即便如此，在这个幸福的家庭中，办法也总比困难多。

叶永烈

逢年过节，买不起零食，夫妻二人就自己动手，一边学习一边摸索，年糕、粽子、月饼竟也做得有模有样。

杨惠芬还自创了“猫耳朵”，她买来面粉、条浒苔，和糖搅拌在一起，切成薄片，放在油锅里炸，又脆又甜，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

白天，叶永烈在煤渣中劳动，晚上回到家则偷偷拿起了笔，就算生活再艰苦，他仍坚信，有朝一日这些文字会彰显出它的价值。

唯一让他感到内疚的是，家庭开支已如此紧张，杨惠芬还是会省吃俭用为他买稿纸和资料，她常安慰他：“你做的是正事，这钱花得值！”

看着抽屉里的书稿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杨惠芬比谁都高兴，这才是她认识的叶永烈，那个怀揣梦想的文人，无论什么时候，她都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叶永烈

1973年后，有出版社找到叶永烈，陆续将他的书稿出了近10本书，这些科普读物受到了孩子们的普遍欢迎，在当时不可不谓奇迹。

尽管出了书，可夫妻二人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得到好转，由于当时已经取消了稿费制度，除了一些样书外，叶永烈什么都没有得到。

不过，杨惠芬却兴奋地不得了，每次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她都会用手轻轻抚摸着，眼中满是自豪地说：“又出书了，真好。”

为了继续支持丈夫出书，杨惠芬将家中有可能余下的积蓄全部为叶永烈买了资料。

当时，两个人微薄的收入不仅要抚养两个孩子，还要赡养两边的老人，为了不让孩子和老人吃苦，夫妻二人常常饥一顿饱一顿。

叶永烈（右）

外出时，他们甚至连一个烧饼都舍不得买，就算这样，他们也没有任何抱怨，两个人互相扶持、互相打气，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那段艰苦的岁月，折磨了他们的身体，却让他们的心贴得更紧，只要有爱，他们的幸福就一直都在。

1977年，叶永烈第一次收到出版社寄来的320元稿费，他激动得简直要哭出来，不是为自己的辛苦而落泪，而是为了妻子这些年默默的付出。

叶永烈拿到稿费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杨惠芬买了套新衣服，他已经想不起来，妻子有多久没有买过新衣服了。

穿上丈夫送给自己的新衣，杨惠芬开心得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她照着镜子，看着镜子里身后的丈夫，眼睛里一股热浪奔了出来。

叶永烈（右）

有时候，什么话都不必说，一个拥抱，便解读了所有。

不久后，因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的畅销，叶永烈一下子火了起来，电视台、报纸纷纷来采访，甚至惊动了国务院。

1979年，考虑到叶永烈全家的生活需求，上海市政府为他们分配了一套40多平米的两居室，自此一家人终于告别了十几年的蜗居生活。

搬进了新家，叶永烈更加夜以继日地创作，而他的每一部作品，无疑都饱含了妻子杨惠芬的心血。

在家里，杨惠芬是“总理”，她把年迈的婆婆接到身边来侍奉，采买做饭、缝缝补补、照顾老小，各种家务全部包揽了下来。

在家里，杨惠芬又是“秘书”，她翻译资料、整理稿件、记录邮件，将丈夫创作之外的一切琐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叶永烈

50岁那年，叶永烈因用眼过度造成视网膜脱离，不得不接受手术，在医院休养期间，由于不能继续写作，每天十分焦虑。

为了安抚丈夫那颗急于创作的心，杨惠芬拿来了录音机，让丈夫口头叙述，自己回家再连夜为他整理成文字。

叶永烈曾在《科学家的爱情》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常常看到在科学家的家里，丈夫埋头于科学研究工作，妻子不仅承担了全部家务，而且还作为丈夫的忠实助手。”

叶永烈所说的“科学家的妻子”，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切身感受。

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后，叶永烈小心翼翼地做了剪报，工工整整地写上“谨以此文赠给惠芬”，是的，她是他这辈子最感激的人。

杨惠芬与叶永烈

时间经不起蹉跎，转眼已是一生，儿子们已经成家立业，曾经热闹的家只剩下叶永烈与杨惠芬两个人，但只要在一起，他们依旧觉得安稳、快乐。

在叶永烈的书房墙上，始终挂着一张被放大的少女的照片，女孩的眼睛大大的，又黑又亮，两条粗黑的鞭子上扎着蝴蝶结，那是她送给他的第一张照片。

晚年时，一位朋友来家中做客，看到书房中这张照片，眼神中流露出羡慕的目光，“老叶，你女儿长得真漂亮啊！”

听到朋友这样说，叶永烈咯咯地笑了起来，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成功戏弄了小伙伴。

此时，杨惠芬为客人端上了水果，叶永烈便将妻子推到客人面前，笑嘻嘻地说：“本人在这儿呢。”

杨惠芬与叶永烈

是的，墙上的相框干干净净的，很难想象，它已经挂了半辈子，那是叶永烈每天都要擦拭一遍的宝贝。

2008年，叶永烈被确诊为肾癌，手术后，自知时日无多的他，更加拼命地工作。

杨惠芬是懂得叶永烈的，懂得他对文学创作的痴迷，懂得他为科普事业的奋斗，她又怎么忍心让他放弃呢？她能做的，就是照顾与陪伴。

在妻子的精心照料下，叶永烈一生留下了3500万字的作品，直到2020年5月15日，他终于放下握了一生的笔，离开了这个他难以割舍的世界。

叶永烈

我们不想将死亡说得悲痛欲绝，也不想将离别变成肝肠寸断，作为一个科幻小说家、一个历史学家，叶永烈从未惧怕过这一天。

而对于杨惠芬来说，叶永烈始终都活在她的记忆里，他永远是那个穿着蓝色格子衬衫、深蓝色长裤的大学生。

恍惚间，她又回到了那个难眠的夜晚，月光轻柔地洒在她的脸上，隔着橙色的烛光，映红了微微上扬的嘴角。

夜这样地过，她这样地相思，如此地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