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天，徐悲鸿去上海为张大千祝寿，几天后回到南京家中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傻了眼，他甚至怀疑自己走错了家门。

一年前，这座位于南京傅厚岗4号的新居落成时，他曾在院中种植了100棵红枫树苗，不承想出门才几天时间，这些红枫竟被人连根铲除。

代替一大片枫树林的，是松、竹、梅、李等观赏植物，地面还被铺上了草坪，草坪上撑着两把巨型遮阳伞，伞下摆放着西式的圆桌和藤椅。

徐悲鸿寂寂地立在院中，炽热的太阳汩汩地吸吮着他的身体，仿佛要把人身上的水分全部喝干，人成了金色的枯叶子，轻飘飘的。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女人竟如此工于心计，如此不择手段，是的，那一定是他的夫人蒋碧薇干的，除了她，还能有谁？

悲愤交加之时，蒋碧薇满面春风地迎了出来。

“你回来了，朋友们都说我们的院落与公馆风格不大协调，依我看也确实不搭，趁你出门，抓紧命人改造了，别影响了你的创作才好。”

对徐悲鸿来说，妻子的话简直刺耳，比整个夏天的蝉声还要令他心烦意乱，他冷着脸，绕过了迎面的妻子，默然走进了自己的画室。

余光交错的瞬间，蒋碧薇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与自嘲。

徐悲鸿独自呆坐在画室里，紧咬着后槽牙，望着桌上灰白的宣纸，愤怒、怨恨、挣扎，像一个个复活的尸体，在一片灰白上张牙舞爪。

他猛地站起身，挥笔写下了三个大字——无枫堂，并在落款处，印上了自己从未公开过的私章“大慈大悲”，此后他的住处便叫“无枫堂”。

很多人不懂徐悲鸿，枫树都没有了，又何必突出“无枫”的斋号呢？

人们不知道的是，他恰恰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对婚姻和爱情的态度，而“无枫堂”和“大慈大悲”，也见证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一场“不伦之恋”。

1917年，18岁的蒋碧薇与22岁的徐悲鸿一见钟情，那时的蒋碧薇已有一段门当户对的包办婚约，男方是苏州望族查家的公子查紫含。

作为一个自由奔放、天生丽质的知识女性，蒋碧薇对自由恋爱充满了向往，而徐悲鸿年少英俊，才华横溢，无疑点燃了她追求爱情的勇气。

尽管他家境贫寒、漂泊不定，但她愿意将自己的全部都交给他，没有什么凭借，她为人奔放、热烈，对爱情更是奋不顾身。

在向父亲提出退婚的要求无果后，蒋碧薇毅然决定逃婚，跟随徐悲鸿东渡日本，富家女与穷小子私奔的故事，在中华大地再次上演。

可以想象，蒋碧薇的“出逃”给蒋家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她不是不知道，她只是身不由已，爱上徐悲鸿，像是一场她注定要历的劫。

上了船，出了海，冷风打在脸上，凛冽的，像被风蚀的苍老地壳，一片一片碎裂开来，而一对有情人却将其看做是脱胎换骨的重生。

诚然，不是每个私奔的故事都能活成美丽的爱情传说，海风荒腔走板地嘶吼在耳畔，这世间的爱情，总是说不尽的苍凉。

二人来到日本后，蜗居在一家破旧的旅馆中，对于蒋碧薇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新的生活，新的贫穷，新的漂泊……

尽管如此，拥有爱情的滋润，两个年轻人依旧乐在其中，徐悲鸿是一个艺术家的坯子，他欣赏一切美好的东西，而她只欣赏他。

那时的徐悲鸿迷上了日本仿制原画，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见到喜欢的画作，就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他虽穷，买画却大方得很。

为了满足爱人的喜好，从小锦衣玉食的蒋碧薇只得节衣缩食，她放弃了漂亮的衣服、鞋子，心甘情愿地享受和他一起吃苦的幸福。

显然，爱情和幸福都是“身外之物”，不能当饭吃，而彼时的徐悲鸿，造诣和名气还远远不够，画作也始终无人问津。

不到半年时间，钱花光了，二人也变得穷困潦倒，现实给这对有情人上了第一课：幸福是要建立在“面包和牛奶”基础之上的。

走投无路的蒋碧薇不得不回国向父母求助，对她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当初私奔就没打算回去，谁承想，现实永远比说教更残酷。

