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绍芳不想嫁，她装疯，袁克玖非要娶，说：“我就喜欢精神病。” 这不是笑话，是民国时期两大家族联姻的真实荒诞一幕，一个年轻姑娘为了逃婚，演了一出长达二十年的“疯癫戏”，对方却一句话，把她所有挣扎都压了回去。 1913年，袁世凯当上总统，急着把各方势力拢在自己麾下，他看上了黎元洪这个副总统，想着联姻巩固关系。 于是提出，把自己的儿子袁克玖和黎家的女儿黎绍芳定个娃娃亲。 那年袁克玖11岁，黎绍芳才9岁，婚事就这样定了，没人问两个孩子愿不愿意。 黎绍芳是黎元洪的小女儿，自小读新式书，思想开明，后来还上了南开大学预科。 她压根看不上这门婚事，心里只想找个喜欢的人好好过日子。 她越长大越觉得不甘心，到了十四五岁，开始想办法逃这场婚，她试过硬抗，但家里不听，后来，她一咬牙，开始“装疯”。 她的“疯”不是一天两天装出来的，她会突然在客人面前大喊大叫，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有时还自己打自己。 她在院子里乱跑，说院子有鬼，有时候半夜哭，有时候大白天自言自语，亲戚朋友都看在眼里，说这姑娘怕是真的有点毛病了。 装疯这事在家里传开后，黎元洪一开始很震怒，说是丢人，可看女儿那样，也不好真打骂。 他试着请了医生，带她去看心理医生，但那时候心理学刚传入中国，大多数人还不信这个。 医生说她可能有神经衰弱，建议静养，黎绍芳装得像，久而久之，连家人都开始信了七八分。 可这事对面也有动静，袁世凯知道后，并不想放弃这门亲事，他觉得联姻是战略，不是儿子儿媳的事。 袁克玖原本不乐意，嫌这门婚事束缚了他自由，尤其是他那几年混迹风月场，心思早就不在结婚上，但老爷子发话，他只好点头。 “就算她疯了，我也娶。”他说过这句话，还加了一句：“我就喜欢精神病。”这话传出去，变成了民国史上的一桩笑谈。 可袁世凯没撑多久，1916年去世，袁家风光不再，袁克玖也没立住，跑去了国外，婚事就搁了下来。 黎绍芳松了口气，以为终于熬过去了，但她装疯的戏还在演，演得越来越像。 过了十几年，袁克玖忽然又回国了，他留学回来，搞起了历史研究，还出了点书，人变得文气了，但脾气没变。 1930年左右，他重新提起婚事，说要兑现小时候定下的婚约，他说自己还是喜欢黎家姑娘，说再疯也娶。 黎绍芳听说后，加重了“病情”，她一听有人提结婚就哭，说自己不配，说自己疯了会拖累人。 家里人劝她，说袁家现在也没以前那么风光了，勉强一下，日子也能过，可她就是不松口，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到了1934年，黎元洪出面，硬是把婚礼办了，那年黎绍芳28岁，袁克玖31岁。 婚礼没什么喜气，黎绍芳当时低着头，一句话没说，她像个木偶，被拉去拜堂。 婚后，两人几乎没怎么说过话，袁克玖喜欢关在书房里看书写东西，说是搞学术。 黎绍芳整天坐着发呆，有时连饭也不吃，她越来越沉默，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医生说她有严重的抑郁症，可能还有精神分裂倾向，其实没人知道她是真疯了，还是疯着疯着就成了真病。 她在医院待了十年，没什么人探望，袁克玖几乎不去，直到1945年，她在病房里死去，年仅39岁。 死讯传到袁家，袁克玖只是让人送了个花圈，第二年，他又娶了个新夫人，生活照旧继续。 有人说黎绍芳是民国最悲惨的女性之一，她从小被安排婚姻，想逃却无门。 她试过反抗，用“疯”来保留最后的尊严，可结果呢？她嫁了不爱的人，过了十年冷冰冰的生活，最后死在病房里，连句像样的送别都没有。 袁克玖的故事，也并非只有负面，他早年确实花天酒地，但后来读书也算有些成就，写过历史著作，还在大学讲过课。 但在这段婚姻上，他的态度令人难以原谅，他对婚姻不负责，对黎绍芳更是冷漠无情。 他那句“我就喜欢精神病”，在后人看来，是嘲笑，是侮辱，更像是一种对抗女性意志的霸权宣言。 这桩婚姻，前后横跨二十多年，夹在两个家族的争斗之间，成了一段没人愿意回忆的往事。 黎绍芳是那个时代千万女性的缩影，被家族、父权、政治一层一层地压住，连疯都成了最后的自由。 她死后没有墓志铭，也没有什么传记，只剩一些零碎的文字，藏在家族旧信里，藏在袁克玖留下的冷清记录中。 那些文字里没她的声音，也没人为她说话。 只是偶尔有人翻起旧闻，说起那句“我就喜欢精神病”，才会有人想起，她曾经是黎家最活泼、最叛逆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