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力抗日。

1932年1月赴天津，就任《益世 b》主笔，后曾任南开大学教授、北京《晨 b》社社长。1936年6月，提出“攘外即可安内”的主张，反对内战。

国民党当局对他既恨又怕，想尽办法想封他的口。但他不为刺刀和匕首的威胁所惧，不为高官厚禄的利诱所动，始终保持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高洁的人格。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他的声名和影响，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1年3月，与张澜、章伯钧、梁漱溟、左舜生、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宣传部长，积极奔走，呼吁国民党推行民主政治和国共两党联合抗日。

1946年1月，以民盟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了国民党政府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

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在上海的民盟总部被迫解散。罗隆基和民盟主席张澜一直留在上海直至上海解放。

1949年9月，应邀参加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任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此后，又相继担任了 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宣传部长。

1953年，民盟七中全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

······

党和人民的信任，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一向积极“入世”的他，以新的姿态投入了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他积极地为政府提建议，沟通中共和民主党派的联系，沟通党和非党知识分子的联系。

3月19日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正是他满腔热情的具体体现。

······

4月27日， 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很快， 又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整风。

5月初，中央统战部又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主要是对统战工作提意见。邵力子、史良、楚图南、曾昭抡、陈铭枢等先后发言。

10日，罗隆基也应邀发言。

罗隆基说：

“昨天有人提到，‘民主党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是可有可无的。’”

他说，“这种论调为什么至今还存在呢？这是因为，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理论宣传还没有跟上去。”

“所以现在，只有 一些领导同志对民主党派的作用有足够的估计，而国内的许多人士，以及许多外国朋友，还是估计不足的。”

他指出，“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

“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民主党派，怕别人说他‘落后’，而愿意加入共产党。有人问：加入民主党派是否影响加入共产党，如果有影响，就不参加。党如果吸收了这样的人入党，不但影响党的威信，而且势必使民主党派发展的人都是挑剩下的。”

他说，“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

他接着说，“实现互相监督，要给民主党派以工作便利的条件。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政权，但是，过去有很多重大的政策问题，往往都是在领导党内讨论以后才拿出来协商。”

他说，“我们希望今后这类问题要在党内讨论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去讨论，并由有关方面事前提供情况和资料。”

“这是民主党派有名有实，要使协商名副其实”的问题。”罗隆基又举例说，“今天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科学规划时，中共中央宜传部有人参加会议， 总理说，各民主党派负责宣传工作的人也应该参加。”

他指出，“要想使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党政分工就要明确。现在党决定的事情很多，都不通过行政而从党的系统向下布置，只能使担任行政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有职无权。”

他最后谈到：“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平等、独立、自由，应该是相对的。过去统战部在帮助民主党派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可能也有些偏差。现在，李部长（维 汉）说‘矫枉不怕过正’，会使各民主党派遇到不少困难。因此，这个问题还应再作讨论。”

“另一方面，要讲平等、独立、自由，也应该创造一些条件。现在有些制度、规章，有碍于平等、独立、自由的实行和民主党派作用的发挥。希望这些问题进行检查、修改。”

罗隆基真是快人快语，他把这一阶段自己听到的或亲眼见到、亲自接触到的许多事情和想法，一股脑儿地都倒了出来。很简单，“这是帮助党在整风，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他这么想！也就无所顾忌了。

而且，当时看来，中共中央统战部对他们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是欢迎的！

这对罗隆基来说，不啻是一种鼓励。

22日，他又一次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发了言。

针对座谈会上有人提出要防止对提意见的人的打击报复等问题，他又提出要从制度上加以保证的问题。

他说，最近两位外国记者到他家去，请他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于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

他说，“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都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他说，“前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好象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我现在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通过这次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

罗隆基继续发言说：

“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将受到打击报复。”

他说，“要 领导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方案，就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 反、五 反、肃 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

“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

周恩来邓颖超罗隆基（左三）

罗隆基认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

“二、过去的‘五 反’、‘三 反’、‘肃 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 反’、‘五 反’、‘肃 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有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的，其实共产党内也有。

“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这样既检查了肃 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

罗隆基最后建议：

“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的发言，很快引起一片哗然。

赞同者有之，尖锐批评者有之，不知可否者也有之。

但他感到：君子坦荡荡，自己是直抒胸意，是如实反映情况。

27日，国务 院机关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

国务 院参事李仲公等人开始批评罗隆基的意见，不赞成他在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特别关于‘平 反’问题。

李仲公批评说，“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在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里，无论怎样有能力，除非上帝出现，怎么能够做到一点没有偏差。”

他指出，“单纯强调平 反，大家都来翻案，地主富农也来喊冤，这怎么行呢？”

罗隆基感到，虽然他不能完全接受这种批评，但是，既然有批评，就可以有反批评，应该允许别人开展正常的反批评。否则怎么才能叫“百家争鸣”呢？

他没有公开去反驳李仲公的批评意见。

6月初，他就忙着准备出国了。

3日，罗隆基离开北京赴锡兰首都科伦坡，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国内整风运动的发展，他就不得而知了。其后的情形，是出乎人们预料的，当然更是出乎罗隆基的预料的。

形势忽然发生了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