可怜天下父母心，眼看生米煮成了熟饭，蒋家心疼女儿，只得接受了徐悲鸿，好在这个穷小子还有一些才气，倒也没辜负岳父岳母的期望。

两年后，在康有为的帮助下，徐悲鸿拿到了公费留学法国的资格，他决定带妻子一同前往巴黎，在欧洲的艺术中心，一起接受艺术的熏陶。

有了政府的资助，徐悲鸿顺利进入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而蒋碧薇则选择了语言学校，先学习法语，后又转学攻读音乐。

刚刚来到异国他乡，夫妻二人经济拮据，又很难融入周遭的生活，那时的他们就是彼此的全部，互相扶持，互相鼓励。

为了改善家庭生活，让徐悲鸿专心学画，蒋碧薇主动放弃求学，去做女工贴补家用，尽管生活艰苦，他们却着实过了一段甜蜜的生活。

徐悲鸿没有钱请模特，蒋碧薇就是他的专属模特，他画笔下妻子的眼睛里，满满都是浓情蜜意。

彼时，20岁的蒋碧薇风姿绰约，气质修养极佳，是当时留法同学中出了名的美女，善于交际的她，很快便成了欧洲留学生圈中的焦点。

相较于学术上的钻研，巴黎的热闹生活更令蒋碧薇流连，而徐悲鸿则对学画的热爱胜过一切，一个沉醉于世俗，一个潜心于艺术，两个人的生活向着不同的方向渐行渐远。

徐悲鸿常常在画室一待就是一整天，这让形单影只的蒋碧薇备感落寞，她只得将自己投入到各种交际中，只有在热闹中她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两年后，受一战影响，巴黎的生活成本骤增，徐悲鸿夫妇移居柏林，在中国驻德国公使馆的一次酒会上，他们结识了青年画家张道藩。

张道藩同徐悲鸿一样，也是一个学习绘画的青年留学生，徐悲鸿在当时的欧洲画界已小有名气，那时的张道藩在德国旅行，听闻徐悲鸿也在柏林，慕名前来拜访。

然而，令张道藩始料不及的是，这次见面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徐悲鸿，而是徐的妻子蒋碧薇。

那是张道藩与蒋碧薇的初见，一头乌黑的秀发，白皙得几近透明的皮肤，碎花旗袍合在身上，从那墨绿色缎面上隐约能够猜出身体的轮廓，修长，窈窕，生机勃勃，一寸一寸都是活的。

张道潘看得入了神，蒋碧薇开朗活泼的笑声，热烈奔放的性格，都令他如此销魂，她同他讲话时，他能感觉到她的身子仿佛从那抹墨绿中跳了出来，直跳到他身上。

那一天，张道潘的眼神始终无法从蒋碧薇的身体上挪开，她的眼睛、头发、笑声……到处都是，牵牵绊绊的。

那时徐悲鸿夫妇与张道潘都是“天狗会”的成员，这也让张道潘有更多机会接触到蒋碧薇，一来二去，二人成为了十分要好的朋友。

随着徐悲鸿的名气越来越大，出席的画展和演讲越来越多，陪伴妻子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为数不多在一起的日子，共同语言也寥寥无几。

她对他有过抱怨，可这莫不也是她所期望他成为的样子，她没看错人，他的才华是黑暗中熠熠发光的金子，可是，是什么让她这样委屈？

如同一个含冤的小孩，哭了，下不来台，声嘶力竭也要继续哭下去，可是他不在她的身边，她渐渐忘了起初是为了谁而哭。

每每这时，张道潘总是会及时出现在蒋碧薇的身边，无论是参加舞会、看电影或散步聊天，总之会让她的孤单烟消云散。

张道潘细腻的情感和关怀，让蒋碧薇备感温暖，相形之下，自己的丈夫变成了一个远在天边的“木头人”。

作为一个聪慧伶俐的女人，蒋碧薇又怎会不知张道潘的心思，她不想妥协，也不想拒绝，爱情在她心中是高贵的，可真切的关怀更令她难以释手。

蒋碧薇对这份关爱始终保持着克制，但张道潘却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感，1926年初，蒋碧薇收到张道潘寄来的一封情意绵绵的长信。

