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l1月，因投机主义者顾庸的临阵倒戈，中共江西省委遭受到了空前的灾难－－省委书记沈剑华，工委书记胡子寿，巡视员张世熙等数百名党员及若干名革命群众，惨遭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迫害与杀戮。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万分危急时刻，铁血柔情的“女将军”高恬波，义不容辞地在危难中挺身而出，她十万火急地将这一突发的重特大情报电告给了党中央。

在白色恐怖日益猖獗的南昌城，高恬波作为党中央的特派员，临危受命，果决﹑迅猛地参与进了中共江西省委的重要领导工作，她力挽狂澜，竟凭一己之力，快速地稳定了军心。

同年12月25日，高恬波在南昌执行任务时，不幸被国民党军统人员发现，后惨遭逮捕。然而更为不幸的是，当时负责在南昌疯狂围剿地下党的刽子手，正是灭绝人性，惯用极刑的国民党第18师师长张辉瓒。

在得知手下的爪牙无意间抓获了中共江西省委的大领导高恬波之后，腹黑的张辉瓒内心顿时泛起了惊涛骇浪－－

张辉瓒深知高恬波不仅是广东妇女运动的缔造者，她还是阮啸仙的妻子，而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阮啸仙，是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亦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也是广东青年运动的先驱者。

因此，高恬波对于心怀叵测的张辉瓒来说，可谓是“奇货可居”﹑价值连城，他妄想凌厉地抛出高恬波这一“王炸”，当面向蒋委员长邀功行赏。

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张辉瓒，为了独自揽功，便开始迫不及待地亲自提审高恬波，惺惺作态地对她好言“劝慰”道：“只要你肯交出江西地下党的名单，并说出阮啸仙的行踪，我张某人敢打包票，现在就放了你，甚至还可以保举你平步青云，一飞冲天。”

岂料张辉瓒的话音未落，一记重重的耳光就猝不及防地打在了他的右脸上，只见高恬波怒目圆睁﹑声色俱厉地对他怒吼道：“这就是我给予你的回答，还满意吗？”

骄奢淫逸﹑自命不凡的张辉瓒，当着一众小弟的面，被高恬波突然抬手打得彻底地懵圈了，

他捂着通红的腮帮子怒不可遏地飞起一脚，将高恬波踹倒在地，而后，丧心病狂﹑泯灭人性的张辉瓒疯狂地用军靴狠踢她的胸部和下身。

高恬波被赤身地吊在房梁上，嘴巴被铁钩钩穿，下体被插上铜棒通电，十指插竹签，灌辣椒水，壁挂。泯灭人性的张辉瓒利用对人体结构的熟知，对“顽固不化”的高恬波实施了多番惨绝人寰的凌辱。

而后，国民党军统特务又残忍至极地在高恬波身上那些密密麻麻的“血窟窿”里撒满了盐汁，再用麻布紧紧地缠绕在那些惨不忍睹的斑斑伤口上。

如果高恬波再不招供，军统就会将“长在”她身上的麻布扯下来，拽出溃烂至极的血肉和脓水，这种恐怖如斯的极刑，史称为“抽丝剥茧”，其撕心裂肺﹑触及灵魂之痛，无法用言语进行描述。

难以想象，坚贞不渝﹑视死如归的高恬波，在当时经历了何等悲惨至极的非人折磨……

三天后，在国民党军统特工惨绝人寰的多番酷刑蹂躏之下，高恬波英勇就义，终年31岁。

高恬波壮烈牺牲的噩耗传来，孤勇地奋战在革命最前沿的阮啸仙悲痛欲绝，他借用杜甫《蜀相》里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来表达对于妻子的深切缅怀与无限追忆。

一代革命女英烈高恬波，于1898年出生在广东省惠阳县淡水镇的一户中医世家。其父高若汉，虽然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但其为名副其实的“守城派”，封建思想浓重，行事作风霸道。

高恬波自幼接触中医，慧心慧智，因其父高若汉重男轻女的缘故，她只勉强在私塾读了二年的书，就由父母一手包办嫁给了当地一户财大气粗的地主家做少奶。

在反帝﹑反封建新思想的日益影响下，在17岁那年，高恬波便决绝地逃离出了婆家，远走他乡，考入进了广州市妇产科学校就读。

而后，高恬波无意间认识了广州“农运会”的领导者阮啸仙，一年之后，与之结为伉俪。高恬波在丈夫阮啸仙的影响下，开始潜心学习新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决心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中去。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风暴，像飓风一般席卷了整个广州。同月，广东省学联发动了三万名学生举行了反帝示威大游行，情势蔚为壮观。

在广州东园举行的反帝“分会”上，高恬波发动同学们英勇地冲出校门，参加反帝爱国示威游行。她在东园慷慨演讲，热血鼎沸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相互勾结，痛斥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的百般欺凌和恣意荼毒。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高恬波出任了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成为了妇女部长何香凝的左膀右臂。

1924年6月，高恬波参加了广州第一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后，她担任了农民运动特派员，鞍马劳顿地奔走于花县、顺德、中山、潮梅等农村，热血鼎沸地撒播革命火种，积极稳妥地开展农民运动。

1925年11月，为了配合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何香凝、邓颖超组织了“军人家属妇女救护传习所”，培训北伐救护人员，由高恬波出任教导专员。

1926年9月，在北伐军攻打汀泗桥的战斗中，高恬波亲率医护人员在战地出生入死，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在她中弹负伤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地将伤战员救下火线，高恬波被北伐军亲切地称为救护队中的“女将军”。

在大革命失败之后，高恬波按照中央的工作部署，转移到了农村继续坚持革命。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她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广州，继续组织﹑领导妇女运动。

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高恬波被党派往江西省委，除了做妇女工作外，她还兼任秘密交通、会计等工作，经常往返于南昌、赣州等地。

1929年12月，由于叛徒顾庸的出卖，高恬波不幸被国民党军统人员所逮捕，面对军统特务的百般恐吓与威逼利诱，她坦然自若﹑风淡云轻地说道：“我只速求一死，再无他想。”

1930年1月，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第69期发表了《悼我们的女战士高恬波同志》一文，号召全军学习她顽强不屈﹑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誓与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崇高品德。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何香凝写了《回忆高恬波同志》一文，大力地表彰了高恬波舍生忘死的革命事迹－－

“高恬波为被封建奴役的中国妇女争取人权，带领广大的工、农、妇女发动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进行殊死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员的优秀典范。”

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上，高恬波等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宁死不屈，用宝贵的生命，精彩纷呈地书写了一幅幅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而震撼了中国，震惊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