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因无法返诚，嫁给了当地农民刘三海。洞房之夜，刘琦依偎在刘三海的怀中，温柔地说：“这辈子，我愿与你扎根农村！” 1965年，20岁的上海姑娘刘琦背着行李踏上绿皮火车，她胸前的红绸花被风吹得直晃，站台上挤满送行的亲友。 随着汽笛长鸣，火车载着这群年轻人在黄土飞扬中驶向内蒙古五原县红柳圪旦村。临行前街道主任的动员报告还响在耳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可当刘琦真正站在村口时，眼前的景象让她双腿发软——土坯房歪歪斜斜挤在山坡上，远处是望不到头的盐碱地，连棵正经的树都少见。 头三个月像在炼狱里打滚，城里姑娘哪见过这样的阵仗？天不亮就要跟着老乡下地，锄头柄磨得手掌起泡流血。晚上睡的大通铺跳蚤成堆，同屋的姑娘们整夜挠痒睡不着。 最要命的是伙食，顿顿杂粮窝头就着咸菜疙瘩，吃得人胃里直泛酸水。村里会计老张头看不过去，偷偷塞给她半块白面馍：“闺女，嚼两口垫垫，别跟身子骨过不去。”这口馍让刘琦在被窝里哭湿了枕头。 第二年开春，公社书记来视察时发现刘琦会写字，当即拍板让她当扫盲班老师。白天干完农活，晚上她就在生产队仓库教老乡认字。 煤油灯下，40多岁的婶子们捏着铅笔描红，笨拙的模样常惹得满屋哄笑。渐渐地，村里人看她的眼神变了，原先喊她“上海娇小姐”的王大娘，现在见面都叫她“刘老师”。 转眼到了1977年，返城政策像春雷般在知青中炸开，可刘琦等来的却是哥哥的挂号信：“咱家成分不好，你安心扎根农村吧”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命运的转折总带着黑色幽默，刘三海这个30出头的老光棍，突然像开了窍似的开始往知青点跑。 今天送碗羊杂汤，明天捎筐沙枣，有回刘琦崴了脚，他愣是背着走了十里山路去公社卫生所。村里媒婆李婶看在眼里，拍着大腿说：“三海这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喽！” 婚礼简单得寒酸，两斤水果糖、半扇猪肉，生产队食堂摆了三桌。洞房是土坯房新糊的墙，还能闻到麦秸混着泥土的腥气。 刘琦摸着大红被面，听着窗外闹洞房的起哄声，轻声对丈夫说：“只要你好生待我，这辈子就扎根在这儿了。”这话说得轻巧，可谁也没想到会成为日后扎在心头的刺。 头两年还算相安无事，刘三海在公社砖厂当临时工，每月能挣十五块八毛。大女儿出生时，接生婆说了句“丫头片子”，刘三海当场摔了搪瓷茶缸。 二闺女落地那天，他在产房了半宿旱烟，天亮时把攒了半年的布票全换了酒。等到抱养男娃那年，刘三海已经成了公社供销社的常客，柜台里的散装白酒见天儿往家拎。 家庭暴力像滚雪球，起初是推搡，后来是拳脚相加。最严重那次，刘琦被打断两根肋骨，躺了半个月才能下炕，后来就连老校长看不过去，给她安排了住校教课的工作。 白天教孩子们念“锄禾日当午”，晚上改作业到深夜，只有这时候她才觉得活得像个人。可刘三海不乐意了，三天两头来学校闹事，有回举着菜刀要劈教室门，吓得哇哭。 1995年的除夕夜，家家户户飘出炖肉的香味，刘琦在学校忙完年终总结，顶着北风往家赶。推开院门就看见刘三海醉倒在猪圈旁，怀里还搂着半瓶高粱酒，饭桌上冷锅冷灶，三个孩子缩在里屋不敢吱声。 这样的场景十几年间重复了无数遍，可那天夜里她突然想起插队时老会计给的那半块馍——那口白面的香甜，竟成了这辈子最温暖的记忆。 农药瓶是在灶台下找到的，瓶身上“敌敌畏”三个红字被油污盖得模糊。刘琦穿戴整齐地躺在炕上，耳边隐约传来远处人家守岁的鞭炮声。 当刘三海酒醒发现时，她的身体已经凉透，枕边摆着整整齐齐三双新棉鞋，鞋底纳得密密实实。 后来公社派人来调查，在装鞋的布袋里发现张字条，上面工工整整抄着扫盲班教过的诗句：“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