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了，第一件事就是住宿，镇中的男生宿舍是一幢刚刚造好的四层公寓楼，每层中间是走廊，走廊尽头是通用的盥洗室和厕所，走廊两边分东西两排不同朝向的寝室。寝室不是很大，却住着8个人，铺板是杉木板拼成，中间一条条大缝。从上铺可以清楚地窥见下铺的同学的睡姿。同寝室有个柴桥岭下来的，每天熄灯后躲在床铺里，打开一个饼干箱，悉悉索索地吃着家里带来的炒米粉。同学们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气不过他的小气抠唆，一晚趁他熟睡之际，爬到他的上铺，用报纸卷成一条长管子，从上铺的缝隙里直插他藏在床铺一角的饼干箱，然后寝室里的男孩们每人吸一口，一夜之间把他的炒米粉几乎吃掉一半。过了几天后，看着岭下同学一脸懵逼的样子，全寝室的人都在心里暗暗笑晕。 男生宿舍旁边是女生宿舍，当年的女生公寓尚未建成，女生宿舍与男生宿舍天壤之别。都还住在木结构的七架粱老宅子里，里面房子朝向不一、大小不等，按照面积分配入住人数。屋内低矮陈旧，木地板破损起翘，时有老鼠、蟑螂出没，吓得女生们哇哇大叫。 由于女生宿舍外的走廊是男生宿舍通往教学区和食堂的必经之路,因此最让人尴尬的莫过于每天清晨时分,由于女生宿舍的老房子都没有卫生间,更没有抽水马桶,往往就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在男生的起哄中，女生们俩人一组，抬着便桶，红着脸在走廊的人群里穿行，去往对面的公共厕所。 初到一个新地方，伙伴们晚上总是熄灯后叽叽喳喳，加之我们新生宿舍在四楼，老师查夜，去得少。一天晚上，我和邻铺熄灯后，还说着什么，当时都忘了。别人也在说，当时别人突然不说了，也没在意，因为我最靠里面。我们宿舍门一般不锁，突然有人拿着手电筒往我们脸上照，循着手电筒的灯光，我看到一个高个子的老师满脸威严地站到我们前面，“你们俩出来一下！”我以为要挨揍了。两个人都只穿着裤衩出去了。大概记得训了几句，又在宿舍走廊里罚站了十分钟，他走了。我们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话。过了一会儿，同学说，咱回去吧！他估计睡觉了，我们俩于是回去睡觉。又有一次，寝室里的同学熄灯后又在集体聊天被同一个值周老师发现，被叫出来集体罚站。我因为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太过于专心地看梁羽生的《冰川天女传》，竟因此没被发现而躲过一劫！那位严肃又负责的老师就是镇中有名的张老师，因为名字带“虎”，平时不苟言笑、自带威严，又被学生们偷偷称作“张老虎”。 镇中食堂就在宿舍旁边，是一座老式的会堂改造的，中间纵横成列，摆放一张张方桌，镇中的学生都是站着吃饭，整个食堂大厅没有一条凳子。食堂大厅的周边都是一格格一排排的置物架，按照班级和寝室分配，摆满了搪瓷铅碗和家里捎来的瓶瓶罐罐。吃饭的时候，每个学生两只搪瓷铅碗，先打菜、再打饭。打回去同一个寝室的学生八个人围着属于自己寝室编号的方桌吃。 镇中食堂的饭菜是美味且价廉的，极大的照顾了当时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我们的胃。早饭，肉包子、花卷、粢饭、稀粥、豆浆应有尽有；中饭、晚饭的餐谱里以萝卜小排、冬瓜小排为常，时不时地还有红烧塘鱼供应，勾着浓浓的糖醋味的芡，分量足且可口。青春期的我们，胃就像小缸磨，没过多久就饿了。打早饭的时候，我们寝室的同学发明了独有的词汇“包四、粢半双嵌”，“包四”就是一顿四个包子，“粢半双嵌”就是食堂师傅在粢饭团里裹上两根油条，因为两根油条的体积明显变大，把粢饭团用糯米饭包裹上后，常常需要额外的糯米饭填充，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沾点小便宜了。 我们住校生是两个星期回去一次，每个大礼拜，班级的生活委员会提前通知登记回家的学生的姓名，由学校出面统一购买汽车票。因为在学校吃饭，需要另外购买菜票，返校时，都会从家里带回一些菜，那时候没有便当盒，大家都是用大口玻璃罐头瓶。有带咸菜的，有带红豆腐的。我每次都是母亲给我炒上一瓶炒盐肉，或是腌上一瓶虾姑，还有用网线袋装的一提苹果、橘子。同寝室的同学，大家经常互相搭配着吃，也挺有滋味。有一天，打篮球结束去食堂，我突然发现我的碗柜架上多了铝制饭盒装的满满一盒烧熟的豌豆荚，看着饭盒上熟悉的编号，这是我父亲知道我爱吃豌豆，特意采摘后烧熟，骑着30里路程的自行车，从家里送往学校。我一边和室友分享鲜甜可口的豌豆，一边在心里感受着浓浓的父爱。 学校寄宿的生活，完全脱离了父母的管控，自由得如脱缰的野马。但也远离了父母的照顾，虽然有时候过得不是很顺心，但独立的生活，让我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懂得了自我约束，学会了尊重人、关心人。 而且学校里有同学朋友的陪伴，也不会感到孤独，有老师的教育和知识的滋养，我们也过得很充实。回头一想，已历历四十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