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眼看着自己回城无望，嫁给一农民，新婚夜，刘琦看着憨厚老实的丈夫说道：“你对我的好，无以为报，唯有扎根农村！”可18年后，刘琦却撇下丈夫和三个孩子喝农药自杀……
1977年内蒙古五原县红柳圪旦村，发生了一桩令人唏嘘的悲剧。32岁的女知青刘琦在嫁作农妇十八年后，选择用农药结束生命。
这桩悲剧背后折射出特殊年代里知识青年与农村生活的深刻矛盾，也成为那个时代无数相似命运的缩影。
1965年夏天，北京城里的高中毕业生刘琦响应国家号召，带着满腔热血登上开往内蒙古的绿皮火车。
与她同行的还有数百名知识青年，车轮碾过铁轨的轰鸣声中，二十岁的姑娘望着窗外渐行渐远的高楼大厦，把母亲临行前塞给她的桃酥饼攥得变了形。
经过三天两夜的颠簸，这群城里来的年轻人终于站在了黄沙漫天的红柳圪旦村。
村里给知青们安排的住处是废弃的羊圈改的土坯房，用麦秸秆铺的床铺上跳蚤成群，灶台里烧的是晒干的牛粪。
刘琦学着当地妇女的样子，用头巾把脸裹得只剩眼睛，跟着生产队长学锄地。
城里姑娘细嫩的手掌磨出血泡，她就用旧布条缠着继续干活。
第二年开春修水渠，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她赤脚踩进结冰的泥浆，冻得脚趾甲盖都脱落了也没喊过疼。
1972年知青返城政策松动时，刘琦已经在这片盐碱地上扎了根，她教村里的娃娃们认字算术，帮老乡们写信读报，成了方圆三十里最受尊敬的"刘老师"。
可当同伴们陆续收到返城通知书时，刘琦因为父亲曾在旧政府任职的"历史问题"，始终等不来那张盖着红章的纸。
1977年深秋，返城希望彻底破灭的刘琦接受了村民刘三海的提亲。婚礼当天，男方家凑钱买了二斤水果糖，院墙上歪歪扭扭贴了个褪色的喜字。
新房是半间土窑洞，炕席底下垫的还是去年收的麦秸秆，村里老辈人都说："这闺女心气高，怕是过不惯庄稼人的日子。"
婚后的日子起初还算安稳，刘三海天不亮就去公社挣工分，收工回来总不忘给媳妇捎把野酸枣。
刘琦挺着大肚子还坚持给夜校上课，直到临产前三天才歇下来，可随着三个孩子接连出世，家里的光景越来越紧巴。
生活的重担渐渐压弯了庄稼汉的脊梁，刘三海开始跟着村里人喝劣质散酒，后来发展到偷家里口粮换赌资。
有次输光了买种子的钱，他抡起赶羊的鞭子抽在妻子背上，曾经教孩子们写"人"字的纤细手指，如今结满裂口，整天泡在洗衣盆和猪食槽里。
1995年谷雨前后，村里人发现刘琦家晾了三天的衣裳没收。
破门而入时，炕沿上摆着喝空的农药瓶，三个半大孩子跪在冰凉的土地上哭哑了嗓子。乡派出所的笔录里记着，农药是赶集时买的，藏在装针线的笸箩底下整整三个月。
县档案馆现存着一封没寄出的信，皱巴巴的信纸上还能看清"知青办"三个字。
这是刘琦去世前半个月写的，字迹被泪水晕染得难以辨认。民政局的档案记载，她至死没等到返城政策的最后一批补办通知。
如今红柳圪旦村的老人说起这事，总爱蹲在村头的老榆树下吧嗒旱烟。
他们说刘老师走的那天，戈壁滩上刮了整宿的白毛风，把知青点残存的土墙都吹塌了半截。当年她亲手栽的沙柳倒是窜得老高，枝条在风里一摇一晃，像是还在教娃娃们写字。
信息来源：《知青回忆录》、《河套女知青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