至此，张道藩对蒋碧薇的追求被赤裸裸地摆在了台面上，她不得不直面这艰难的选择。

犹豫？迷茫？当然。她是一个如此热情的女人，她热爱这世间所有的美好，可那一个个寂寞的夜晚，她的丈夫却不能陪在她的身边。

经过深思熟虑，蒋碧薇最终还是婉拒了张道潘的追求，她的理智战胜了她自己，她给张道潘回了一封信，只要他忘了她。

信封闷声落到信箱里，她的心也跌倒了谷底，街上都是人，乌压压的，却没有一个懂得她，眼前巍峨的公寓楼，像一列巨型的火车，正朝她轰隆隆开过来，将她的世界遮得日月无光。

面对蒋碧薇的决绝，张道潘在极度沮丧中，与法国姑娘素珊结了婚。

尽管生活不尽如人意，但日子总要继续下去，何况眼前的生活也没有那样糟糕。

1927年，徐悲鸿夫妇回国，彼时的徐悲鸿已是事业有成的画家，随着儿子徐伯阳的降生，一家人的生活又变得其乐融融。

转年，徐悲鸿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二人在南京郊外买了两亩地，开始修建自己的寓所。

平日里蒋碧薇在家抚养孩子，徐悲鸿去大学授课，日子说不上多姿多彩，却也是岁月静好。

蒋碧薇是个离不了“热闹”的人，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她的交际也越来越广，甚至仿照法国的沙龙，在家中举办舞会。

显然，潜心于绘画的徐悲鸿是不喜欢这种娱乐的，往往回到家中就直奔自己的画室，夫妻二人的世界又渐渐变得疏远。

诚然，财富与孩子可以提升婚姻的幸福感，但两个人的幸福如果不能交叉到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亦是不容易长久的。

一年一年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生活没有了激情，对艺术家来说便是没有了创作的源泉，而此时孙多慈的出现，却让徐悲鸿重新焕发了生机。

1930年，17岁的孙多慈报考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未果，在宗白华的介绍下，她来到美术系做旁听生，就此成为了徐悲鸿的学生。

初见孙多慈，是在徐悲鸿的画室里，尽管她的相貌甜美清纯，但作为非科班出身的旁听生，孙多慈起初并没有引起徐悲鸿过多的关注。

在徐悲鸿眼里，她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涩女学生，然而，经过几次接触，孙多慈对绘画的悟性和天分让徐悲鸿惊讶不已。

必须承认，男人对女人的欣赏，可能因为她的容貌、她的气质、她的学识，而对于徐悲鸿来说，孙多慈的才华无疑更能打动他的心。

长久以来，绘画就是徐悲鸿的全部世界，但这个世界里从没有过与自己灵魂契合的女人，显然，孙多慈的出现，让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学生，孙多慈怎么能够抵挡住一代大师徐悲鸿含情脉脉的目光，二人很快便陷入了爱河。

此后，孙多慈成为了徐悲鸿油画《台城月夜》的画中人，知夫莫若妻，看到徐悲鸿画笔下的女学生，蒋碧薇如坐针毡。

是的，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当年，她不就是这样出现在他的画里的？

可女人就是这点不好，太痴，在见过《台城月夜》后，蒋碧薇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一来觉得自己的丈夫不是那样的人，二来又觉得自己老了，留不住丈夫的心。

直到有一天，她来到学校，透过丈夫画室的门缝，见到了画中的佳人，见到了她的丈夫，见到了他们注视彼此时饱含深情的目光。

那一刻，她的家仿佛瞬间倒塌了，一万匹脱了缰的野马践踏着破砖烂瓦，风尘仆仆，硝烟弥漫，只觉得一阵凄惶。

没有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发生了的事不就是这样吗？婚姻的围城摧枯拉朽般坍塌，说起来，无尽的苍凉。

蒋碧薇去学校找孙多慈，警告她远离自己的丈夫，可这般捍卫婚姻的行为，检验出的却往往是对方更加坚贞不渝的情感。

后来，徐悲鸿刻了一方印章，印文为“大慈大悲”，“慈悲”二字恰是暗合了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名字。

