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1941年在重庆遭人绑架，绑匪开口要40万，杜月笙却说：“给你90万，剩下的兄弟们喝茶。”绑匪惊呆了，钱到手立马放人。不料，正是这90万，让杜月笙轻而易举找到幕后真凶。 1941年，在重庆的街头，杜月笙的一天似乎和往常一样，他刚从银行办完事，准备返回车上。原本应该平静的行程，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这一切。车子和保镖不见了，杜月笙顿时感到一丝不安。 他转身准备返回银行，正想给自己几秒钟的时间理清局面，突然，一群彪形大汉扑面而来，将他控制住。杜月笙没有慌张，也没有挣扎，他的眼睛迅速扫过周围的情况，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落入圈套。 被带上了车，车窗外是迅速后退的城市风景，车开出了市区，进入了一片较为荒僻的地方。终于，一名绑匪开口了：“杜先生，我们不是来做坏事的，只是图财而已。只要您答应支付40万大洋的赎金，我们立刻放您离开。”这句话虽简单，却让杜月笙的心稍微安定了下来。 “40万，”杜月笙沉吟了一下，开口道，“这样吧，40万实在太少了，我给你们90万，剩下的部分就当做兄弟们的辛苦费了。” 这句话一出口，车厢内的气氛立刻变得微妙。绑匪们愣住了，似乎完全没有预料到杜月笙会这样回应。 他们没有急于回应，而是小心翼翼地商量了一会儿，最后有一个绑匪低声道：“杜先生，您提的数字……这倒是让我们有些为难。毕竟，您要的是现大洋，而且现在从银行取钱也不太方便……”杜月笙听后，面无表情地说道：“没关系，我知道刘航琛。他是四川的大商人，钱上应该没有问题。不如，你们陪我去找他拿现金。” 到了刘航琛家中，刘航琛见到杜月笙后，显得相当热情。杜月笙的名气不小，刘航琛显然知道杜月笙的信誉，因此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提供资金。他没有一丝怀疑，直接准备了80万的支票。但当绑匪们看到这张支票时，他们的表情开始变得有些复杂。支票虽然面值巨大，但要兑现成现大洋却并非易事。杜月笙看出了他们的犹豫，轻描淡写地告诉刘航琛：“既然如此，直接换成现大洋吧。” 刘航琛的反应很快，他立即安排人从银行提取现大洋，并亲自陪同杜月笙一行人前往码头。 就在杜月笙准备离开时，绑匪的一位头目低声对他说：“杜先生，我们也是受人之托，实在抱歉。”这一句话，仿佛揭开了事件的真实面纱。 他没有立刻去报警，也没有急于将这件事公之于众。杜月笙通过对绑匪留下的车牌号进行调查，发现了一个关键线索。车牌号和一间他并不陌生的仓库有关，而这个仓库所在的地点，正是黄金荣的一些旧部的活动范围。黄金荣，杜月笙的“恩师”，早年间帮助过他多次，让他能够在上海滩站稳脚跟。可是，随着日军的入侵，黄金荣选择了与日方合作，他的许多商业利益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甚至不得不面对日益缩水的势力范围。 很快，杜月笙的调查显示，黄金荣的经济情况的确发生了急剧变化。他的许多企业遭到了日本人的掌控。黄金荣的资产不仅减少，还要继续维持一大批依附于他的帮派成员和江湖上的“兄弟”。他本就生活拮据，这时候连最基本的资金支持都已困难重重。 黄金荣原本也不想做汉奸，更不愿为日本人出卖自己的产业，但他面对的现实，却逼迫他做出了痛苦的选择 几天后，杜月笙收到了黄金荣的亲笔信，信中黄金荣坦白了这一切。他写道，自己在日军压力下，曾经面临巨大的资金问题，并且一度决定向杜月笙求助。然而，由于面子问题，他无法直接开口，因此才设计了这次绑架事件。他在信中写道：“杜先生，抱歉让您为难，若是直接向您求助，实在是没脸开口。请您原谅，也希望这次的事情不会影响我们过去的友谊。” 杜月笙看完信后，心情复杂。尽管黄金荣的做法令人失望，但杜月笙并没有因此而愤怒。事实上，他并不看重金钱或利益，而是一直非常重视与朋友和同僚之间的情谊。即便黄金荣采取了不光彩的手段，杜月笙依然决定在私人层面上处理这件事。对他而言，友情比一时的得失更为重要。 杜月笙随即决定去见黄金荣，面对面的沟通。这一番会面，也许将为他们两人的关系带来新的变化。 在与黄金荣的会面中，杜月笙并没有表现出愤怒，反而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他的圆滑和宽容。他告诫黄金荣，这样的手段虽然让他感到有些不悦，但毕竟两人的关系深厚，杜月笙也理解黄金荣当时的困难。黄金荣深感愧疚，不断向杜月笙道歉，并表示自己已没有其他选择。黄金荣坦言，尽管自己极力保持独立性，但如今形势所迫，他不得不妥协。对于黄金荣的悔意，杜月笙并未多做责怪，反而宽慰道：“有困难找我，不必太客气。” 两人的对话结束后，杜月笙的心中有了新的打算。他决定为黄金荣提供资金上的帮助，解决其燃眉之急。杜月笙并没有为黄金荣之前的做法过于计较，而是选择了继续支持他。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江湖上流传着杜月笙宽容大度的故事。尽管黄金荣曾做出过不光彩的举动，但杜月笙却用自己的方式来化解了这场危机，重新修复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