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人民**》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强调“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对反右派作了部署，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很明显，“事情正在起变化”，一场伟大的反右斗争迫在眉睫。

实际上这并不突然，早在5月15日，老人家就写了《***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员干部阅读。“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好家伙！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只是象罗隆基这样“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人不知道罢了。

按照后来的情况推测，罗隆基的那顶“右派”帽子最迟在5月15日就已给他预备好了。

······

最早站到批判罗隆基前线的，是民盟中央常委兼北京市主委吴晗。

6月9日晚，在民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吴晗深刻指出：

“我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

他说，“我们要在人民的立场来帮助党整风，不利于人民的言论，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们要接受党的领导”，“凡是不要党领导、拒绝党领导，都是错误的。”“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

“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机构，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

真可谓“一针见血”。

随后，批判罗隆基错误的斗争就在民盟内部首先展开了。

······

14日，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发表谈话，“希望罗隆基表明立场。”

15日，民盟中央另一副主席高崇民著文《民主党派 必须诚心诚意 帮助党整风》。

高崇民指出：“最令人愤慨的是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等那些少数的右派分子，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在‘鸣放’中显然是借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挑拨离间，歪曲事实，进行孤立和削弱共产党的阴谋，以便他们好夺取领导权。”

他说：“这少数右派分子，一直是野心勃勃的，不情愿自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并且妒嫉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信和领导作用，所以他们平日是面从心违，遇机则兴风作浪。”

他尖锐指出：“‘螳螂挡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两句中国的俗语，恰恰写照了现在少数右派分子的心理。”

同日晚，民盟北京市委扩大会议，揭发章罗储等人的“反动面目”，吴晗、陶大镛、冯亦代等发言。吴晗号召盟员们“大力击败两面派。”

会议一致要求民盟中央开会，和罗隆基、章伯钧“划清界限，明确立场。”

16日，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文汇*》著文，分析右派分子的言论，重点是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的言论，并进行了“合理”推断，认为他们的言论好象是“集体创作”。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人们的视野。

“集体创作”几个字特别耐人寻味、令人遐想。

斗争紧锣密鼓地发展着。

17日，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先生，感到自己无法沉默下去了，遂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表示对罗隆基、章伯钧的错误“非常痛心”，要“批判章罗等人的错误言论。”

最后，他还特别提到：“罗隆基现在还在国外，他回来后我也要他作彻底检查。”

沈钧儒先生的谈话是很有分寸的。

18日，民盟中央又一领导人邓初民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

“罗隆基‘平反委员会’精神实质，就是要从各方面推翻党的领导。”

他说：罗隆基“为什么还要搞一个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呢？这是不是根本不信任共产党呢？而且在逻辑上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平反委员会有共产党参加就会搞不好，推论下去，就是任何国家机关、任何委员会有共产党参加都会搞不好。最后，就只有从根本上推翻 共产党在一切方面的领导，才能搞得好。”

他质问：罗隆基“企图从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来取消共 产党的领导，”“试问居心何在”？

邓初民先生的批判主要是从“逻辑上”“推论”而来，这种特定的的思维方式，给世人的批判方式恐怕也不无启发。

同日的会议上，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卧病已久的副主席马叙伦、秘书长胡愈之、副秘书长千家驹、中央常委吴晗、刘清扬等，都对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会议号召全盟展开反右派斗争。

沈钧儒指出：“现在民盟负责人中，居然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领导反人民民主专政的荒谬言论，我们有一些盟的负责人，当面搞一套，背后又搞一套，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马叙伦指出：“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副主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而是有其历史的思想根源，我个人尤其深切体会到这一点。”

“我前几年就曾为了调停章、罗之间争夺权利的的冲突而伤尽脑筋。”

他说“应该指出，章伯钧、罗隆基等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

“联合”二字又是非同凡响。

胡愈之指出：“民盟两个领导人以及一些盟员所犯错误性质是政治立场问题，而不止是思想问题。他们表面赞成社会主义，背后反对社会主义；表面拥护共产党，背后骂共产党。这种牵涉到政治立场性质的错误应该彻底揭发。”

千家驹指出：“最近我们民盟成员中暴露出来的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证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确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

这次会议，是“民盟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事实上也是对罗隆基批判中一个重要转折点。

问题逐步升级，性质越来越严重。

19日，民盟早期领导人闻一多的夫人高真，在天津的家中，给罗隆基、章伯钧写了一封公开信。

她指责罗隆基，“什么‘民主党派发展的人都是挑剩下来的’，什么‘另成立一套平反机构’等等，“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一派胡言，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她斥责罗隆基等人，是“要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另起炉灶＇，搞资本主义复辟，想把千百万中国人民几十年来流血牺牲的成果据为己有，”“实在太没良心了！”“野心太大了。”

她说，“你们这种阴谋，我和我的孩子们绝不能答应，就是在九泉之下的一多也绝不能答应”。

22日，《北京**》又刊登了民盟中央一干部写给北京日报的信，“揭露章罗反党阴谋”。

很显然，对罗隆基的批判已不是限于他一人了，而是把他和章伯钧圈在一起来批了。

21日，罗隆基参加完在科伦坡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回到昆明。

半个多月来，国内发生的一切他都一无所知。等待他的，是完全出乎他预料的，更加严厉的批判和揭发。

他匆匆赶回北京，想把事情搞个究竟。

25日晚，罗隆基参加了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根据会议预先安排，主要是“集中揭露罗隆基的右派真面目”。

他几乎是毫无准备的，对他来说，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他只有耐心地听别人的揭露和批判。

陈鼎文指责说：“罗隆基说盟的组织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是‘腰斩民盟’。”

“罗隆基看到盟员中有人入党，犹如芒刺在背，他竟指出要盟内的共产党员都退盟。”

“只要认识或略为知道罗隆基这个人的盟员，几乎都说他是右派。他一贯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脑子里是资本主义，有时口头上也来点资本主义，于是“右派”这个称呼在人群中有口皆碑。”

费孝通

费孝通检讨说，他的有些思想和罗隆基是一致的，有些则不同。

他指出：“罗隆基这几年来一直讨厌思想改造，说知识分子不喜欢这个名词。”

“罗隆基认为知识分子和党的距离是思想改造运动搞出来的。思想改造和肃反是造成党和非党隔膜的原因，所以他要求党以‘国士’对待知识分子，不这样，他们就不肯把力量发挥出来。”

他还揭发说：“罗隆基把盟北京市委的‘争鸣’刊物夺过来据为己有，企图把这个刊物变成反社会主义的刊物。”

一直被视作罗隆基的亲信的中央常委潘大逵在检讨中承认他是“罗隆基小宗派中的一分子，”并表示要“和罗隆基划清界限。”

他揭发说：“罗隆基有一个‘无形的’小组织或者小宗派，大约有十个人左右，其中有张东荪、刘王立明、周鲸文、曾昭抡、潘光旦、吴景超、叶笃义、费孝通、范朴斋和张志和等。”

他认为“民盟内部实际上有宗派”。

他说，罗隆基还对他说过，“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有缺点，但是也还有它的优点，无产阶级专政固然也有优点，但总觉得缺乏一点什么东西。”

他认为：罗隆基有当领袖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