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金庸先生接到了一个越洋电话。

短短十几秒的通话结束后，金庸先生顾不得挂上电话，他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半晌，52岁的他像个孩子一般嚎啕大哭起来。

原来，这个越洋电话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打来的，金庸的长子，年仅18岁的查传侠自杀了。

金庸一生娶过三房太太，只有第二任妻子朱玫为他生了四个孩子，其余人皆无所出。

这四个孩子，分别是长子査传侠，次子查传倜、大女儿周传诗、小女儿查传讷。

这四个孩子中，金庸最爱的就是自己的大儿子査传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最喜欢最爱的人，就是我的大儿子”。

1956年5月1日，金庸与第二任妻子朱玫结婚。

三年后，他们的大儿子査传侠出生。

査传侠从小就十分聪明好学，他4岁就能将《三字经》背得一字不差，六岁时可以背诵《增广贤文》全文，人人都说朱玫给金庸生了个“小神童”。

除此之外，他承袭了父亲的优秀基因，在他11岁那年，他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我的人生是为了什么》。

这篇作文有着超出同龄人的忧郁和通透，完全不像一个11岁的孩子所能理解的。

金庸对大儿子的优秀表现十分欣慰，他称赞查传侠“早慧敏感”，是最有可能继承他的衣钵，成为大作家的。

也许，正是因为査传侠的优秀光芒太强大，使得金庸忽略了儿子敏感的内心。

后来，査传侠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査传侠爱上了一个漂亮女孩儿。

这个女孩子不仅白皙漂亮，性格还十分热情活泼，追求她的男孩也很多。

为了从一众竞争者诸侯脱颖而出，査传侠发挥自己的学霸特长，写了不计其数的情诗给女孩示爱。

很快，女孩就被帅气又满腹才华的査传侠给吸引了，两个年轻人迅速坠入爱河。

就在爱情之花开得正艳的时候，很快就面临的风雨的洗礼。

尽管査传侠和女友是众所周知的情侣，但依旧架不住很多男生追求这个女孩儿。

女孩天生爱交际的外向性格，也注定了她不可能为了男友而放弃与所有男生的交往互动。

女友经常与学校的其他男生约会，这让性格含蓄内敛的査传侠十分没有安全感，

他强烈要求女友立马和别的男生断绝往来，但却遭到了女生的拒绝，两人多次发生争吵，査传侠十分无奈，只得羞愤忍让。

可是，査传侠的一再退让，并没有换回女友的善解人意。

一次，査传侠的女友又和其他男孩半夜约会回家，査传侠实在忍无可忍了，他一气之下，摔门而出。

而这一去，查传侠就再也没有回来。

等到査传侠的消息时，悲剧已经发生。

査传侠的女友十分悲痛自责。她曾说道，她是深爱着査传侠的，只不过，她喜欢看查传侠为自己吃醋，她用这种方式，只是为了验证查传侠对自己是否是真爱。

这么看来，査传侠的悲剧，主要是因为沟通不善，査传侠自觉女友只是玩弄于他，对他并没有真情实感，一时心如死灰，所以才选择了轻生。

女孩子幼稚的试探，成为了送男友入鬼门关的推手，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啊。

当査传侠轻生的消息传到国内，此时的金庸正在报社写评论，他一边写一边流泪。

没过多久，金庸动身前往美国，将儿子的骨灰带回香港安葬。

几个月后，金庸在修订倚天屠龙记时，在后记中这样写道：

“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痛失爱子之后，金庸一度想要随爱子于地下。后来，他开始信奉佛教，在佛经的思想开导下，他才慢慢地从伤痛中走出来。

其实，査传侠轻生的想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早在他11岁发布的他随堂作文《我的人生是为了什么》，就令他的班主任老师大惊失色。

因为，他的文章里出现诸如“人生大苦，了无意味”这种话，透出了浓厚的忧郁和无奈气息。

当时，金庸的友人还提醒过他，注意孩子的身心健康，但金庸没当回事，他觉得儿子这是“早慧”的表现。

那个时代的文人，多少都是有些忧郁气质的。而査传侠性格里的厌世情绪也被他的才华和光芒给掩饰掉了。

査传侠之所以养成了忧郁厌世的性格，与他的原生家庭也有很大联系。

1959年，査传侠出生的时候，金庸正处于人生中的最低潮。

正是这一年，金庸和老朋友沈宝新合伙创立了《明报》。

创立报社，可以说是金庸事业上的第一步。早年，他曾在《大公报》和《东南日报》做编辑和记者。

正是因为对报刊行业轻车熟路，金庸决定抓住机会，萌发了办报的念头。

金庸的妻子朱玫是毕业于香港大学的知识女性，金庸创办《明报》，她也全心全意支持着这份事业。

当时，金庸做主编，朱玫是唯一的女记者，工作紧张而又艰苦。

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办报的难度远远超出了金庸的想象。

创立初期，报纸的销量很差，只能依靠金庸加班加点地撰写的武侠小说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勉强维持几千份的销量。

