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的一个晚上，陈愉正要去医院的水间洗衣服。突然，跳出2个男人将她嘴捂住，托进病房，立刻关上了门。接着，屋里正在等待的另外4个男人同时一拥而上...... 陈愉出身于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师长，而她本人则是师范大学毕业的知识女性。 她的丈夫楼将亮是中央军上校团长，年轻有为，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骨干力量。两人携手组建家庭，育有两个孩子，本应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然而，楼将亮被诊断出患有严重肺结核的那一刻。由于楼将亮的军事价值，上级迅速将他送往武汉陆军医院治疗。 武汉陆军医院在1948年的情况极为特殊。楼将亮因病情严重，被安排在11号隔离病房，而在17号病房斜对面，住着六名不同身份的病人。他们分别是国民党中校主任崔博文、国民党陆军上尉凌志、国民党少校副官石磐、国民党少校军医主任曾玄名、汉口市警察局督察员查大钧以及医院某高级领导的表侄袁尚质。 当他们注意到每日穿着旗袍、面容姣好的陈愉经过走廊打水时，便起了歹心。尽管陈愉多次严词拒绝他们的骚扰，并明确告知自己的身份背景，但这些人仍不收敛。 1948年9月9日凌晨两点，陈愉刚刚忙碌了一整天照顾病重的丈夫，准备趁着深夜的宁静去洗漱室清洗积攒了一天的脏衣服。她轻轻端起脸盆，小心翼翼地走出病房。 17号病房的崔博文和凌志早已在楼道内等候多时，见四下无人，立即从后方冲向陈愉。还未等她反应过来，崔博文已用纱布和棉花堵住了她的嘴，凌志则一把夺去了她手中的脸盆。两人看了一眼四周确认无人后，将陈愉拖到了附近的13号病房门口，而后躲在暗处的其他四人也赶来帮忙，众人合力将陈愉拉进了17号病房，并立刻关上了门。 在那间阴暗的病房内，六个禽兽般的男人轮番对陈愉施暴。事后，他们还恬不知耻地威胁陈愉保持沉默，声称如果她敢告发，就会对她全家不利。 事发的第二天，陈愉在确保丈夫和孩子吃过早饭后，默默地独自前往了武汉军法处。在法庭上，陈愉详细陈述了案件经过，并提交了当晚被撕破的衣物作为物证。军法处人员在了解陈愉的家庭背景后，表示会认真处理此案，但判决却迟迟未下。 当陈愉回到医院后，医院领导层的态度令人震惊。他们不但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和同情，反而公然站在了施暴者一边，试图以各种方式消弭这一事件。院方曾建议陈愉接受六人的经济赔偿，并暗示她作为已婚且有孩子的女性，不应过分计较此事。 医院蔡院长见陈愉不为所动直接威胁她考虑丈夫的病情和孩子的安危。这种赤裸裸的恐吓并未动摇陈愉的决心，但确实增加了她的担忧。当楼将亮察觉到妻子的异样后追问缘由，陈愉不得不道出实情。楼将亮怒火攻心，一口鲜血喷出昏厥过去。苏醒后的楼将亮几次试图跳楼自尽，所幸均被陈愉及时阻止。 面对医院方面的阻挠，陈愉寻求了更广泛的支持。她再次前往军法处控告，同时联系了汉口市妇女会、汉口市参议会、武昌市参议会和湖北省参议会等多家机构，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陈愉的遭遇很快成为了当时报纸的头版新闻，引发全社会的关注。汉口市妇女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声援陈愉，并选派代表陪同她直接面见了国民党华中地区负责人白崇禧将军，诉说六人的罪行。湖北省参议会和汉口市参议会也纷纷向白崇禧致电，要求依法严办犯罪分子。 与此同时，武汉三位著名律师张显荣、刘瑞禾和张楚信主动提出为陈愉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直至案件获得公正解决。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武汉军法处不得不加快办案进程。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也做出批示，要求查明并严办此案，以维护法纪。 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出现了关键转折。军法处发现，尽管院方已销毁了大量直接证据，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石磐的勤务兵陈松连。陈松连当晚被安排在走廊休息，亲眼目睹了整个犯罪过程。 医院训导员朱恢肆成为了另一个关键证人。他偶然听到了蔡院长恐吓陈愉的言论，并冒着生命危险向军法处提供了院方销毁证据的重要情报，其中包括指使陈松连参与灭迹的内容。 在掌握这些线索后，军法处将陈松连逮捕归案。起初，陈松连顽固抵抗，但随着舆论持续发酵，他最终如实交代了案情经过。 在陈愉提供的物证和陈松连、朱恢肆的证词支持下，犯罪事实已无可辩驳。 军法处最终判决崔博文、凌志、石磐、曾玄名四人犯罪事实确凿，依法判处死刑。而查大钧和袁尚质因非军方身份，被移交地方法院审判，后被判处有期徒刑。 然而，死刑判决虽早已做出，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上下腐败，实际执行却一再推迟。陈愉和社会各界继续不懈抗争，终于在1949年3月23日，六个月后，四名主犯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