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圣后裔》第一版
《穆圣后裔》第二版
纳忠先生是我国阿拉伯语界的一代宗师、阿拉伯文化与历史研究的泰斗，他功德圆满地走过了百年的人生之路，他的离去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思念。
第一次认识纳忠先生是在一九九二年七月昆明市举办“郑和下西洋587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昆明是郑和的故乡，故乡人民以这位伟大的航海家而自豪。纪念活动旨在弘扬郑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促进昆明市的对外开放。活动集学术研讨、文艺展演、项目洽谈、商品展销、旅游观光为一体，参会人员达数千人，应邀或慕名来自海内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纳忠先生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纪念活动，并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言。
遗憾的是，我忙于会务（时任昆明市委副书记，郑和纪念活动组委会主席）未来得及与先生作更多的交谈。虽然我与先生的认识是短暂的，但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先生穿着简朴，谈吐风雅睿智，精神饱满，步履矫健，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已是八十三岁高龄。我还知道他不顾年事已高从北京赶来参加纪念活动，还出于与郑和的一种鲜为人知的亲缘关系，他们纳姓与郑和所属的马姓（郑和原姓马）同属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家族。
纪念活动后不久，我先后奉调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大学工作。得知纳忠先生曾在云南大学任教，而且时间还不短，十年有余，在这里首开我国阿拉伯历史课程。他知识渊博，讲课娴熟精湛，幽默风趣，还特别关心学生，已成为专家教授的学生们至今仍赞不绝口。我因此萌发了在云南大学开办阿拉伯语专业的想法，这一想法在纳忠先生的帮助下得以实现，云大成为继北大、北外和上外之后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的大学。
走近纳忠先生，为他所感动，是在我写作《穆圣后裔》一书的时候。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为了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代留下我国各民族家庭的过去和现在，我打算编写一部《跨世纪中国各民族家庭实录》，每个民族选一个家庭为实录对象，单独成书，共56本，回族本由我撰写。回族可供选择撰写的家庭不少，经过反复考量比较，最终选择了纳忠先生的家庭。我给纳忠先生通了电话，他很高兴，认为选题很好，并乐意我写他的家庭。
一九九七年底，我专程到北京拜访纳忠先生。隆冬时节，太阳没有露脸，但天空是明亮的；天气寒冷，但我心里是热乎乎的。我意识到我这次拜访的意义。先生住在他执教多年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职工宿舍。走进单元门上到四楼，他已在楼梯口等我，他高兴地用双手握住我的手。他还是那样简朴：身着对襟袄，脚踏方口步鞋，气色很好，看不出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他把我引进他既是书房又是会客室的屋子，屋子不大，摆设简略：一张三人沙发，一排书柜，一张有些年代的书桌和一把椅子，不用说他就耕耘于这方寸之间。他招呼我坐下，说早已恭候我大驾光临，我急忙说，不敢不敢，我是晚辈，是来学习请教的。他诙谐地说，可你是领导啊！说着爽朗地笑了起来，气氛顿时融洽了许多。我想看看他书柜里的藏书，没想到引出了一段故事。
