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明史的朋友大多会对“北虏南倭”这个词很熟悉，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大明帝国，是为明太祖。大明初建时，朝气蓬勃、国力强盛。朱元璋还吸取两宋对外妥协，导致亡国的教训，开始以军事手段持续打击北元残部，在他统治时期，曾九次北方，肃清草原，将大明的军旗插在了漠北草原上空，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朱元璋未能彻底解决草原问题，由此留下了“北虏”的隐患。

朱元璋死后，大明帝国经历了短暂的内乱（靖难战争），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篡夺自己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成为大明新的主人，是为明成祖。朱棣延续朱元璋对草原强硬的打击政策，五次远征漠北，但还是无法彻底解决草原问题。1449年，草原上的瓦剌部更是在土木堡一战歼灭大明京师三大营，俘虏明英宗朱祈镇（朱棣的曾孙），是为土木堡之变。此后大明与草原攻守易形。但因为大明庞大的体量，再加上草原各部的分裂状态，使得草原各部无法进一步扩大战果，双方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

其实这个时候，大明就应该适时改变外交政策，况且草原各部多次释放善意，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希望大明开放互市（通商），因为草原上生产水平低，无法获得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他们需要大明的东西，大明不互市，他们只能抢，但抢的成本也大，如果能够和平取得，谁愿豁出命去抢劫。的大明朝野上下，不以实际情况出发，依旧坚持所谓的祖制，不与草原互市，其实就是外交缺乏弹性，最终导致双方战争频发。而随着明军战斗力的衰落，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鞑靼部俺答汗率军围困北京8天，在京师附近大抢一个月而去，大明颜面跌尽，是为“庚戌之变”。经此一变，大明才终于认识的自己“几斤几两”，最终在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边境口岸，并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是为隆庆开关，持续近200年的“北虏”问题才彻底终结。

说完“北虏”再来讲一讲“南倭”，当年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后，吸取元朝常年对外征伐，导致民力耗尽的教训，规定后世子孙不得对外滥用武力。并下诏：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实施严酷的禁海政策，使得宋元时期繁华的海外贸易被斩断，虽然后来明成祖启动“郑和七下西洋”工程，但主要还是官方的外交活动，与贸易无关。但是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深刻嵌入了海洋贸易系统，朱元璋的禁海政策，使得这些以海洋为生的人，失去了经济来源，自然而然，私下海洋贸易就应运而生，民间自发的海洋贸易规模愈来愈大，就形成了武装海商（海盗）组织，他们打着“倭寇”的名义开始正大光明的走私，使得禁海政策名存实亡。

起初，大明帝国军力强盛，在东南沿海又设置了许多卫所，大明的海疆总体上还比较平稳。到了嘉靖年间，因为大明帝国的衰落，再加上邻居日本的内战，导致大量的武士失业，他们为了生存加入了明朝海盗集团，他们就是“真倭”。

《明史·日本传》记载：“倭寇”中“大抵真寇十之三”，而大部分是明朝的民间海洋人士，称为“假寇”。有了真倭的加入，倭寇集团的实力大大增强，而东南海防承平日久，防务松懈，给了倭寇们极大的舞台和空间。于是一场持续10多年的倭寇之乱在嘉靖年间集体爆发，明朝只得以戚继光、俞大猷等明军将领率部征剿，至嘉靖末年才基本平定。其实只要开放海禁，倭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大明僵化的外交理念，使得它只能以最高的成本（战争）解决倭寇问题。隆庆即位后，在舟山开放贸易口岸，困扰大明百年的倭寇问题瞬间绝迹，这便是最好的佐证。

“北虏”和“南倭”虽然在隆庆年间全部被解决，但持续近200年的争斗，已经透支了大明的国力，之后虽有“万历三大征”的辉煌，但终究是是末日余晖，“北虏”和“南倭”当得起大明帝国的”两大坟场“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