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的作者都隐去了真名，其原因是这四部大书都是隐写的明朝真事。《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成书于永乐至成化年间，以“诗禅隐语”假借别朝事暗藏大明诸侯（朱猴）之乱。在永乐“重语禁”的时代，故事都不能真写，作者也就不能署真实姓名了。

《西游记》、《石头记》成书年代大致相似，都在南明灭亡后的康熙年间。这两大名著也是假语前朝事隐写大明兴亡历史，揭露大明实亡于太祖，历数“闺阁”之罪，出自大明宗室的作者揭自家之短，也就隐去了真实姓名。

我已破解《石头记》的作者是大明靖江王之后石涛、宁王之后八大山人。那么，其他三部书的作者又是谁呢？这里，先说说《水浒传》的署名“施耐庵”。

以通俗的读法，《水浒传》就是一部“奸盗脱骗机械甚详”、“变诈百端，坏人心术”的盗寇邪书。这种主流读法自明嘉靖以来，以至假托李卓吾批注、金圣叹伪造“贯华堂本”，乃至如今几乎都没变过。即便把梁山好汉说成是农民起义或者江湖豪杰，痛斥宋江投降，读法也没有太多的新意，还是嘉靖时期的视角。

但是，自嘉靖五年（1526年）第一次刊行《水浒传》（有五卷存世）以来，第一个评论《水浒传》的李开先却是另外一种读法。在《词谑》中，李开先说：“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严、陈后冈谓：《水浒》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此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

这段话，以《史记》类比《水浒传》，不能以“奸盗诈伪”诟病之，而应当当做“史学”来读，方知其中之妙。以现在的话说：历史竟然可以这样写，真是太奇妙了。这种读法不止李开先一人，至少有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严、陈后冈等嘉靖时期的文人。

实际上，在《水浒传》之前，嘉靖元年（1522年）《三国志通俗演义》，写的就是“史学”。李开先不以罗贯中的小说为“史学之妙”，应当是认为罗贯中就是演义三国历史，并无“诗禅隐语”。实际上，《三国志通俗演义》才是四大名著中的诗禅之祖，同样在历史中隐藏了历史——这是题外的话，按下不表。

《水浒传》等四大名著，包括明朝时期的《封神演义》、《三遂平妖传》等都是“诗禅”小说，也是在故事中隐写了大明历史。那么，什么是“诗禅”呢？

李开先《诗禅序》中说：“诗禅何所于始乎？其当中古之时乎？人心稍变，直道难行，有托兴，有佹诗，有讽谏，有寓言，有隐语，有瘦词（一作“庾词”），俗谓之谜，而士夫谓之诗禅。如禅教深远，必由猜悟，不可直指径陈，径直则非禅矣。”

明末清初时，孔尚任总结道：“不是诗禅不是谜，灯昏酒散费人猜。”《桃花扇》是一部隐写大明灭亡，赞同大清统国的诗禅戏剧，恰是反《红楼梦》的。因此，“东鲁孔梅溪”绝不可能是孔尚任。这是题外的话，按下不表。

李开先深谙“诗禅”之道，破解《水浒传》中的诗禅隐语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个时期，还有一位评价《水浒传》的大文人名叫田汝成，其《西湖游览志馀》中就讲到了诗禅：“古之所谓瘦词，即今之隐语也，而俗谓之谜，杭人元夕多以此为猜灯，任人商略。永乐初，钱塘杨景言以善谜名。成祖时重语禁，召景言入直，以备顾问。”

钱塘杨景言即杂剧《西游记》的作者，他是世居杭州的蒙古人，大元灭亡，也就是以诗禅瘦词写了这样一部专门讥讽大明朱家的杂剧。但是，这部杂剧却是讥讽大明太祖的，永乐皇帝诏其入宫，目的恐怕在此。后来，《西游记》继承其诗禅笔法，隐写了整个大明兴亡历史。

总而言之，《水浒传》是“诗禅”小说，主要以训诂、假借（假语）等手法，隐写了一部大明“封建诸子”而引发的大明藩镇之乱，寓意大明实亡于洪武，必亡于朱棣之后木字辈中由字辈皇帝。

