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泉州，绕不开弘一法师李叔同。
因为，他在泉州走完了他人生中最后的14年，他圆寂在泉州，也安厝在泉州，他将自己毕生的心血与智慧结晶大都留在了泉州。
中国近百年来，弘一法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不可多得的通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在近代文艺领域里皆有涉足。少年之时，他虽锦衣玉食，却勤勉好学，擅书法、工诗词、通音律、精金石；成年后，他投身艺海，锐意进取，将西方的油画、音乐、话剧等引进中国；立于三尺讲台旁，他言传身教，孜孜不倦，培养出诸如画家李鸿梁、漫画家丰子恺、国画大师潘天寿、音乐教育家吴梦非、音乐家刘质平等弟子。
年近不惑，他却骤然转身，抛弃一切，皈依佛门，成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李叔同的书法精严净妙，闲雅飞逸、风骨朴拙，将儒家的谦恭、道家的自然、释家的静穆蕴涵其中，堪称书法中的逸品。就连鲁迅这等孤高之人，也以得到他的一幅字为荣耀，连连称赞：“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
李叔同的文学造诣颇为高深，著有《李庐诗钟》，迄今还留存乐歌70余首。他编创的乐歌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传统，多为借景抒情之作，文辞秀丽，声辙抑扬顿挫，意境深远。特别是那首《送别》，至今为人们时常传唱，也成为电影《城南旧事》的主题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在泉州城里的开元寺内，就有弘一法师纪念馆。
纪念馆是由开元寺主持妙莲法师所创办。1942年，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后，其身后诸事均由他的弟子妙莲法师打理主持。随后，为躲避战乱，妙莲法师携带着弘一法师留下的书籍、墨宝等遗物二十余箱辗转各地逃难。1953年，妙莲法师回到泉州，出任开元寺住持长达47年，他所珍藏的弘一法师的遗物也终于有了落足之处。
1962年，妙莲法师在开元寺内尊胜院旧址修建了弘一法师纪念馆，展出弘一法师的遗物。其中，弘一法师的遗墨“悲欣交集”一度成为镇馆之宝。后来，这幅遗墨又由妙莲法师带到上海，现藏于圆明讲堂。如今，泉州开元寺弘一法师纪念馆的镇馆之宝有画家徐悲鸿为弘一法师创作的油画，以及弘一法师的“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等墨宝，还有弘一法师于1937年为厦门市第一届运动会撰写的会歌简谱手稿。
在这座纪念馆里的流连中，原先在我脑海里印象颇为模糊的弘一法师，逐渐清晰了起来。
1880年10月，李叔同出生在天津一个显赫的家庭，父亲李世珍曾官至吏部主事，辞官后，又经营钱庄和盐务，成为津门巨富。
李家笃信佛教，李叔同从小就学会念诵《大悲咒》《往生咒》等佛经，在家还常与弟弟一起学僧人做法，“两人都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
李叔同五岁时，父亲去世，晚清名臣李鸿章登门祭拜，还亲为丧礼“点主”。在中华传统丧葬礼仪中，多会请德高望重之人在亡者的灵牌上的“王”字上加上一点，改为“主”字，其叫“点主”，表示对亡故者的尊敬，这也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孝道观的重要部分。
当时，家眷个个泪如雨下，唯独李叔同没有流泪。因为他认为有僧人为父祈福，令父亲的灵魂升天，应当高兴才对。
李叔同自幼聪慧，六岁时就通读《昭明文选》，十三岁时书法和篆刻闻名乡里，十六岁入天津辅仁书院读书。由于缺乏父亲的约束和管教，李叔同还迷恋上了戏曲。甚至于，他开始流连往返于梨园之地和烟花场所。
后因在学校积极鼓吹维新变法，维新失败后，李叔同担心自己受到牵连，便携妻子和母亲避祸上海，入读上海南洋公学，与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师从于蔡元培。
由于他家在上海也开有钱庄，所以李叔同得以在上海仍以富家公子身份与沪上名流交往，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五光十色。
1905年，李叔同的母亲去世，安葬母亲后，25岁的李叔同东渡日本，自费学习美术和西洋音。在日本期间，他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并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李叔同也就成为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李叔同还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他还成为中国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第一个在国内推广钢琴，第一个引进西方乐理的音乐家，写下九十多首歌曲。
留学期间，李叔同还开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堂人体写生课，并向国内引进了油画理论和技巧，成为中国油画第一人。
