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传出消息，某大国决定动员重刑犯从军，而此国早先已经开始征召服刑人员入伍，此番的举动表现出了现时其兵源的匮乏，更有其国力隐隐不支的感觉。都知道兵源素质的重要性，但该大国几年的战事下来，兵力的匮乏使得对于兵源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低了。

对于该大国的这个举动，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它是不是快撑不住了。按照通常的观念，军队是不能征召那些罪犯以及市井之徒之类的，必须以家世清白、无犯罪记录的所谓“良家子”为兵源。该大国上一次放开兵源，就是在被德国歼灭了数百万军队后，国家的“良家子”几乎丧失殆尽，不得以才放开。

这里的“良家子”如前所说，是指家世清白、无犯罪记录的人群。在我国，对于良家子从军的惯例早已有之，最早可见的记载当在汉代。自战国后，战争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平民开始登上战争的舞台。逐渐全民皆兵的状态下，魏国优中选优，首先创建了一支劲旅“魏武卒”，为其称霸奠定了基础。对于“魏武卒”的选拔，是要身体强壮，有一定的家产，如此方能有机会入选。对于家产的要求，一是出于军事装备上的，再就是所谓的有恒产者有恒心。

而到了汉代，对外战争频繁，朝廷多次征发民众。在这些战事中朝廷发现，最优秀的士兵往往是出于“良家子”。而其它大量征发的如罪犯、商人、赘婿等等，战斗力就差强人意了。汉代所说的“良家子”大致有三个标准：一是有一定的家产；二是有一定的文化；三是家世清白。前两条中，有家产就能够承担的起自备装备如战马、武器等，有文化就能看懂兵法、看懂朝廷文书，便于培养人才。最后一条，家世清白的人，一般都能够遵守纪律、服从指挥，这对于战争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汉代多依赖“良家子”，另一个盛世唐代也基本上如此。唐初的府兵制，征发的标准和汉代的“良家子”基本一致，都是要求有家产、家世清白。而汉、唐盛世，也离不开这些“良家子”的征战。相对于那些罪犯、市井之徒，良家子弟的优势就在于他的纪律性和服从性。罪犯、地痞、无赖，看似声色俱厉，实则为色厉内荏。再加上多为狡黠之徒，个人利害至上，纪律性和忠诚度不行，根本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表现自然是不行。

而汉、唐军事上的衰落，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也和社会兼并剧烈有关。大量的自耕农破产，使得“良家子”越来越少，帝国只得以募兵制代替征兵，使得职业军人出现。职业军人或许更为专业，但在意志力和忠诚度上是远远不及“良家子”组成的军队，这种情况下，随着军事的衰落，帝国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

宋代的募兵制，可谓是一个极端。无论何种人，朝廷都可以将其招入兵营。鱼龙混杂之下，不说战斗力了，社会地位也极其低下。好男不当兵这句话，基本上就是从宋代传开的。这样的社会环境，一般的良家子弟是不会选择投军的。俗话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良家子的缺席，而使大量市井之徒的充斥军营。士兵参军，只为温饱而非尽忠报国，宋军的战斗力低下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宋代不抑兼并的政策，宋之后“良家子”的含义，更多的指家世清白和没有犯罪记录，而不再强调有“恒产”。这之后，决定军队战斗力的依然是在于“良家子”。如明代戚继光招兵，除了要求身材高大有武艺、以及力气大人机灵这些标准外，更为重要的是不要市井之徒和老兵油子等等，在他看来第一可用之人只是乡野老实之人。这里的乡野老实之人，就应该属于良家子。

而清代的曾国藩在招募湘军时，标准也和戚继光一样，只要乡下老实的乡民。在他们看来，武艺和力气是很重要，但相对于胆气和精神，就要居于次要的地位。因此，要打造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需要的不是那些市井之徒，如罪犯、地痞、无赖之类，而是有着良好纪律性和服从性的老实人，或者说是家世清白、无犯罪记录的“良家子”了。

细细想来，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如果士兵体力不行或者武艺不精，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就会有改变。但要是精神和意志品质上的欠缺，这个就不是你简单的训练就可以轻易解决的了。因此，对于一支致力于建设强大战斗力的军队来说，奸猾狡黠之辈是要尽力避免的。今天，我们对于入伍要进行政审，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社会而言，方方面面的稳定都要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良家子”要占主流，换句今天的话就是中产要占大多数，在军队的战斗力保证上也是如此。一个社会的中流砥柱，永远都是那些脚踏实地、默默奉献的人，是那些有着高度纪律性和服从性的人。因此我们才能看到，关键时刻我们是看不到那些平时风云叱咤的市井之徒的，而那些良家子才是我们能够依靠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