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说的这事，发生在大宋仁宗年间。

主角叫张某。

不是老张我故弄玄虚，是此人的真实名讳确实失考，即便是在他飞黄腾达以后，人们也只知道他的化名。

张某，大宋华阴县人，早年据说很有才华，文献记载他“负气倜傥、有纵横才”。

当然这些都是根据他本人自述的传开的，因为在那件事发生之前，他在大宋其实是默默无闻的一位落榜生。

没错，是累试不第的那种。

北宋前期的科举制度跟后来的明清还是存在很大差别的，比如在明清时期，一个读书人通过地方的乡试以后，成为举人，然后就可以参加次年在京城办的会试，通过会试以后被称为贡士，拿到参加殿试的资格，通过殿试以后则被称为进士。

至于状元、榜眼、探花，都属于殿试以后的排名。

实际上，殿试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排名，而不会做差额录取，所以在明清时期，如果你通过了会试，那么恭喜你，你大小也是个进士了。

不仅如此，其实举人也是可以做官的，如果你在会试中屡试不中，不要灰心，你可以去吏部挂个名，排个队，有背景的话还可以送点礼物打点一下，好减少一下排队等候的时间。

但是在大宋前期，这个好处是不存在的，一个读书人只有通过最终的殿试以后，才有机会按照进士被安置工作。

不仅如此，北宋前期的殿试还有一个末位淘汰机制。比如通过会试（这时候叫省试）的考生一共五百名，但殿试只录取三百名，不好意思，排名靠后的那两百个同学，请你们收拾包袱回去吧，后会有期。

没错，咱们的这位张同学就是这么一个不幸的考生，他有幸参加过殿试，但又不幸被殿试淘汰。

对于自视为天才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而且张同学也没有后来那位范进老先生屡败屡战的韧性，屡次不中以后，他选择了走偏门。

这个偏门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尤其是对于一个读书人而言，简直是难以想象。

他找到自己的好友胡某，两人找来一个石板，在上边刻上一些诸如惊世骇俗的诗句（估计也是自己写的），然后雇了几个帮手在前边拖着石板前行，俩人就在后边时而嚎啕大哭时而仰天长啸时而捶胸顿足，大有一种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怀才不遇的可怜状态。

这个做法其实并不算创新，因为只要打开翻开历史书，就会发现很多熟悉的人物都是这样引起领导重视，从而被引以为重任的。

正如两人预料的那样，这事马上就传开了，并且估计两人还特意跑到了边关某位负责人（统帅）那里演戏（根据后边的传说，这位负责人也是我们熟知的一位大佬），果然，这个奇特的举动吸引了该负责人。

负责人一时懵逼，心想搞不好对方是为奇才，于是派人将两人叫到府上准备摸摸底。

一番交谈下来，也许是没发挥好，两人的表现并没有获得这位领导的认可，负责人彻底失望：说的是个什么玩意儿。于是只好礼送出府。

经过这一番折腾，张某和胡某也没了继续演下去的兴趣，总不能跑到大帅门口再来一次，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这一次他们换了一个地方。

西夏兴庆城。

没错，他们居然跑到敌国的国都去了。

此时的西夏正处在称帝建国前夕，尽管宋夏边境越来越紧张，但距离真正的摊牌还有几年，而且那时候也不像现在，出国还需要办个护照啥的，两人就一路溜达着跑到了兴庆城。

在城里的一个酒店里，两人故技重施，这一次他们用的方法有点类似于后来的宋江在江州题反诗那种，不过为了一击必中，他们选择了更加极端的方式：

张某改名张元，胡某改名吴昊，两人整日在酒馆饮酒，并且特意在墙壁上题名：“张元吴昊来饮此楼”。

细心的朋友已经看出来了，这两个名字都不是酒后乱取，而是大有来头。

因为，当时的西夏国主就叫李元昊。

尽管此时的西夏还没有完全的汉化， 但是对中原王朝的避讳制度他们简直是再熟悉不过了。

比如李元昊的的祖父李继迁的族弟李继捧的爷爷李彝殷，当初就是为了讨好赵匡胤，主动将自己的名字从李彝殷改成了李彝兴（避讳赵匡胤父亲赵弘殷名讳）。

所以，两人名字中的“元”和“昊”分明是犯了李元昊的名讳。

这一看不就是外地人么，大夏国的哪个不知道避国主名讳的？

消息传开，很快巡逻的就来了，两人被作为间谍带到李元昊面前。

李元昊也是头一回见到这种愣头青：你俩咋回事，为啥犯我的名讳？

张元脖子一昂：你自己的姓都没搞清楚，还管我的名字？

“姓尚未理会，乃理会名耶？”

这话说得也没毛病。

因为西夏的前身定难军的历届首领们，从大唐开始被皇帝赐姓李，后来从李彝殷归附大宋开始，又被赵匡胤赐姓赵。然而宋夏的关系并不算长期友好，关系好的时候，他们就姓赵，关系不好的时候就姓李。