这几年，我依据李开先之说，破解了《水浒传》中的诗禅隐语，解开了其中隐藏的大明机密。这部书中，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大明兴起的历史，从女娲补天开始，一直写到夺门之变。书中有大量被大明抹掉的历史，其终极谜底有两个：朱元璋之死、建文帝去向。

有关《水浒传》中隐藏的真历史，敬请列位看官教正我近三年以来的解读。限于篇幅，这篇文章便不再细细陈述了。

《水浒传》的作者最初应当就是“施耐庵”，但却是一个化名。李开先等众人能够读懂其中诗禅隐语，诸如杨景贤之类的宫廷破译高手，难道就读不懂这部书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水浒传》一出笼就被参破，继而禁止，直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才有“官方”容与堂本刊行。期间之简本，应当是被禁止后，读过的人传抄或者转述的本子。

都是诗禅道中人，“施耐庵”深知其中厉害，不属真名在情理之中。但是，“施耐庵”三个字却又透露了作者的真实身份。怎么回事呢？且容我徐徐道来。

继李开先之后，明朝高儒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撰《百川书志》，这是一部私人藏书记录，其中就提到了《水浒传》及其作者：“《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周草窗《癸辛杂志》中具百八人混名”。

与高儒几乎同时代的藏书家郎瑛在《七类修稿》中所言，大致与高儒相同：“《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这两人的记载，都说的是《水浒传》的原作者是钱塘施耐庵，钱塘即杭州。钱塘人善灯谜，施耐庵是钱塘人，也就是杨景贤的同乡，写一部诗禅小说，似也说得通。

但是，同时代的田汝成却在《西湖游览志馀》中说：“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

以田汝成的学问，恐怕不会把《水浒传》读成这个样子，也不会如此张冠李戴，还把“罗贯中”说成是南宋人。这其中是否另有原因，或者是田汝成这段话也是“诗禅隐语”，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田汝成此番言论是直言，那就是典型的市井野语，不足为信了。

“施耐庵”作《水浒传》，这是嘉靖时期的定论，后世也采用此说。问题是，“施耐庵”究竟是谁呢？

施耐庵写的本，也就是原著，罗贯中编次。也就是说，施耐庵写了一个底本（真本），另外一个叫“罗贯中”的人将这部书刊行了。“罗贯中”其实是一个编辑，并不是田汝成所说的作者。同样，也不是金圣叹为伪造“贯华堂本”而说罗贯中虚写了后三十回。

说到这里，就得讲讲我对“罗贯中”的认知和理解了。现在的罗贯中出自《录鬼簿续编》，但是这部书却疑似伪托，其中有关“罗贯中”的记载也是大有逻辑问题，恐不足以作学术上的考辩。我认为，嘉靖年间所说的“罗贯中”也是一条诗禅隐语，意思是《水浒传》把大明历史贯通其中。

羅，四丝隹。四，隐写大明太祖与成祖（嘉靖三年之后），他们都是家中老四。丝，“琴瑟也”，这两个字中就有“四王”。隹，短尾鸟，包括燕雀。朱元璋以刘基之卜，以三山填平燕雀湖而作新宫于燕雀湖上。这是“水浒传”的一大寓意，“三山聚义打青州”之三山，即指填平燕雀湖之三座山。

《水浒传》主写藩镇之乱，以唐朝玄武门之变说大明靖难之役，这场大明火并是燕王发起的。故而，羅下之“隹”就指代了燕王。《水浒传》中的羅真人、王進、史進，都有“隹”，也是隐写的燕雀湖与燕王。其中，“真人”出自《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就是大明皇帝。

進为“隹走”，这个字隐写了《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一则市井谶语：“日暮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这句疑似朱棣伪托的谶语，又被写成慕容彦达（日暮燕达）。

以我的认知，施耐庵是作者，以“罗贯中”言书中隐喻，暗中交代《水浒传》究竟写的是什么。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署名“罗贯中”，那是另外的话题，此处按下不表。

《水浒传》的作者就是施耐庵，那么，“施耐庵”又是谁呢？

自嘉靖以来，施耐庵并无人再去挖掘其真人究竟是何人。而到了金圣叹这里，为伪造贯华堂古本，就先伪造了“东都施耐庵”，并以此署伪造了“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前自有序一篇”。金圣叹欺世盗名之说，真不值一驳，按下不表。