归国后，李叔同于1913年受聘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音乐和图画教师。1915年又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音乐和图画教师，并为该校谱写了第一首校歌。歌词是这样的：
大哉一诚天下动，
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
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
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
踵海西上兮，江东；
巍巍北极兮，金城之中。
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
吾愿无穷兮，如日方暾。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正值如日中天之时的文艺大佬，却在盛名之下前往杭州虎跑寺落发为僧，法号弘一。
事实上，李叔同的出家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先，他的好友文学大师夏丏尊曾向他推荐过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文中讲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1916年冬，李叔同便去虎跑寺进行了十七天的断食试验。断食后，他对夏丏尊说：“自己觉得脱胎换骨过了。”
断食之后，李叔同依然在学校任教，但周围的人似乎都隐约察觉到了他厌世情绪越来越重。
1918年7月，39岁的李叔同处理完了种种俗事，只留下了一些粗布衣服和几件日常用品，然后，毅然去虎跑寺落发为僧。
李叔同的一生以39岁为界，可划分为两个阶段。39岁之前的李叔同，锦瑟年华尽施奇才；39岁后的他，以青灯为伴，钟磬木鱼声中，一心向佛。
出家后的李叔同还曾发下誓愿，不主持寺院，不收徒众，不为名闻，不求利养。因此终年云游，随缘而止。他坚持一日两餐，过午不食，所餐之食不求适口，仅为果腹。身上的僧袍皆由他的学生赠助。弘一法师为僧二十四载，所穿僧服仅寥寥数套，都是补了又补。其补丁用布，多是从他人丢弃的破旧衣服上裁剪下来的。
由于弘一法师多年苦修，重兴律宗，被尊为律宗十一世祖，成为“民国四大高僧”之一。
弘一法师李叔同
民国文人中，有不少人也曾追寻弘一法师投身寺庙，郁达夫就曾想削发为僧。
弘一法师却对他说：“佛缘是不可思议的，你还是先做你愿做的事情去吧！”
对于画家潘天寿的出家愿望，弘一法师说：“莫以为佛门清净，把持不住一样有烦恼。”
抗战爆发后，弘一大师虽身处空门，却心系祖国，他坚信，虽被日寇践踏了大半河山，但中国绝不会亡。巍巍中华，势必迎来抗日战争“最后之胜利”。
期间，有日本人找到弘一法师，请他循唐代鉴真和尚先例，到日本去弘扬佛法。弘一法师愤而拒绝。他说：“我在日本留学5年，日本学校教给了我很多知识，这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但当年鉴真和尚去扶桑，海水是蓝的，现在已被你们染红了！日本，我是不会去的！”
而且，每次开讲佛事，弘一法师都会在经堂上挂起一条横幅，上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加解释说：“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弘一法师虽是佛门中人，却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可谓是真正的慈悲。
一生一死，乃人生两大关口，1942年，弘一法师预感自己大限将至，他便从容地安排后事的每一个细节。他甚至还向弟子妙莲法师嘱咐：“我去后，你记得遗体装龛时，在龛的四个脚下各垫上一个碗，碗中装水，以免蚂蚁虫子爬上遗体后在火化时被无辜烧死。”
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火化后，弘一法师的舍利分葬于泉州清源山和他出家时的杭州虎跑寺。
弘一法师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由绚丽至极回归于平淡清寂的典型。
去泉州清源山。从老君岩往右，行不远，路旁有一巨大的卧石，上面镌刻着弘一法师的那句名言：“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再前行不远，弘一法师的灵骨塔就建在山腰的弥陀岩旁。这里苍松翠柏缀一方春色，青山黛峰绝四际尘埃，是法师理想中的净土。
灵骨塔左前方的山壁上镌刻有“悲欣交集”四字，这是法师临终前的绝笔。“欣者”，当是自身脱变皮囊后空灵自在，“悲”者，是众生尚在苦海之中的无奈遗憾。
1942年10月13日晚，弘一法师临终前写下“悲欣交集”四字绝笔。
“悲欣交集”石刻之上，是弘一法师的等身坐像。一如弘一法师生前的清癯风骨，秀眼低垂，凝思中似是观鼻，观身、观自心；却又仿佛是远望，望天、望地、望众生，安详中透出一脸的慈悲。四周松风习习，如诵经，是法师正在为挣扎在红尘之中的人们在祈福吧。
对着弘一法师的座像，我轻轻地诵一声“善哉，阿弥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