他在埃及留学省吃俭用，回国时随身带了七箱书，不料一路辗转损失了不少，余下的为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放在乡下亲戚家被当成柴火烧了一些。后来好不容易有一些收藏，可“文革”中又被全部抄走，现在的书是“文革”后重新收藏的。书是他的命根子，说起来不禁有些伤感。我看着墙上有些异样的镜框，镜框有尺许大小，奖状似的彩色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文，一打听又引出了一段历史。这是他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获得的“学者证书”。爱资哈尔大学有千多年办学历史，“学者”是这所大学的最高学位。考“学者”极不容易，大量背诵经典在必考之列。纳忠是中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获得这个学位的留学生，之后不久，这所大学实行新学制，这种古老的考试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他从抽屉里拿出收藏多年的照片给我看，这些照片有不少已变色，留下了他近百年的人生记忆。他一张张翻着给我讲他的人生经历、家世渊源和喜怒哀乐。他十分坦诚地把他想到的和我希望得到的都毫无掩饰的告诉我。他生于清末，成长于国家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民国，成就和贡献于新中国，毕生以书为伴，命运有起有落，有喜有悲。他给我讲得最动情的不是他著述等身的成就，而是与他的事业不能分开的那些人那些事。他有非同一般的家世渊源，先祖可追溯到元代著名政治家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据官方史书、社区公众碑刻和私家谱牒记载，赛典赤为穆罕默德三十一世孙，少年随成吉思汗东迁来华，后为朝廷重臣，六十四岁抚滇，再铸辉煌，卒后，追封咸阳王。
赛典赤家世显赫，有五子二十三孙，祖孙三代二十九人，为元朝政要，五人封王，子孙大部分落籍云南，三人任云南平章政事（相当于省长）。纳氏一姓为赛典赤长子纳速拉丁支系。祖父祖母是纳忠最崇敬的人，祖父是一个仗义的硬汉，咸同滇变，为东乡三十六营“回汉互保”而殉难。祖母原为汉家女，出身名门，为了爱与祖父结为连理。祖父殉难时她才二十岁出头，正怀着父亲，一个人将父亲拉扯长大。纳忠最感激的是他的父亲母亲。父亲是遗腹子，十三岁上省城做帮工当学徒，母亲贤惠勤劳，是父母以自己的汗水支撑着他上学和养活他的妻儿，直到他留学回来也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
他在埃及留学，已上小学的长子家珍到野外玩耍不幸身亡，为了不给他带来悲痛影响他留学，弟弟寿生模仿已不在世的侄儿笔迹每两个月给他写一封信，直到他九年留学回来。面对善良的弟弟，他欲哭无泪。
纳忠的成就在于他精通两种语言——汉语和阿拉伯语，两种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精通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乏其人，精通阿拉伯语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如凤毛麟角。赴埃留学是他成就事业的关键。然而乱世之秋且家道贫寒，出国留学谈何容易。他能成行，与其说是靠自己，不如说是靠众人，这其中有阿富汗人白大章的引荐，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特殊关照，云南回教俱进会的选送，回族乡老士绅的关心帮助，还有明德中学训导部主任英语教师沙儒诚的陪同监护。这些无私的自觉自愿的帮助，反映了回族有识之士，他们包括知识分子、政要和商人对振兴民族、振兴国家造就人才的渴望。“好好学习，不要辜负众人的希望！”这是杜文秀起义健在者马敏斋老人在车站送别时的赠言，他始终铭记在心。在异国他乡，同学们团结友爱，互相照应，亲如兄弟。
马坚年龄最长，学识渊博，著述甚丰，纳忠时常帮他誊抄稿子，马坚的第一部译著——1934年翻译的约十万字的《回教哲学》就是他帮着用三天时间夜以继日誊抄、寄回国出版的。马坚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翻译的《回教与阿拉伯文化》一书在商务印书馆等待出版，书局被日本飞机炸毁，在上海翻译《古兰经》的马坚闻讯赶到，硬是在硝烟中帮他把稿子刨了出来。
他的毅力是惊人的，从毕生读书做学问到日常生活无不如此。他在埃及留学学会了抽烟，一抽就是几十年，一次开会，同事说纳先生抽烟有害健康，不要抽了。他说好，抽完这包就不抽了。同事说，你要是有决心就从现在开始。他说，不抽就不抽，说着掐灭烟头连同剩下的半包烟一起扔进字纸篓，从此戒掉了抽烟的习惯。他一生都在走路，风雨无阻，“文革”受冲击的时候也没停止过。在昆明，在开罗，在重庆，在北京的一些大街小巷不知留下他多少脚印。他说他走路不要人陪，因为一个人走路好思考，好做“白日梦”。他走路只看路不看人，以致别人误认他“目中无人”。