谁也不理睬金圣叹之伪说，而到民国十七年秋（1928年秋）虚构了“淮安王道生”，伪造施耐庵墓志。现将这篇墓志抄录于下：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缕述；公之面目，余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

盖公殁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届时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灺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

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以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堂而痛哭流涕者也。

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述元（文昱之字）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距白驹镇可十八里，因之，余得与流连四日。

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世哉！先生之身世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遂闭门著书，以延岁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

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这篇墓志，已被很多学者证伪，其中的史料无一能查证，简直是通篇谎言。比如，学者指出，“盖公殁于洪武庚戌岁（洪武三年，1370年），享年七十有五”。此施耐庵有子名施让，而《施让铭》却非常明确地记载，施让生于洪武六年(1373)。“施耐庵”故去三年尚能生子，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据此墓志，袁吉人又伪造“施耐庵小史”，说施耐庵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士成入内，至耳室，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所著为《江湖豪客》，即《水浒》也。”袁吉人不知是何人，大概也是一个虚假之人。

伪墓志所说的“施氏之谱”中，是满家人于民国时期在“第一世，始祖彦端公”作为，加了“字耐庵，元朝辛未科进士”。于是，施耐庵就变成了施彦端。上世纪五十年代，文化部受胡乔木同志之托，实地考察了“施耐庵”。经专家学者论证，判定此施彦端为伪造。于是，胡乔木说了这样一句话：“今后以刘世德文章为准，如再说施彦端即施耐庵是国家的耻辱。”（见宋伯勤先生《兴化县古白驹场施彦端无关“钱塘施耐庵”著水浒传》）

诸多专家戳穿施彦端著《水浒传》的谎言，所有高论我都敬服并赞同。实际上，我只需举一条证据，就可戳穿施耐庵故于洪武三年，施耐庵就是施彦端的谎言。

一切的造假之源，就是“施耐庵墓志”。王道生说：“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

施耐庵竟然没有写过《水浒传》，而是写的《江湖豪客传》。查阅历史史料，元末明初哪里有“江湖豪客传”？““水浒”不等于《水浒传》，无“传”就不是真《水浒传》。

尤其可笑的是，王道生竟然说施耐庵写了《三国演义》。明朝绝对没有这样一本书，自嘉靖元年壬午本，到万历十九年所刊古本全像《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小说都不叫《三国演义》。明末清初时，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原著，才改书名为《三国演义》。民国文人作伪，竟然把施耐庵伪造成了清朝人。

仅这一条证据，就可证伪此“施耐庵”是伪造的，“施耐庵墓志”是民国人伪造的。

因为这件文学史上的造假案，《水浒传》的故事就被锁定在明朝以前，其主题思想就被谎言所扼杀，其思想价值、文史价值、文学价值全部被摧毁。如果没有这件造假案，《水浒传》的真相恐怕早就大白于天下。

在民国之前，除嘉靖年间的李开先之外，至少有《封神演义》、《西游记》、《石头记》的作者读懂了《水浒传》，纷纷效仿其诗禅笔法，继承其思想主题，假语前朝故事，隐写了大明历史。

《水浒传》作者署名肯定不是真名而是假名（假借之名），仿佛现在所说的笔名。其实，说“笔名”还不太确切，应当是“隐名”，“施耐庵”三字也是以诗禅隐语假托之名。既是诗禅隐语，那就一定是一个可猜之谜。以下，我就破解“施耐庵”这个谜面，揭示其谜底。

施，谐音“石”。《水浒传》以117处芦苇、25处葫芦，隐藏了女娲补天神话，是“积芦灰以止淫水”的寓意。淫水即洪水，隐写洪武。淫，谐音“寅”，大明太祖就崩于戊寅年。《水浒传》“水浒”二字的真正寓意，就是以女娲补天喻洪武。

又以“炼五色石以补苍天”贯穿全书，以“石”开篇，即“遇洪而开”石碣误走妖魔。又以“石”收束，石碣上就是一百单八将。这块石碣以赵匡胤《咏日》诗暗喻朱元璋《金鸡报晓》，寓意大明将如北宋那样亡于“金”。石碣陷落在梁山正南地下，则是预言大明将如北宋那样出现南明。

