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青年参军
1944年底，王传斌奉调任沂中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1944年秋沂水县城解放后，全县无敌伪据点，工作的重点是进行减租减息。在深入斗争中，不止一个地方发现，有些地主改换手法对村干部施加影响，控制佃户，这些人为地主隐瞒财产，通风报信，甚至把分到的粮食私下送还地主等等。县委制止了对此现象乱加批评简单化的做法，强调要对农民耐心进行教育，启发他们的觉悟。此事证明，要使农民从千百年来的封建制度统治下解放出来，只靠一两次减租斗争大会和宣传教育是不行的。
6月底，《大众日报》登载了中共七大召开的消息，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党的主席、刘少奇同志被选为副主席，并发表了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重要报告。抗战爆发以后也曾看到一些有关共产党事务性的新闻报导，但这次如此大量公开的报道显示了王传斌党的力量和与群众紧密关连的关系。
当时山东《大众日报》在刊登党中央委员的名单时，把陈绍禹和李立三的名字均印为×××，并以“电码不明”处之。这样处理显然有失妥当。
为宣传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鼓舞群众的斗争信心，沂中县委宣传部特地选择大松林集市开展活动。他们先用一张大毛边纸画了一幅中国地图，贴在木板上，再用红颜色将十九个解放区标出来，就非常醒目了。王传斌站在地图前，向来赶集的农民宣讲，围拢来看的人很多，效果比较好。
8月，日寇宣布投降，这惊天动地的胜利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遍了每一个山村。农村虽没有电话，可是所有的村庄一下子都沸腾起来，锣鼓声、鞭炮声、敲打铜盆铁锅声，还夹杂着枪声。当时子弹缺乏，民兵都非常珍惜，可今天战士们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朝天鸣枪以示庆祝！
气氛比过年还要热闹，持续了好几天。在喜庆的日子里，老百姓扬眉吐气，又深深地怀念着为打鬼子而牺牲的八路军战士。那些大爷、大娘说：“住在咱家的八路军，是多好的孩子啊！高兴地出发去打仗，谁知就再也没有回来！唉，得给他们烧几张纸，孩子，你合上眼吧，小鬼子投降了，咱们胜利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警醒的事情。有一位区长在参加完欢庆大会回到住处后，将自己佩带的二八匣子枪连同子弹带解下丢在床上，说：再见吧，从此以后再也用不着你这个玩意儿了。看来是随意说的话，却反映出一种潜在的危险。沂中县委以此典型事例教育干部看清形势，认清敌情，明确当前的任务，使有些思想模糊的同志清醒过来。
日本投降后，为准备应对国民党的进攻，需要扩大部队，壮大力量。县委及时下达动员参军任务。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干部们都愿意下到基层，和区、村的干部共同进行此项工作。王传斌和宣传部的同志一起到扈山区承包了黄家坡子的动员参军任务。
和前几年艰苦年代动员参军相比，此时虽有许多有利条件，但也并非易事。参军对象及家庭会提出种种问题，包括生活、政治待遇等等，必须认真落实解决，不能有半点应付和疏忽。动员对象中有好几个正在申请入党，或是已被村支部确认为发展对象，其入党问题都要一一妥善处理。
在黄家坡子一个多月的工作，王传斌等人最后动员了二十多个青年参军，这是很可观的数字。除了有村干部、各个组织的配合，妇女组织的努力也不能忽视。
由于连续几年动员参军，有些村庄已经出现了女多男少比例失调的情况，在老解放区一些“动员参军模范村”里是普遍现象。经过分析研究后，县里决定暂停对此类村庄的动参任务，以解决女少男多的矛盾。建国以后，1952年曾在老解放区参军模范村动员了一些年轻烈士家属、大龄姑娘去新疆参加生产建设、当纺织女工等，借以解决其婚姻之事，也使得新疆建设兵团的战士安心戍边、建设边疆。
1945年秋，日伪军依照蒋介石的命令，拒绝放下武器，仍占据着城市。在山东南部的蒋军李仙洲部急于北进，正是“狼未走，虎又来”。地方政府的工作是加强对我军的支援，调运粮食，筹划钱财，加强民兵训练，随时听候调令随军出征。受胜利的鼓舞，干部的情绪高涨，主要是急于走出山区，攻入城市，盲目乐观，对困难认识不足。
不久，调派干部去东北的任务下达，大家都争着报名。不久，沂中县的名单确定下来，第一批有县委组织部长、县妇救会会长、各救会会长、青救会会长、县政府的几位科长和一些区干部。调离的这批干部很快随军经烟台上船开赴东北去了，鲁中军区驻沂中的各部队也都整装待发，做认真的准备，了解东北的地理环境、社会风俗，还进行了有关城市的知识、纪律等方面的教育。
沂中县委协助部队进行一系列的安排，如安置兵工厂和其他产业，安排医院和伤病员或暂不能远行者，安排做好家属的工作，加以优待，从各方面使部队无后顾之忧，放心远征。
几年来，部队响应中央的号召，在战斗的间隙，不与民争利，把荒山野岭开垦为农田，引山泉浇地，修堰筑坝，因地制宜种粮种菜，还养猪、放羊、喂养鸡鸭等。几年来，收获颇丰，增加了部队的供应，减少了地方的负担。现在眼看到了收割季节，部队即将远行，战士们很是留恋，经常到地头田边、猪圈鸡舍转转、看看，表露了战士们的纯真之情。
