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明的嘉靖继承皇位、行使统治的第十九年，正好是闰年。 进入庚子纪年的开头，恰逢选拔人才的时期，云南巡按御史某人申明法令，严格法规，修缮考试场所，彰显文化教育的规范和事业，整饬旧有的制度，期望不违背向来的规定。于是让布政司在某某日期负责调度，按察司负责监考，郡中的长官以及属郡的长官、县中的郎官以及下级官员，都经过精心挑选，协助考试相关事务，没有不恭敬谨慎的。学官某某等若干人，接受邀请来到这里，没有不认真参与的。整个云南有四十二所学校，参加考试的士人有两千多人，都是提学副使某人精心选拔出来的。起初在漫长的夏季，星辰回转，雨水连绵，让人昏沉烦闷，等到初秋时节，气候适宜，雾气散去，阳光升起。于是在甲子日封锁考场，御史担心有疏漏，众人说：“要公正且谨慎，如果违背了这两点。白天就如同有太阳照耀，夜晚就如同有蜡烛照明。”于是宣布众士子参加考试，戊辰日，进行第一场考试，辛未日进行第二场，甲戌日进行第三场。题目是从典籍中精心选取的，试卷则按照经书的类别分别批阅。在考场内负责考试事务的人谨慎地守护着，秩序井然，严密如同鱼鳃。考场外负责调度和监考的人各司其职，整齐有序，文雅庄重。御史又亲自在考场内外监督并掌控全局，恭敬谨慎，条理分明。 选拔出考试合格的士人，选取其中二十篇优秀的文章，编为《云南庚子科乡试录》进献给朝廷。我不才接受嘱托撰写这篇序文，行跪拜礼后陈述说：大道分散后有了六经，六经之后又衍生出诸子百家，诸子百家观点的是非对错，要由六经来裁决，六经的删改修订，要以圣道为准则来调和。夏、商、周三代以前，道体现在实际的事业中，并在文章中得到体现和发展。三代以后，道蕴含在文章里，但在事业中却不再纯粹。所以乡举里选，注重的是人的实际事业表现，而向上奏报、公开举荐，看重的是人的文章才华。两汉时期通过经术对策来选拔士人，六朝时期根据品行举荐和词采华丽来甄别选拔人才。隋朝统一南北后，开始有了科举制度，在唐朝最为兴盛，在宋朝又增添了光彩，但科举选拔人才的效果，与三代相比就有所逊色了。我们的太祖高皇帝秉持上天的旨意，重新确立了做人的准则，扫除了元朝的黑暗和闭塞，恢复了三代时期的纯正、稳固和丰厚。像日月星辰一样照耀和运行，规范伦理道德，彰显文化制度，君主和师长的职责都得到了尊崇，仁爱圣明的事业也都完备了。我曾经拜读过科举的诏令，《易经》采用程子的传注、朱子的《本义》，《尚书》依从夏氏、蔡氏的两种传注，《诗经》采纳汉代的笺注以及集传，《春秋》以《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为根本，同时兼用胡氏的传注；《礼记》则采用古代的注疏以及陈浩的集说，这些都是皇上圣心裁定的，参考采纳了各位儒者的观点，即使孔孟再生，也不会有不同的意见。 我又曾经看过前代贤能之人在首科考试时的题辞，说：“第一场考试在于通晓经书并明白事理，第二场考试在于通晓古代知识并能文辞丰富，第三场考试在于通晓当今事务并知晓时务。在上的君主涵养德行，如同天知道万物的开始；在下的臣子承接顺应，如同地成就万物。培养人才的教化，众多贤才的兴起，确实是有原因的。”时间久了，色彩会褪去，神圣的教化也会随着时代而变化，如今士人的风气是什么样的呢？那些自视甚高的人，追求虚无缥缈的东西，以自己的想法为准则而脱离实际，厌恶探究事理的繁琐，贪图内心修养的简约，逐渐接近清谈，于是就流入了禅学。那些水平低下的人则拾取一些零碎残缺的知识，死记硬背，陈陈相因，言辞不能表达内心的想法，纷纷竞相记录，被问到的时候却张口结舌，这和盲人诵读诗歌、守门人传达命令有什么区别呢？那些过于追求高深的人是那样，而那些低俗沉沦的人又是这样，与汉唐时期的各位儒者相比都感到惭愧，更何况是三代时期的杰出人才呢？当年圣祖制定科举制度的美好意图，选拔贤才、求取士子的良好规范，难道就是要让士人变成这样吗？当今皇上远可追溯唐尧、虞舜的做法，近可效法圣祖，多次下达圣明的诏令，一心想要革新，文章必须以经典为宗，必须效法古人，必须崇尚雅正，必须摒弃浮华，《菁莪》所描绘的培育人才的景象，《梓材》所体现的重视人才的理念，在今日又得以重现，收纳众多优秀的士人，迎接公正的选拔，品行可与古代的贤士相媲美。接受熏陶、濡染教化，当面受到教导，这是千年难遇的机会，也是三朝才有的际遇。 何况你们云南。圣祖曾经有谕旨说：“风气醇厚、气候温和，是君子践行大道的地方。”你们这些士子生长在这片土地上，长久以来铭记着教诲。一个人自身都可以有新的变化，对于三日不见的人，尚且要刮目相看，何况已经受到熏陶教化了一百七十年，众多士子精通《五经》《六经》。各位士子要努力啊！如今的云南，已不是往日的云南了。努力啊！不要因为中了科举就自满，而要以成为三代时期的杰出人才为目标。我也希望借助各位士子的荣耀和灵气，冒昧地写下这些文字，等待着（看到你们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