《石头记》解读“石”：“石即豕，亥字寓焉”，石就是“朱”，这个解读就出自施耐庵的“庵”。也就是说：施既石，石即豕，施耐庵本姓朱。

施，是判罪的意思，《左传·昭公十四年》：“施生戮死”，这里的“施”是行罪的意思。也就是说，《水浒传》的作者是朱明家中一个被判了罪的人，有可能是大明皇室的一个被除藩乃至负罪的一个藩王。不然，他怎么知道如此详细且被抹掉的大明历史呢？

耐，通本字作“耏”。《说文解字》：“耏，罪不至耏也。”意思是罪行较轻，不判剃须两年之处罚。《汉书·高帝纪》：“耏以上请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轻罪不至于耏，完其耏鬓。”指的是不在面上施刑，也就不需要剃去其鬓须了。这层寓意，是《水浒传》中“不幸刺文双颊”之反义，也是作者身世的写照。

“刺文双颊”，那就是遭了两次“耐”。

“施耐”，这两个字都是讲的有罪被轻判。而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隐喻，此人是被削去了藩王头衔的大明皇室成员，或者就是藩王本人。“藩”削去草字头，就是书中潘金莲、潘巧云的“潘”，书中的寓意指的是建文帝、永乐皇帝两次削藩。恐怕，《水浒传》的作者本人或他们家至少被削去一次藩王头衔。

庵，不是指的庵堂或尼姑庵的庵，也不是说《水浒传》的作者是一个安居的处士。《集韵》：“庵，又作菴”。《水浒传》中花绣、花和尚、花村刀笔吏、一枝花、花项虎等等“花”，出自《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太祖）出自帝颛顼之后，周武王封其苗裔于邾。春秋时，子孙去邑为朱氏”。大明朱姓出自邾国曹姓，寓意为“曹化”，谐音为“草化”。

施耐庵的“菴”，也是说的朱家人。《集韵》“庵，豕屋”，本义是猪栏，《水浒传》的作者于是以“庵”为名。“庵”，对应“施”，说自己是朱家人。但是，却是一个被关在猪栏中的朱家人。这就是说，“施耐庵”是一个被幽禁或者禁足、限足的大明藩王。

那么，究竟是哪家负罪的藩王写了一部揭秘大明秘史的《水浒传》呢？这个谜底虽然现在可以隐约窥见，却很难破解谜底。

《水浒传》版本史上，有一种郭武定本，据说是武定侯郭勋在嘉靖五年时刻了《水浒传》，这个本子或许能揭开作者最终的谜题。郭勋是大明武定侯郭英之后，郭英的妹妹郭宁莲即宁妃，又称郭宁妃。郭宁妃有一子名叫朱檀，是朱元璋第十子，封鲁王。但是，鲁王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就藩，薨于洪武二十二年，肯定不知靖难之役、夺门之变的历史。其子朱肈煇时年半岁，十四年后才被册封为鲁王，恐怕也不会去写“水浒传”。何况，鲁王家并没有被太祖等治罪。

有野史传闻，说郭宁妃被朱元璋赐死，是不是郭武定家因此怀怨写了《水浒传》，一直等到郭勋这辈人时才刊印行世呢？有这种可能，郭英曾在靖难之役中为耿炳文、李景隆副将，攻打燕军。朱棣夺位后，就罢了他的官，也算是与朱家皇室成员中负罪而“不耐”之人。但是，郭英永乐元年（1403年）就病故了，埋在心中的隐秘也就随之于地下，其子孙揭秘建文帝去向也就没了依据。更何况郭英不是建文帝之死见证者，以《水浒传》言之凿凿的肯定语气来分析，揭秘这段历史的人是非常严谨而不会以一己之私构陷自家人的。

朱元璋除了郭宁妃外，还有一个郭惠妃，即郭子兴义女，马皇后结拜姊妹。郭惠妃共生育三男两女，长子朱椿封蜀王，次子朱桂封封代王，三子朱橞封谷王。这一家与郭武定家有很深的渊源，郭惠妃长女永嘉公主于洪武二十二年下嫁郭英之子郭镇。

这里，要专门讲讲谷王朱橞。《水浒传》阳谷县故事中，就隐写了大明谷王，“三寸钉，谷树皮”之谷树皮就是隐写的谷王。阳谷县故事隐写的是大明削藩与洪武三十一年至建文四年的历史，可谓靖难之役的真实再现。

