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坐标|红星闪闪耀循化(下篇)

拓客说宗教 2024-03-29 05:24:42

马有福/文

题记:

青海循化是全国独有的撒拉族自治县,位于黄河岸边。循化能够成为65名西路军战士最终的家园,这是以撒拉族为主的循化各族人民永远的光荣,更是研究西路军历史不可忽视的一种文化现象。为了保存光辉灿烂的这历史一页,这里的红光村从不同层面创建了三个西路军纪念馆——村馆、寺馆和校馆,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西路军荡气回肠的历史一页,说不尽西路军在这里留下的深深足迹,表达不尽他们对于战士们泪洒祁连山那一页历史的无限深情。

令人感动的是,如今,西路军的军魂就像那黄河岸边耸立挺拔的白杨树一样把根深深地扎在了循化各族人民的心中,并与这片土地和黄河涛声融为一体,成为江源地区这一片卓异大地的另一种生命底色。

这是循化人文历史的冰山一角,也是深度了解这一隅苍茫大地的重要逻辑切口。走进西路军,走近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庄廓院,这一度成为我前些年行走高原的一个夙愿。正好机缘凑巧,公私兼顾,几年间,我得以捕捉星光点点,建立起认识脚下大地的的另一个伟大坐标。现记录如下:

马阿乙霞:儿子容人的豁达胸怀让我们为之感动

2012年7月20日,在寻访西路军战士另一位名叫马阿乙霞的后人时,我们在积石镇尕别列村的村巷里与其儿子马福林撞了个满怀。马福林有点激动地说,总算有记者来了解情况,哪怕是一点小关心,小关注,我们依旧十分感动。

他说,他们弟兄姐妹共六个,其中,两个姑娘,四个儿子,他排行老三。掐指算来,他们一大家子早就几十口人了。

他说,他的父亲是马步芳兵营的军官,先后给当时大名鼎鼎的师长孟全禄和马德胜当传令兵,盒子枪始终挂在腰间,是个典型的军人。他母亲马阿乙霞则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排长,也有点来头。要不是阴差阳错的兵败祁连山,他们是水火,绝对不可能相融。但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命运让他们偏偏就这样结合在一起,并成为非常恩爱的一对夫妻。就因为这,文化大革命期间,斗争邓小平主席时,中央还派人来跟我母亲了解情况。我母亲说,我不认识邓小平,这就没有说任何不利于邓大人的话。我父亲1972年6月去世。母亲于1973年3月去世。

我母亲的妹妹也是西路军,在科哇,但当时她们相互不知都落脚循化。后来,集体劳动,在一个修电站的工地上她们相逢,彼此也不知道姐妹俩在一同劳动。奇怪的是,我姨娘晚上就住在我家。晚饭后,她们俩在闲聊,这一聊就聊出了实情、亲情。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她原住白庄条井,他的尕娃还一直在那里当村书记。

同是天涯沦落人,原来姐妹不相识。可是,在想不到的地方和时间里见到了自己的骨肉,这是多大的喜事?

真是太阳出来了,那不知是一九六几年了,我妈妈还带着自己的两个大儿子,我的大哥、二哥去了一趟四川,并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亲人。从此之后,我们的来往就比较频繁。我去过两次四川,看到了四川的舅舅和表兄弟们。我的大表哥也曾来这里看望我们,这共来过两次。我们虽然信仰不同,语言隔着一层,但却是一家人,如今,我们依旧彼此尊重,心心相印,保持着彼此之间的联系。

他说,我有三个尕娃,一个姑娘。姑娘因为有点病就招赘了一个齐齐哈尔的汉族人为婿。可是,不幸的是,去年,在她38岁的年龄段上因病去世了。现在,我还得给这个上门女婿娶媳妇。因为他早已改归了伊斯兰教,在我家还生了一个两岁的尕娃,我有责任给他娶媳妇,他跟我的儿子一样哩。

难道宽容也会传染?回西宁的路上,我还在咀嚼着这一家人的故事。

赵永明:靠着勤恳自然而然成为瓦家庄人

2012年7月25日,我们在积石镇瓦家庄寻找红军战士赵永明的家属时在村巷里遇到他的儿子。他说,他的爸爸又名叫赵阿布都。在循化,先是上草滩坝的地主王福成收留了他,一开始,他给王福成看水磨。

王在当时比较有实力,他的水磨不同于一般水磨的是,这是一个船磨,可以流动在黄河里,停泊在不同的河段上上门为人磨面,生意很好,能够把这样的生意交赵永明搭理,就说明他十分相信这个红军尕娃。这主要是因为赵永明能吃苦,不偷懒,很受地主信任。

据说,当时其他人干活背着的背篼都是比较小的,而赵永明挑的背篼却是大背篼,至少有其他人的一倍半,或者两倍。赵永明是四川人,虽然个儿小,但他在磨坊里帮助磨客背口袋时总比其他人特别卖力,这使撒拉族磨客们都喜欢与他打交道。因而,解放后,他就顺其自然地成了瓦家庄人,给他土改了一个家,还分给了粮食和一匹驴。

因为看磨是他的长项,当时就把水磨交他承包,让他继续在磨坊里为村民们服务。后来,一直单身的他招赘到了现在现在的这个家。他进门时,他妻子才只16岁。如今,他们夫妻生有三子一女,一共好几家,成为不折不扣的瓦家庄人,从来没有受过瓦家庄人的欺负。如今,子女们过得都很幸福。

赵玉成:在草滩坝的家人将近一百口了

2012年7月25日,在草滩坝寻访西路军战士赵玉成时,没有找到他的家。不知是谁把这消息捎到了他的女儿那里,52岁的阿菲亚,弯弯绕绕走出村巷就把我们从村巷里带到了家里。

