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起义声势之浩大，为中国历代之罕见，而最终明王朝的灭亡也是亡于农民起义军之手。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农民军迅速的败亡，其兴亡变换之剧烈，令人瞠目结舌，真可谓是应了那句老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在其后三百年有《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论述了李自成大顺军的之所以失败，以其攻克北京后的迅速腐化为根本原因。说句实话，以腐化堕落而导致衰落来警示世人可以，但以此为李自成农民军失败的原因还是有失偏颇了。

文中说李自成进北京后，丧失了进取之心，而部下也迅速地腐化，最终导致了农民军的失败。看起来有些道理，但细究起来在短短三十几天里的腐化就能导致一个政权的垮台，这未免也太传奇了些，至少是难以让人信服的。一个月的蜕变腐化而导致失败，此事亘古未有也。

大顺军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山海关之战，此役的惨败使得大顺军的精锐尽失，无力固守北京，李自成只得仓皇西撤，使得满清得以从容入关占据北京等地。山海关之战的失利，根本原因在于吴三桂的背叛，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清军和吴三桂联合击败。

原本吴三桂已经决定归顺，之所以反戈一击，其导火索就在于其父被收押索饷。此举使得吴三桂认为大顺军不能保证其利益，遂有联手清军一事。这里吴三桂的举动不是一个孤立的情况，它代表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原明朝官绅的态度。

原本吴三桂在崇祯帝的一再要求下，不得已放弃关外之地回援。但其行动迟缓，其实就是抱着观望的态度。当时世人都明白大明王朝气数已尽，吴三桂也不例外。但他内心一直不愿意投降满清，多次拒绝了对方的招降，但对于大顺军的招降却很快做出了回应，接受了封爵和犒赏。但大顺军的追赃助饷政策，最终还是使得吴三桂投向了满清。

大顺军这个追饷的政策，可谓是极其严厉。每到一地，按照官绅的地位高低要求助饷，不配合的就要追赃了。这个追赃是实打实的大刑伺候，多有在严刑之下毙命的。这个政策遍及大顺军所到之处，官绅阶层几乎无人可以避免，导致了原明朝的统治阶层难以同大顺军合作，甚至于极端的仇视。而与此同时，满清则打出了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旗号，这就使得原明的官绅终于有了比较好的借口，不顾及华夷之辨而投向了满清。

所以说，大顺军李自成的失败，其直接原因是没有及时地调整政策，使得原明朝的众多官绅走向了对立面。严格来讲，大顺军不但没有蜕变而是继续了其一贯的打击地主阶级政策。这个政策没有背离其初衷，但由于执行过于激烈而给了满清以可乘之机。

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之所以起事就是一个官逼民反，无处求生的情况下才爆发的。农民军初期四处流动作战，无意也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到了后期声势大盛时，李自成有了逐鹿天下的心思，遂有了“均田、免赋、不纳粮”这些争取民心的口号。而事实上，由于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均田根本就无从谈起，其真正实施的只有免赋不纳粮。

这两项政策在与明朝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明末的中国，特别是北方地区的广大民众，长期被沉重的赋税及“三饷”等苛捐杂税盘剥荼毒，这就使得李自成的势力如同滚雪球一般急速地壮大。但急速发展的背后，却是没有稳定后勤补给的根据地这一严酷的现实。大顺军在节节胜利之下，自然是可以依靠追饷来满足对于给养补充的需求，但一旦战事失利，其后果就相当严重了。

李自成不是没有考虑过根据地建设的问题，关键是给他的时间太短。1642冬天李自成进攻襄阳，第二年3月，农民军才在襄阳开始建立政权。紧接着于10月占领西安，于1644年正月初一建立大顺政权。也就是这两年才开始建立根据地，但无论是屯田还是均田以恢复生产都是不可能很快产生成果的。因此当年3月，在形势催人的情况下，李自成率大军东征时，大顺政权根本就无力自己满足后勤补给，只得继续其追赃助饷的政策。

如上所言，李自成的失败，并非是所谓的蜕变腐化，而是其坚持打击地主阶级而导致对方与满清政权合作而导致的。所以我们通常也说，清王朝是满汉地主联合统治的政权。至于李自成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农民军在长期的流动作战中，未能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使之在面对复杂的局面时不能及时地调整政策，最终使得对手合流造成了自己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