“中山阳谷梵王家”，朱元璋这句诗就是《水浒传》“阳谷县”的来历，其中紫石街、狮子桥就是隐写的南京。而武松到阳谷县做都头前，在景阳冈上打虎，其“景”之一寓意就是隐写与谷王朱橞在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这天打开金川门，迎接燕王进城的两个“李应”。

靖难之役后，朱橞自恃有功，为非作歹，还暗中联络长兄朱椿，密谋造反而被蜀王告发。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朱橞被废为庶人。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朱橞在幽禁之地去世。

从《明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细读《水浒传》隐写的历史，建文帝是在金川门附近的玄武门被朱棣次子朱高煦射杀的。朱高煦后来自称“天策上将”，因此，《水浒传》中以唐朝玄武门之变对照了这段历史。

这件事，被朱棣父子隐瞒，却瞒不了朱橞与李景隆。李景隆后来不明不白地被罪，大概是因为“没遮拦”的原因，要揭露其中真相。因为，李景隆曾经是《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的再修监修，大概是坚持秉笔直书而被撤掉，三修名单中就没有了曹国公的名字。

李景隆被朱棣褫夺誓书铁券，幽禁于凤阳，也算是“庵”了。但李景隆于永乐末年去世，也没有见证朱高煦于宣德元年二次发动的叔侄之战。当然，也有可能是其后人记下了李景隆的话，接着写了后面的历史。从书中看，靖难之役后面的历史确实写得比较粗狂，记载并不如之前的事那么详细，也符合这一猜测。但是，李景隆家的书又怎么会落到郭武定手中呢？

回头再说朱橞。朱橞藩地在宣府（宣化），梁山七十二地煞排名前三的是“朱皇孙”，第四是丑郡马宣赞，其“宣”之一隐喻就暗指谷王朱橞。靖难之役后，朱棣把各家藩王都撤出边塞，朱橞就安置到长沙。书中神算子蒋敬是潭州人，潭州即长沙，蒋指的是蒋州，也就是南京。蒋敬的意思就是说的谷王本是南京来的朱家藩王，当时，大明都城还在蒋州。

卒于正统元年的谷王朱橞，极有可能以《水浒传》隐写了自己所见所闻，暗中存留于家中。因与郭武定家是姑舅关系，这部禁书就到了郭英家。“施耐庵”三个字，极有可能是谷王朱橞的诗禅隐名。

朱橞一定见证了建文帝的结局，《明实录·太祖武皇帝》记载，直到永乐十四年谋反之前，谷王还诡言：“建文君初实不死，今已在此”。《明实录》这样记载，恐怕也是春秋笔法，如果建文君藏匿在谷王府，朱橞谋反最多也是奉建文君复位，自己依然还是藩王。真实情况应当是朱橞以建文帝威胁朱棣，如果要治罪，就将揭秘靖难之役玄武门的真相。

这一点，刺到永乐皇帝的痛处，要治其死罪。但朱棣却演了一处“推亲亲之恩”的戏，把朱橞如何治罪先交大臣议，又交诸王议，结果都说朱橞合当明正法典，处以极刑。朱棣这时却又赦免了朱橞的死罪，将其贬为庶人。

以《皇明祖训》规制：“（亲王）虽有大罪，亦不加刑；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因来朝面谕其非。或遣官谕以祸福，使之自新。”当年朱棣已经起兵谋反，建文帝却不敢违背祖训，担负杀叔之罪名。朱棣罔顾祖训，要议谷王死罪，后又赦其死而贬为庶人，其中的原因恐怕还是与建文帝有关。

死罪即免，谷王就高度疑似“施耐庵”了。

《水浒传》中隐写谷王朱橞及其兄弟三人的信息还要很多，这里仅讲这几条，其余待逐一对照历史史料以进一步查证。至于谷王卒于正统元年，又是如何把土木之变、夺门之变写进书中的，这也是一个谜。其中的原因，恐怕就是后面的人补写的了。

《水浒传》的作者之谜大致如此，但不一定是终极之谜，有待进一步从原著和历史中探索。本文以这样的方式呈现“施耐庵”，也是为学界与读者提供一种思路，以便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