就在金庸夫妇为事业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四个孩子也相继出生，生活处境更加艰难。

在最困难的时候，要强的朱玫咬紧牙关，和金庸一道苦苦支撑。

为了减少开支，朱玫既要跑销路，还要负责做报馆的清洁，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在山穷水尽时，朱玫变卖了自己的全部首饰，用来维持报馆和家庭的正常运转。

金庸更是拼命，他经常创作到凌晨，有时在厕所的马桶上都能睡着。小女儿在家摔断了胳膊，金庸都没有抽空去看望一眼。

夫妻两人经常熬夜，工作时需要提神，他们就买一杯咖啡，两人一起喝。

日子虽然很艰苦，金庸却常常感到自己很幸福。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熬过了最暗淡的时刻，相濡以沫的夫妻终于迎来了事业的春天。

《明报》在香港大红大紫，在各报社中拔得头筹，销量节节攀升，金庸也随之声名鹊起。

到了1970年，金庸已经写完14部长、短篇武侠小说，他将作品名称的首字连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与此同时，金庸夫妇还陆续创办了一些子报。因为书籍和报刊的大卖，金庸不但走出了困境，还赚得盆满钵满，其声望也越来越大，在文坛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朱玫的事业也有了起色，她不仅是《华人夜报》报社的社长，还是《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

当然，朱玫最重要的一个身份还是金庸的妻子查太。她常常以这个身份参与到《明报》的日常工作，以及跟随金庸出席各种活动。

然而，随着事业的逐渐壮大，他们的婚姻开始出现问题。

金庸是个外柔内刚，不会轻易妥协改变的人，而朱玫作为高学历女性，她的个性也十分要强。

准确地说，他们的问题，在婚姻一开始就是存在的。只不过在艰难困顿的日子里，两人的刚强形成了一种积极进取的合力。

在那时候，解决困境是主要任务。当事业成功后，两人的以"刚"对"刚"，以"硬"碰"硬"，便成为了生活的焦点，他们经常为了事业的发展方向和生活琐事发生争吵。

他们互不相让，针尖对麦芒，无休止的争吵，一点点地吞噬了他们的感情。

每次的不欢而散，金庸都无法在家里安心创作。他推开家门，来到了《明报》馆址旁边的一家咖啡厅里。

去的次数多了，金庸便成为了咖啡厅的常客。

在咖啡厅里，金庸结识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也正是这位年轻女孩的出现，成为压垮金庸这场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天，金庸同往常一样走进了咖啡馆，是一名新来的女侍应生招待了他。

女服务员将金庸点的咖啡送过去，金庸很礼貌地抬头说了一声谢谢，就看了一眼，金庸就怦然心动了。

眼前的这名女服务员，长得实在是太像他曾经苦苦追求过的当红女明星夏梦了！

金庸盯着那位女孩看了很久，女孩面露尴尬，金庸才察觉到自己的失态。

于是，他大方地给了十块钱的小费，这才让女孩离去。

自那之后，金庸每天都要去见那位女孩，而女孩对金庸的才气也十分崇拜。一来二去，两人就感情升温，最后就在一起了。

据传，金庸还特意在跑马地租了一套房子，与那位女孩同居了。

这些事情，朱玫是蒙在鼓里的。

时间久了，流言蜚语便多了起来。在金庸与女孩交往一年多之后，朱玫的友人便向她爆料。

心高气傲的朱玫哪里受得了这种背叛，她怒气冲冲地找到金庸，金庸也承认了自己精神上的出轨。

个性要强的朱玫无法原谅丈夫的错误，她毅然决定离婚。

在离婚之前，朱玫给远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査传侠打了一个越洋电话，表达了自己想要离婚的想法。

此时的査传侠正被校园爱情折磨得心灰意冷，他听到父母想要离婚的消息后，整个人犹如五雷轰顶。

深受情伤的査传侠一边自舔着伤口，一边调解着父母的感情，他努力想要挽回父母的婚姻。

尽管査传侠尽了最大的努力，他的爸爸妈妈还是以离婚收场。

在査传侠心里，父母的爱情就是他最初的爱情观。父母的离婚，对他而言，不仅是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庭，还让他对爱情的期待一朝崩塌。

他试图劝说父母不要离婚，可母亲心如死灰，父亲又态度坚决，这让他痛苦到了极点。

与此同时，査传侠还遭受着女友带来的伤害，在他看来，女友是任性且不忠诚的。

这让査传侠瞬间觉得，自己的人生失败极了。

于是，査传侠走出了最消极的那一步。

査传侠的轻生，看似是因为家庭和爱情的双重打击造成的，但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性格上的缺陷。

査传侠自小在夸赞中长大，但他的性格里的忧郁和消极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引导。

以至于在査传侠成年后，这种敏感多情又消极厌世的性格，让他承受不住家庭、情感的双重打击。或许，这就是“情深不寿、慧极必伤”的验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