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

为期8天的会议中，1000余位正式代表，投票选举出了97位中央委员和73位候补中央委员。

毋庸置疑，带领人民翻身作主的毛主席获得了最高票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少奇同志得票数仅次于毛主席，并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

可排在第三的领导，既不是周总理，也并非朱老总，那么他究竟是谁，又有着怎样的来历？

1914年，孙中山评价林伯渠和他的堂弟林修梅道：“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定大有作为！”

1905年8月13日，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欢聚一堂，庆祝孙中山的到来。

时年19岁的林伯渠，被孙中山“要救中国就必须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的演讲听得热血沸腾。

在黄兴、宋教仁的引荐下，林伯渠自此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

那时的林伯渠非常坚定，他相信只要武装革命成功，中国就会改头换面。

他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他依然矢志不渝的站在孙中山身旁。

1914年，孙中山在东京，决定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

入党仪式上有个规定，凡加入者，必须按下手印，宣誓永远效忠孙中山。

这一举动引发了不少老党员的不满，大家都迟疑着，不肯签字。

林伯渠和堂弟林修梅，在众人的质疑声中毅然打下了手印。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林伯渠心里的问号越来越大：这条路，真能行得通吗？

他在日记中写道：“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无期。”

时局所迫，林伯渠来不及思考，他只能暂时放下疑虑，继续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奔走呼号。

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伯渠在东京的旧相识李大钊，相继给他寄了很多信件和小册子。

在李大钊的礼物中，林伯渠对共产主义有了全方面的了解，顿时有种豁然开朗之感。

郁结全消的林伯渠，在《郴衡道中》写道：“待到百花齐放日，与君携手共芳辰。”

除了李大钊外，在日本的杜国庠、邓初民、田汉也经常给林伯渠寄有关日本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刊、文件。

林伯渠感慨地说：“依靠这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地把握住真理。”

林伯渠受邀前往上海，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见面：“1920 年冬天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而变成了彻底的民主主义者。”

次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在陈、李的引荐下，林伯渠正式入党。

林伯渠虽然参加了中共，但依旧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仍旧是国民党党员，积极参与国共第一次合作。

1927年4月至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有不少人劝林伯渠发报“脱离中共”。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以林伯渠的声望，继续跟着国民党好像是更有前途。

“干革命，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林伯渠毫不迟疑的拒绝了老友们的“好意”。

自此，林伯渠与国民党正式脱离关系，南昌起义和长征都有林伯渠的身影。

林伯渠虽然与国民党划清界限，却在其内部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所以在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比如西安事变和重庆谈判。

此外，在日常的工作中，林伯渠也是以身示范，号召党员、官员要有人民公仆精神。

1945年6月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林伯渠语重心长的说：“新民主主义政权作风就是，我们各级政权的负责人员，都是广大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

林伯渠说：“各级负责的同志，以什么为对象？是边区150万以上的人民。”

林伯渠强调：“一个政权的工作者就是人民的勤务员，边区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是政府力量的源泉。”

林伯渠既是国民党的创党元老，也是我党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延安时期，他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为“延安五老”，很受大家敬重，并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胜利之际，面对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毛主席号召众人各抒己见，讨论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治理。

林伯渠在1949年于西柏坡召开的中共第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他感慨道：“我党前十四年的八七会议与六大，后十四年的遵义、七大和这次会议非常伟大。可以说，我们又来到了历史的转折点。”

林伯渠说：“毛主席讲，取得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十分赞同。革命只是开幕，以后要做的事情很多。”

他表示：“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诉苦、三查，都有经验，但要注意胜利以后不要骄傲。

经济发展方面，他说：“要避免急性病，必须有计划性，只有一年的计划是不够的，应成立一个专门负责计划工作的机构。”

林伯渠还谈到了统战工作：“我们要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使其在岗位上有职有权，要准备做更复杂的工作，只要我们好好做，就可以团结他们。”

3月23日，毛主席、周总理率领党中央“进京赶考”，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成了“秋后的蚂蚱”。

为了拖延时间，实现“划江而治”的阴谋，蒋介石派遣张治中率领“南京代表团”赴北平谈判。

周总理特地带着林伯渠，去见了张治中和邵力子。

“张将军，既然要和谈，你离开南京，来北平前，为什么要去溪口，见蒋介石？”周总理开门见山的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林伯渠劝张治中，以蒋介石的阴险，如果回到南京，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不如直接留在北平。

到了谈判桌上，有人高谈蒋介石的“功劳”，以争取条件，林伯渠以铁一般的事实，严辞驳斥“功劳论”，使得对方面红耳赤。

有的南京代表还谈到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说“顽固派亦反对他们”，希望我方体谅他们

代表团的处境，在谈判过程中“示以宽大”。

谈话后，林伯渠将他们的意见及时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汇报。

毛主席、周总理早已看穿了蒋介石“假和谈”的图谋，并争取张治中等人留在北平。

林伯渠利用与张治中的私人关系，跟他谈了好几次。

最后又由周总理出面，终于把张治中留了下来，狠狠打了蒋介石的脸。

蒋介石气急败坏的说：“告诉汤恩伯，给我好好的打！”

所谓“和谈”，就此被完全戳穿。

渡江战役结束后，新政协的筹建提上了日程。

林伯渠在首次筹备会上表示：“新民主主义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领导不是包办，而是能对于政府、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

林伯渠阐释道：“政协是协商的机关，协商好了之后，交政府去执行。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其所选出之政府是权力机关也是执行机关，另外有政协来帮助政府。”

林伯渠的观点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因此他当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李维汉跌伤后，林伯渠又代替了他的工作。

此时的林伯渠已经63岁高龄，为了新中国，一天工作20多个小时。

他任劳任怨，并在日记本上写下：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林伯渠主持了开国大典，用宏亮的声音宣布典礼正式开始。

毛主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热烈的军乐声中，毛主席亲自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54门礼炮齐鸣28响。

整个仪式，林伯渠就站在毛主席身边，他知道，我党一路走来有多么不易，夺取政权有多么艰难，而要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更为艰难。

建国后，林伯渠不顾古稀之年，身体力行的到各地去视察，走遍大江南北，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

林伯渠认真、负责的精神，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在1956年召开的八大上，林伯渠毫无意外地当选第八届中央委员，并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伯渠的得票率，仅次于毛主席和少奇同志。

林伯渠想为新中国多做些事，可年龄毕竟摆在这里，过度劳累后，生病在所难免。

但林伯渠为了工作，就是不肯住院，直到1960年5月病情突然恶化，这才同意去看病。

然而，林伯渠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终究无力回天，在当月29日，这位人民公仆撒手人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