南京新居落成之时，孙多慈特意买来100棵红枫树苗赠予徐悲鸿，用以点缀庭院，后来被蒋碧薇得知，一气之下命人将树苗全部砍伐。

尽管后来在孙多慈父母的干涉下，孙徐二人最终分手，但在这场婚姻保卫战中，蒋碧薇的胜利却也不那么值得庆贺。

婚姻只剩下残垣断壁，婚姻中的人也苟延残喘，由于夫妻感情的破裂，徐悲鸿与蒋碧薇开始了长达多年的分居。

有人说爱到尽头便是恨，委屈、孤独、不甘……所有不可名状的痛苦，日日阴魂不散地飘荡在蒋碧薇的身畔。

孤独的夜晚，街上空荡荡的，静极了，只剩下院门前微弱的冷冷的灯光，风吹着一片枯叶哗啦哗啦地跑，像没人穿的破鞋自顾自地走。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许多人，可他们都不能陪在她的身边，到了夜深人静、形单影只之时，那黑暗的所在，只有一个孤独的灵魂在寂寞地叫嚣着。

她多么希望在这黑暗中可以抓住点什么，才不至于让自己在这无尽的深渊中坠落下去，而这时，张道潘再次向她伸出了爱的援手。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中华大地硝烟四起，失去了丈夫的保护，蒋碧薇带着两个孩子像寒风中摇摇欲坠的枯叶。

彼时的张道潘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烽火连天的日子里，是他将她们孤儿寡母送上了逃难的船，并在物质上给予她帮助。

同样是他，一次次安抚她那颗受到惊吓的心，给她温柔、体贴的关爱，让她在乱世中感受到了难能可贵的温情。

如果说，此时的蒋碧薇对张道潘炽热的追求还有什么顾虑的话，那么一颗“报复”的心，则让这些顾虑烟消云散。

她曾为了丈夫拒绝外遇，而她的丈夫却毅然投入了另一个女人的怀抱，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她独自熬到天亮，如今炮火从头顶飞过，他依旧不在她的身边。

“凭什么你可以出轨，我就不可以？”蒋碧薇心里念着，怨着，她不要再委屈自己，她需要得到别人的关爱。

1940年，徐悲鸿从新加坡归国，面对想要破镜重圆的丈夫，蒋碧薇陷入了两难，一个是自己合法的丈夫，一个是已有家室的情人。

这一次，她决定尊重自己的心，她宁愿给张道潘做情妇，也不愿再次回到和徐悲鸿的婚姻之中。

尽管伦理道德如明镜一般高高悬在头顶，仿佛那婚姻还剩下些断壁颓垣，但她清楚地知道，其实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

1945年，在得到一大批名画作为补偿后，蒋碧薇与徐悲鸿结束了28年的婚姻。

抗战八年，她做了张道潘八年的情妇，八年间，她得到了她想要的一切温存、被爱与关怀，哪怕是顽山恶水，也照样构成了她的地平线。

1949年，蒋碧薇独自跟随张道潘来到台湾，那时张道潘的妻女移居澳大利亚，一走便是10年，这10年间，她悉心照顾他的起居，承担起了一个妻子应尽的责任。

然而，作为一个情妇，她终究逃不过该要面对的问题。同居10年后，面对张道潘的家人要回台生活的境况，蒋碧薇毅然选择了离开。

对她来说，有没有名分根本不重要，她的前半生有名有分，不照样活得一败涂地？只要有爱情，她不在乎有没有婚姻。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炽热的感情也将如潮水般退去，张道潘对她的热情渐渐冷淡下来，无论她怎样挽回，都无济于事。

其实，她早该明白，只要他的妻女还在这个世界上，她就是他的“身外之物”，即便他为她的离开而落泪，可眼泪依旧是身外之物。

此后的蒋碧薇独居近20年，在冷冷清清中走完了自己孤独的人生。

直到她离世的那天，她的卧室里还挂着徐悲鸿为她画的《琴课》，年轻的脸微微斜在小提琴上，双目微闭，沉浸在悠扬的音乐中。

暮年时，她常常一个人呆望着这幅画，久久地，无声地笑着，笑容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整个世界都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