部队即将开赴东北，也是当地老百姓的大事，这些年来，部队反扫荡、打鬼子、救百姓，子弟兵和老百姓之间已经结下了不可分的鱼水之情。鲁中一团王文轩政委把从临朐运回的景芝白干分送给各村拜年。
这次部队去东北，这么远的路，什么时候再回来？这个问题萦绕在根据地群众的心中。在正式举行的告别活动外，还紧张、热烈地进行着一些“地下活动”。部队驻在这里几年，那些威武、英俊的青年战士，特别是战斗英雄早已被当地的姑娘所敬重、所爱慕着，有一些由一般爱慕发展到“私订终身”，因为当地习俗不便公开，只能“秘密运行”。
这次部队将要远行，这些姑娘当然着急，找心上人“共商大计”，有些大胆的姑娘就公开表示愿意和男方一起走。对此，部队认为是好事，可鼓舞部队士气，没有什么坏影响。地方政府当然支持并帮助做女方家长的工作。此事成为一时的趣闻。
还有的则是男女双方约好，并得到部队首长批准，女方在部队经过的路上等候，等部队来时便拦路插队而入，同男方同行。还有一种是“事后追赶”，在我军在东北打开局面后，有些姑娘就远去东北“千里寻夫”。1946年后，王传斌在中共沂蒙地委曾好几次开具过到东北的证明信。这些去东北的姑娘后来大多成为卫生或行政人员。王传斌佩服这些沂蒙山的姑娘勇敢、大方，奔赴他乡千里寻夫，这是革命斗争的直接成果。
正在为本地驻军送行而忙碌时，沂中县委又迎来过境的新四军。他们也是奉调去东北，途径沂中县，在姚家店子一带休整几天。新四军沿途受到山东人民的热烈欢迎，姑娘扭起秧歌，为部队供应饮食，安置打扫房间。
这些江南的子弟兵进入山东后很快感到气候干燥、加上秋季多风、尘土飞扬，吃不惯山东煎饼，青菜也少，许多战士嘴唇干裂和感冒。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空有拥军的热情，一时也摸不清南方人的习惯。当时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笑话和顺口溜，如“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吃的煎饼，卷的大葱”。实际上，凡有新四军路过的地区的领导并没有把这些顺口溜当做笑话看，而是郑重研究，想法改进粮食供应，立即调集白面、小米（当时沂水不生产大米），保证新四军的同志们吃饱吃好，身体健康，顺利远行。
可是新四军连队的厨师大多不会做面食，比如蒸馒头，不是硬得像手榴弹，就是酸得倒牙，没法对口，烙饼则是焦糊。驻地村里的姑娘便结伙到各连队帮助包饺子，和面、拌馅、擀皮样样熟练，南方的战士则看傻了眼，使不上劲。等到包好了，战士们好意请这些姑娘帮助煮好了一起吃，也算表达一份谢意，谁知她们早有约定帮着干活，决不吃饭，饺子一包好，就一哄而散。
在包的时候，她们就和战士们说过，要先烧开水再煮饺子，不能和蒸米饭一样。可是在做的时候，南方战士还是按照做米饭的习惯，在锅里放上生水后接着就把饺子扔了进去，然后盖上锅盖，个把小时掀开盖一看，只见热气腾腾的一锅青菜肉沫面糊糊。出了这次“事故”，这些姑娘改进了拥军的方法，大家一起包，只留一个人帮着煮（只有一个人吃）。厨师也很快学会了包饺子、蒸馒头等做北方面食的技巧。
过境的新四军部队于10月底匆匆离开，继续北进。这支部队从苏北千里迢迢徒步到达山东，已是人困马乏。为保证继续快速前进，部队在沿途已经精简过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更加彻底的精简，把一些机器、办公设备、文化娱乐用品、图书报刊包括个人随身携带的书籍也严格进行精简，并互相检查。
所有精简下来的物品都交给当地政府保存，以备日后取用。沂中县委特派两位同志到扈山区帮助区、村干部办理好交接保管事宜，临行时，王传斌召集会议研究了方案，确定对所有物品一律登记然后包装封存，找好保管人，开具单据，以备日后查找；对所有的文件资料、印刷品均集中清理保管，不要随意烧掉；注意检查一些住过部队的人家，看是否有精简下来没有集中的物品。
几天后，两位同志报告了办理情况，地方很重视，处理的结果很满意。他们还带回两本书和半张蜡纸刻的印刷品，是最后检查时，在散居军队的人家捡到的。王传斌接过来一看，一本是铅印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纲》，没有署名，一看就知道是毛主席在延安的讲课提纲，另一本是新四军政治部出版的“文集”一类的书籍，印有毛泽东、刘少奇和罗荣桓的著作摘要。罗的文章依据历史事实，说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论述精辟，令人心服。
这两本书后来成为王传斌在向干部学员讲解的重要材料，学员们反响很好。
那半张蜡纸刻的印刷品，是在零乱的报纸书籍中捡到的。不是一般的宣传品，而是一份领导人的报告摘要，没有署名，也没有发文机关。上面说：全国当前的形势与任务是收缩华南、坚持华中、巩固华北、发展东北。纵观全局是堂堂之旗正正之鼓，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气魄很大，王传斌又依据其他材料，可以确定是陈老总所做报告无疑。实践证明这份报告摘要中提到的决策是正确的。
45年底，王传斌奉调到沂蒙地委，他把这份材料给了地委宣传部长王介福。他接过去认真阅读起来，在本子上做了记录。王介福说，这个文件应当送地委书记、部长及军分区的主要领导阅读，以利于对形势的掌握和指导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