从埃及留学回来，他一直穿棉布做的大襟衫和方口布鞋，出席宴会也是这身行头，朋友经常打趣地说他是“老顽固，死不悔改”，他说的确如此。他的“顽固”甚至连口音也不例外，他走南闯北，在北京整整五十年却始终保留着浓浓的云南家乡口音。
他亲族蔓枝，儿孙满堂，对晚辈关爱，寄予希望，给他们引路，教他们做人，让他们读书，为他们喜，为他们忧。他有不少与家人的留影，有一张和两个小孙女在北京万寿山小路台阶上小憩的合影，两个孙女与他相依，温馨之至。
他是幸运的，但也有困惑。1940年留学归来曾一度彷徨，他想到国民政府做事，他去找白崇禧，白说他不是做官的料，回想起来感到庆幸，要不是白这一盆冷水，他的人生就不是今天这个样。新中国成立，他受过审查，“文革”中也受到冲击，但还是感激新中国，是新中国给他施展才干报效国家的机会，使他在我国阿拉伯语言和阿拉伯历史文化教学科研战线上桃李盈枝，著述等身。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步入古稀之年，仍在报效国家。他雄风犹在，培养学生，奋力耕耘，又完成了两部阿拉伯历史大部头著作。他出访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等伊斯兰国家，以自己的特殊身份或演讲或接受采访在国际伊斯兰舞台上为新中国鼓与呼。
窗外雪花飘飘，屋内温暖如春。我的访谈很快就过了三天，纳忠先生仍毫无倦意。我不能再耽误他了，医院催他去做手术，他患了老年白内障。我无法劝阻他给我送行，来到楼道口，我要搀扶他，他把我的手挡回去，说他下楼从来不要人扶，也不用拄拐杖，我只好跟在他身后，他竟然连楼道的扶手也不碰一下，噔噔从四楼直奔楼下。在楼房单元门口，我和他依依道别，在雪地里我一步一回头地招呼他快回去，他好像没有听见，不停地向我挥手。告别纳忠先生之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正如后来我在书里写的：
“离开外国语大学，我来到母校——北京大学，来到当年我入学第二天就去拜访过的马坚先生的故居。
我再度登上香山。隆冬时节，名扬四海的香山一片沉寂，有几位不畏严寒，到山间取泉水的老人在缓慢地攀行。过去我在秋叶红的时候到过香山，留下的印象是一片金红，现在，才看清傲霜斗雪的青松挺直的风姿和那树老雄风在的磅礴气势，看到山石的坚硬和隐藏在枯枝落叶中嫩芽蓄势勃发的生机。这时，纳忠和他的先辈，他的子孙，一个个浮现在我面前，许许多多类似的身影重叠得无法分开。”
冥冥间“穆圣后裔”四个大字突然出现在我脑海，成为我这次访谈成书的书名。
《穆圣后裔》书稿出来后，纳忠先生在放大镜下逐字逐句审改，出版后，他又找出几处错漏。从这以后凡到北京开会，我都会挤时间去看望他。谈起《穆圣后裔》，他说我把他的经历和他的家族联系起来写是他的愿望。他希望多写他的家人和帮助过他的人。我告诉他，有人看了《穆圣后裔》知道什么是回族了，这本书不仅写了你，写了你的家族，同时也通过你和你的家族，管窥到回族的历史、文化和内心世界。
《穆圣后裔》再版时，我又拜访纳忠先生，这时他已是九十五岁高龄，他病刚愈，有些消瘦。他的成就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得到肯定。2001年他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沙迦阿拉伯文化奖”，“表彰他对阿拉伯语言与文化非同寻常的广博的知识，肯定研究阿拉伯文化的大量著作，特别是有关阿拉伯历史文化著作的重要性。”他又一次成为新闻人物上了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最后一次拜访纳忠先生是2006年底，他已九十七岁高龄，身体已大不如过去，已不能再继续耕耘，他说有些事还没做完，话语中流露出些许遗憾。我安慰他，没有做完的事后辈人会去完成。当我告诉他我正在写电视剧《云南人在埃及》，将他的故事搬上屏幕时，他激动得紧紧握住我的双手。
传记文学非我专业，我因撰写《穆圣后裔》一书走近纳忠先生，走近他的心灵深处，与这位阿拉伯语一代宗师，阿拉伯文化与历史研究泰斗结缘，完全是上苍安排。纳忠先生研究历史也在创造历史，他留下了2000多万字的阿拉伯历史文化著作，培养了许多中阿文化交流人才，他和他的留埃同学首开中国大学阿拉伯语言和阿拉伯历史文化教育，为中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选自《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一一回族卷》，标题略有改动。
作者：高发元，云南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中国回族学会会长，云南省郑和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