我们进门时,她的母亲,一位一辈子善待了赵玉成的老太太还在家。她一脸慈善,闲坐炕上,表情平静,无限知足。问起年龄,说今年88岁了,红军阿爷则是1998年2月无常的。现在她们家里五世同堂,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家庭成员全部加起来差不多有一百人了。

说起这一切,阿菲亚太太告诉笔者,在解放前,他的外公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家道殷实,日子过得还不错。可惜,他的儿子有点耳聋,在顶门立户上似乎有点欠缺。为此,老人决定将小女儿留在家里想招赘一个女婿。瞌睡遇枕头,恰好老人跟在西宁马步芳军营里吃粮的韩师长私人关系好,听说韩师长手下有那么多从河西走廊俘虏过来的西路军战士,他这就找到了韩师长。韩师长让他从西路军战士中挑。挑来挑去,这就挑上了赵玉成,并从此给他起名韩德,并热热闹闹为他举办了婚礼。因为老人在地方上有点身份,大女儿嫁的是一个国民党军官,这小女儿的婚礼也得办体面,不分上下才是,这就很上看赵玉成了。

从此,一家人和和美美,不分你我。赵玉成也不负众望,全面挑起了家庭重担,不论务农,还是经商,都很吃苦,也很在行,这使老人很满意。后来,在给儿子和女婿分家时做到了绝对公平,没有丝毫偏袒。在老人的观念里,手心手背都是肉。

解放后,赵玉成几次带着儿子回四川探亲,找到了自己的家人;也请四川亲人来青海做客,让一家人的走动很平常。如今,赵玉成的四个儿子中两个是大学生。其中老大在开饭馆,孩子们都在上学;老二是改革开放之后走出青海的第一批生意人,主要做虫草等土特产生意,在北京设有总店,在全国开有七个分店;老三是机关干部;老四在搞劳务输出。姑娘们一个个也都过得很体面。

张以可:由西路军战士转变为优秀的民族干部

2012年7月25日,在循化县城找到张进锋,采访他父亲张以可的情况。最让我们感慨不已的是,张以可最终成为一个优秀的民族干部,在关键时刻架起了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一座坚强桥梁。据说,在解放前,他被撒拉族收容,成为撒拉族的一员之后,时时处处维护伊玛目村普通撒拉族人民的利益,敢于与当时的各种黑恶势力斗争,一身胆气赢得了伊玛目村撒拉族大人娃娃的夸奖。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撒拉话,学会了在黄河上摆渡,并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船头。他在黄河水面上一番功夫了得。

1949年9月,解放青海,在王震司令员需要渡船和稳定一方的关键时刻,他一马当先,跑前跑后,组织伊玛目渡口的筏子客按部就班保证了部队的顺利渡河西进;与此同时,他还冒着生命危险,劝化当地不明真相的诸多群众相信共产党、相信人民军队。在街子一带解放初的地方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同寻常的联络作用。

后来,他在甘肃夏河参加革命工作,成为一名称职的民族干部。因他对当地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习性比较了解,因而为政府开展工作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他去世后,夏河县政府派车把他送往伊玛目村。伊玛目村的撒拉族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穆斯林葬礼。如今,他的儿子是循化有名的口腔科医生,在民族文化推介方面更是一流的专家,在撒拉语、阿拉伯语和中亚语言研究和民族电影译介方面依然表现出了另一种战士风采。

曲卜藏村老小都记得夏吾才让保管是老红军

走遍大半个循化,出没于撒拉族村庄,我以为只有撒拉族才有同情来路人的胸怀,但从循化红军小学校长马明全老师那里得知,藏族人对于他者的包容更是非同一般。这不?尕楞乡曲卜藏村里有一位流落在藏区的红军战士,如今他的后人还在。

于是,2018年12月4日,碾着从尕楞乡通往曲卜藏村道路上的残雪,我们驱车来到了曲卜藏村。进村问了几个人,他们几乎全部都知道老红军夏吾才让。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踩着残雪从阳面的一个台子上指着阴山的一个蓝色铁大门,直到我看清楚了,才“呀”一声继续忙他的工作去了。当我们调转车头,穿梭村巷,来到阴山脚下,正要问人时,一位背着草的藏族妇女从窄窄的山路上慢悠悠走下来。我们不知道她就是老红军的次女拉姆才让,就绕过她直奔她们的老家。等我们来到他们家的大门口,见到了老红军的长女地叫时,才知道我们早已擦肩而过的就是拉姆才让。

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我高兴于终于找到了老红军的后代。于是,我们就在她们家的大门口,在六十七岁的藏族才让加老人的翻译下,聊了起来。跟我们说话的是老太太地叫,正是老红军的长女,她已经六十九岁了,有点残旧的藏袍里揣着自己的眉宇间可以寻觅到四川人长相的孙子。她虽然不怎么会说汉话,但是眉宇间依旧能看得出明显的不同于当地藏族的四川人长相。撒拉族向导马光辉老师几句绘声绘色的四川话说得她一脸兴奋,连声“呀,呀”,宛然他乡遇故知,她就一点儿不紧张了。

由此,我们得知,夏吾才让是四川渠县人,定居循化后,一辈子没有回去过。在旧社会,他是在公伯峡园艺场劳动时经人介绍来到曲卜藏的,以上门女婿的身份在这个村安身立命,并得到全体藏族同胞敬重。他的善良、厚道以及体现在红军身上的诸多优良传统,让曲卜藏人都很尊重他。最具说服力的是,在生产队时,他一直担任保管员,是村里是德高望重的生产队的负责人。如今,他的两个女儿都已六十多岁了,他在这个村里的后代已经超过了十人。在一个七百多人的村庄里,这也算不小的一个比例。我为他庆幸着跟他的女儿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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