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声名显赫的黄埔军校在广州正式成立。作为我国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为中国在大革命时期，培养出了诸多卓越的军事人才。
在将帅云集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权倾一方的校长蒋介石则偏爱黄埔一期的学生。在这群被蒋介石奉若“上宾”的学生中，有一个“独断专行”﹑不遵规则的“刺头”，他不仅文武全才，刚正不阿，并且还是蒋介石奉化的老乡。
任谁也不会想到，仅入学三个月，他就被蒋介石决绝地扫地出门，就连总教官何应钦为之求情，也无济于事。老蒋这是铁了心，要拿他进行“法办”。
而这位被黄埔一期开除的学生，在5年之后，竟成为了我党的高级将领，也成为了蒋介石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正是因为他的存在，才使得颐指气使的蒋介石时常惴惴不安，食不知味。
而这名被尘沙静静地湮没在历史潮汐中的军事奇才，正是我党的高级将领宣侠父。当时，和
宣侠父一同前往黄埔军校参加考试的学生中还有许多社会知名人物，例如陈德法、胡宗南等人。
看着台下表情肃穆的学生，心高气傲的蒋介石未曾想到这些穿着草鞋，一脸稚气的年轻人，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革。
军校如同“炼狱”般的生活，显得尤为的刻板与压抑。每天日出日落，这些天之骄子们都要机械地经受各种高强度﹑高烈度的体能训练，这对于一部分身体素质差的学生来说，就如同是在“刀尖上跳舞”，不少学生纷纷打起了退堂鼓。
侠义心肠的宣侠父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会在课后和这些士气低落﹑精神萎靡的学生促膝长谈，耐心细致地逐一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
作为黄埔军校一言九鼎﹑明察秋毫的校长，蒋介石自然将宣侠父的一言一行都悉数地看在了眼里，为此，他感到由衷得高兴。
求贤若渴的蒋介石，自然而然地想要把宣侠父收到自己的麾下，以便提前布局。但是坚贞不渝的宣侠父早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于蒋介石刻意抛来的橄榄枝，始终“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为此，威风凛凛的蒋校长大为恼火。
而后，蒋介石单方面为了加强对于学校的“极限”控制，要求校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小组必须定期汇报党内活动的详细情况。
面对咄咄逼人的蒋校长，学生们碍于情面，大都诚惶诚恐地“俯首称臣”，但年轻气盛﹑不懂“人情世故”的宣侠父却给妄自尊大的蒋介石写了一封“劝谏”信，痛斥他的这种做法是“军阀独裁”行为，并当着蒋介石的面痛斥他的命令“不合规”。
颜面扫地﹑理屈词穷的蒋介石，面对宣侠父的强言顶撞，瞬间勃然大怒，他责令教务处对这个有恃无恐﹑胡言乱语，恶意抨击自己的“小老乡”撰写“悔过书”，否则将严惩不贷。
在得知蒋介石和宣侠父之间对峙的矛盾时，身为总教官的何应钦赶紧出来打圆场，但蒋介石怒气正盛，无论他怎么劝导蒋介石都无济于事，于是何应钦又将求助的目光转向了廖仲恺。
老谋深算﹑攻于心计的廖仲恺想要从宣侠父的身上寻找“突破口”，他便苦口婆心地对其劝导：“男子汉，能屈能伸，方为英雄豪杰。为了革命事业而委屈求全，不算什么大事。”
但宣侠父却义正言辞地对廖仲恺直言“顶撞”道：“个人前途事小，防止独裁作风事大。”他甚至在廖仲恺诧异的目光下，又大义凛然地对其“教育”道：“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血气方刚﹑正直无私的宣侠父，怎肯向他俯首称臣？宣侠父带着无尽的失意愤然地离开，成为了黄埔军校历史上唯一一名被蒋介石“开除”的一期学生，而嫉恶如仇的宣侠父，和蒋介石的梁子也就此结下。
1925年3月，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受北方党组织李大钊同志的派遣，宣侠父以西北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政治处特派员的身份，随冯玉祥部第二师师长刘郁芬进驻甘肃。
同年11月，宣侠父来到了兰州，与共产党员张一悟等同志组建了甘肃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甘肃特支成立之后，宣侠父积极地宣讲马克思主义，发展党组织，团结和动员广大民众和国民党左派及社会进步人士，广泛地开展革命宣传和反帝﹑反封建斗争。
1934年，宣侠父化名杨永清，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而此时，在香港“探查”的陈希周电告中央言称，十九路军要有“大动作”，请派能力强的政工干部到香港。于是，潘汉年就报请中央，派宣侠父到港进行“维稳”。
随后，宣侠父化名宣古渔，来到香港进行统战工作，根据党的指示，争取到原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和十九路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并通过“两广事变”，周旋在广西南宁、梧州、北海等地。
1937年3月，宣侠父被任命为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前往西安协助周恩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宣侠父早年曾留学日本、英国等地，眼界开阔，学识渊博，又认识不少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因此，他在国民党高层军官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可谓游刃有余。这便引起了时任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介石心腹蒋鼎文的极大关注。
蒋鼎文企图拉拢宣侠父，便费尽心机地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是都被宣侠父婉言拒绝了。蒋鼎文不甘心就此罢休，又想出了一条妙计。一次，他假惺惺地找到宣侠父，假仁假义地对其劝说道：“你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去法国深造，归来必将大有作为。”
宣侠父看破蒋鼎文的计谋，再次好言相拒：“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我不敢奢求个人之前途，还是等革命胜利以后再议此事。”蒋鼎文为此恼羞成怒，欲除之而后快。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统特务正虎视眈眈地监视着宣侠父的一举一动，并将获取的信息汇报给了戴笠。当时，西安城鱼龙混杂，环境凶险，八路军办事处的驻地门前都布满了军统眼线。
1938年7月，蒋鼎文接到了蒋介石的一纸密令－－-秘密制裁宣侠父。蒋鼎文未加思索，便提笔签发了给军统西北局代理区长徐一觉的手令。徐一觉把这项艰巨的任务转交给了情报组的丁敏之、李翰廷等人。李翰廷又秘密地召集了军统特务，组成了暗杀小队……
1937年8月2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给延安发了一封加急密电。看完电报，周恩来顿时脸色大变，迅速下令全力彻查宣侠父失踪一事。期间，西安的同志们也曾找到蒋鼎文了解情况，可他只一味地装傻充愣，言说宣侠父是自行离去，其他一概不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渐渐地预感到了宣侠父已凶多吉少。他曾连着三次发电给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要人。可是国民党方面却矢口否认，军统头子戴笠甚至还厚颜无耻地称宣侠父的离奇失踪，事出偶然，非人力所能够掌控。
1945年，在宣侠父遇害8年之后，在中共七大会议上，中央党组织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新中国成立后，参与暗杀宣侠父的特务徐一觉、佟荣功等人先后落网。
1963年，宣侠父的夫人金玲通过北京战犯管理所，辗转找到了正在此处改造的国民党前特务张严佛。
张严佛面对宣侠父的遗孀，详细地交代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至此，宣侠父于1938年失踪之谜才真正地大白于天下。这位满怀报国志向、一生致力于救国救民的传奇英雄，没能牺牲在对日作战的疆场上，却不幸死于卑鄙残忍的国民党反动派之手。
英年早逝，壮志难酬，宣侠父的悲壮牺牲成了无数人心中无法抹去的遗憾。如今在西安革命烈士陵园中，坐落着宣侠父的衣冠冢和墓碑。虽然他的尸骨已经无处寻觅，可他的英雄事迹，却永存于全国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