姓李还是姓赵，确实是个大问题。

李元昊一听觉得俩人挺有想法，而且还是从大宋过来的，搞不好是个人才。于是不仅将两人释放，还特别委以重任。

故事到这里，大家应该也就看明白了，由于在大宋“怀才不遇”，两人最终化名张元和吴昊，以投敌叛国的性质选择了为李元昊服务。

元昊

这个办法见效出奇的好，在李元昊称帝之前，张元身兼三职：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

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张元更是直接出任国相，仅位居李元昊之下。

老张我曾经在《西夏兴衰史系列》中聊梁太后的时候提过，当一个人背叛自己的母国投敌以后，为了彰显自身的价值以及获得敌国的进一步认可，他会比敌国更加仇视母国，并且为此会不遗余力的贡献自己所有的能量。

这个道理放在七十年前甚至今天，都不算过时。

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脱离大宋藩属国，称帝建国。

随后李元昊给对面的宋仁宗送去国书，要求对方承认他的皇帝称号，宋仁宗大怒，下令“削夺赐姓官爵”，停止边境互市，并且在边境发布通缉令，悬赏李元昊的人头。

宋夏大战一触即发。

从公元1040年开始，李元昊在张元的策划下，亲率十万西夏大军，对大宋边境进行了高强度的持续性的劫掠式的入侵。

1040年正月，宋夏三川口战役，宋败夏胜，宋军万余人全军覆没。

1041年四月，好水川之战，宋军参战部队10300人阵亡，仅千余人得以逃脱，消息传到东京，宋仁宗当堂大哭。

1042年秋，定川寨之战，依旧是宋败夏胜，宋军再次阵亡万余人。

这里边尤其值得说道的是好水川之战。

此战中，张元利用他为数不多的历史知识，帮助李元昊设计了一场堪称经典的诱敌深入伏击战。

大概的战役过程是这样的：李元昊出兵十万，以主力埋伏在六盘山下的好水川口一带，用少量军队佯攻怀远，做出全力进攻内地渭州的姿态。

大宋方面，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当初那位负责人）命任福为前线统帅，率数万宋军前往怀远迎敌，并且临行前交代任福，如果战事不利，可以就地绕道夏军背后设伏，等待夏军撤退之时伏击之。

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西夏的每次入侵，志在歼灭宋军以及掠夺财物和人口，而不是占领土地，所以不论胜负与否，夏军终归还是要回去的。

韩琦想到的，张元也猜到了，这一次，张元将用一场最经典的胜利来狠狠地羞辱这个曾经将他拒之门外的大宋名将。

任福带兵赶到怀远附近的时候，刚好碰到了李元昊的诱敌部队，双方一经遭遇，夏军即丢下物资撤退。为了获取最大战果，任福率数千轻骑，留下辎重部队追击夏军。

接下来就是比较三国中比较熟悉的一幕，夏军跑，宋军追，追上之后交战一番，夏军继续跑，宋军继续追，宋军的辎重部队则在朱观、武英的带领下在后边追赶前锋部队。

然后大家就前后脚来到了好水川。

以逸待劳的夏军主力尽出，将追赶的任福部以及后边的朱观、武英分割包围，趁着宋军阵形混乱，夏军发动猛烈进攻，此战，宋军两部基本全军覆没，任福战死，仅千余宋军逃脱。

事后，张元来到战场，在悬崖上题了一手最具侮辱性的打油诗：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

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落款“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题”

夏竦，时任陕西经略安抚使，是韩琦的上级领导。

在此战中，跟随任福一起战死的，还有一位不算出名的武官，他的名字叫韩福。此人原名韩怀亮，是生活在西夏境内的汉人，因李元昊称帝，不愿为夏国人，于是投奔大宋，改名韩福。

后人评价：张、吴以中国士人甘投夏国，律以《春秋》去夏就夷之义，罪岂能辞？（韩）福乃羌属小民，独能洁身慕义，亦可嘉矣，后世之士有如张，吴者，闻福之风，或愧而止欤！

张元在他所剩不多的生命里，一直力劝李元昊绕过大宋西北防线，从西边攻入关中，并且改掠夺为占领，以关中的经济体量充实西夏国力，只是对于游牧民族出身的李元昊而言，掠夺显然要比耗费大量军力的占有更加有吸引力。

再加上大宋的经济制裁，西夏国库日渐空虚，也没有能力对大宋发动如此规模的战争。

两年以后，宋夏“庆历和议”达成，双方偃旗息鼓，同年，辽国大举入侵西夏，持续了几十年的辽夏同盟至此破裂。

张元的占领关中的策略到此彻底破产，此人也在同年郁郁寡欢中去世，失去价值的吴昊也不知所终。

张元其实也有不少诗词作品，但是鉴于他的通敌叛国行为，大宋以后的历届诗词选集都拒绝收录其作品，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也就不多。

下边这一首，跟另一位落榜秀才黄巢的《不第后赋菊》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黄巢造反属于内部矛盾，张元鼓动李元昊入侵大宋，则属于敌我矛盾，所以后世文人甚至不齿于评价此诗。

《咏雪》

“五丁仗剑决云霓，直上天河下帝畿。

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 ”。

故事的最后，鉴于“汉奸”张元对大宋造成的创伤，为了避免日后再有这种落榜生跑到对面去效力，宋仁宗对科举制度也进行了一番变革，即殿试环节不再进行末位淘汰，将原本不在录取之列的考生列为第五甲，取名“同进士出身”，意思就是跟进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