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手下的郭勋祺是个奇人，土城一战号称打败中共出自红一系统的7个元帅。守天全城时被王近山化装打开城门，但此战许世友打的是击溃战；一向很少骂人的徐向前大骂许世友等是“军事盲子（外行）”。果不其然，后来百丈关战役中战胜红四的川军郭勋祺部又是绝对主力。解放战争襄樊战役郭勋祺又被老对手王近山俘虏，终将红一战败红四战败二仇给报了。郭为人豪爽，职业军人，爱国将领；与中共几位川籍将领私交甚厚。抗战中从不跟新四军闹摩擦，给新四军提供不少帮助。 自民国时期开始，川军就在军阀的混战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凭借其骁勇善战的特点，在众多地方势力中声名显赫。然而，川军在战术运用上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过于好胜的性格，这常常导致在关键战役中出现纪律松懈的现象。直到刘湘的出现，这种局面开始逐步得到改善。 刘湘，具备武术世家的背景，从小接受严格的武术训练，深受家族的影响立志投身军旅，报效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湘在多次战役中表现出色，最终在军阀时代被尊称为“四川王”。然而，随着蒋介石的上台和对军阀势力的整合，刘湘及其川军的地位和自主性受到了挑战。 1935年，蒋介石为了一举消灭红军力量，同时削弱各军阀的实力，特别指令刘湘安排精锐部队全力追击准备长征的红军。这一命令对刘湘而言极具风险，因为这不仅可能使他失去川军的控制权，还可能使他的四川大本营处于极度脆弱状态。深知蒋介石的多疑和精明，刘湘明白这是一个陷阱，可能导致自身的政治灭亡。 在权衡了所有可能后，他决定将执行任务的重担交给自己的爱将郭勋祺，郭勋祺忠诚可靠，对刘湘的命令信服。然而，在临行前的一晚，刘湘召见郭勋祺进行了一次深夜长谈。他在保证执行国民政府命令的同时，也为自己和川军留下了一线生机。 刘湘分析认为，红军有两种可能的行动路线：一是北渡长江后南下至川中地区，这将直接威胁到川军的地位；二是仅仅通过四川作为过渡，无意长留。基于这两种情况，他决定组织三个旅的兵力：一方面向蒋介石显示他的忠诚和决心，另一方面若真的遭遇红军，也足以应对突发情况。 表面上，这是一场全力以赴的围剿，实际上，他需要在不明显地挫败川军的实力的同时，尽可能避免与红军的直接冲突。“给他们留一条生路，也是给自己留一条生路。”带着这样的指示，郭勋祺开启了他的任务。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川军的行军被蒋介石严密监视。尽管如此，郭勋祺并没有完全按照上级的期望行事。他更多是采取了拖延和避免直接冲突的策略，这一策略使得他的部队与红军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同时也减少了无谓的牺牲。这种策略在1935年1月的土城县城内达到了顶峰，当时他的部队在未与红军主力直接交火的情况下，成功避开了潜在的冲突，。 郭勋祺的军事策略并非单纯的战斗指令，他还特邀新四军的参谋长赵凌波来指导“游击战术”，此举不仅提升了川军的战术水平，也显示了郭勋祺愿意从不同角度学习和借鉴先进的战术思想。 在国内政治复杂的背景下，蒋介石虽然表面上宣称与新四军合作，实则仍然对其保持戒心，并秘密下达了多道防范令。然而，郭勋祺早已深受刘湘的思想影响，并与新四军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大胆地将蒋介石的密电转交给新四军，帮助他们提前做好防备，这一决定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信任和合作。 尽管后来刘湘去世，面对蒋介石的排挤和诬蔑，他一度感到孤立无援。蒋介石指责他“作战不力”，并免去了他的职务，这让他深感心痛和失落，感到自己的抗日贡献被轻视。但在与陈毅的再次会面后，郭勋祺重新找到了人生方向，这一会晤激励他继续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1949年，在新政权建立后，郭勋祺被重新启用，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广泛宣传新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向他的老战友和军事同僚介绍共产党的理念。他的这些努力帮助了许多人理解和接受新的政治现实。 在新中国成立后，郭勋祺历任多个重要职务，从交通到水利再到体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