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听着，心如绞痛。

民盟中央秘书处办公厅主任叶笃义也揭发了“罗隆基的一系列反动言论。”时间从三十年代直至1956年。他列举了很多“事实”。

他说，罗隆基解放前后和司徒雷登、国民党之间有“暧昧关系。”

胡愈之在发言中说：

“最近四川有人来，谈到这样一件事；民盟成都市委吴汉家揭发：1954年夏，范朴斋带罗隆基的信给他，信上说：要范朴斋去重庆助潘大逵一臂之力，信上还说：‘弟一生别无他长，唯知斗争到底而已。’”

他说：“这句话值得研究，不知他究竟要和谁斗争到底，斗争的目的是什么。”

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联合发言：

“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

“今年5月中旬，章伯钧，罗隆基没有经过民盟中央常委会讨论，就由少数人决定成立‘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四个工作组，其中科学规划小组，指定由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负责。”

“当时我们的政治警惕性不够，未怀疑其中有任何阴谋活动，就答应了，后来“起草了一个‘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其中有些问题的提法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他们认定是被罗隆基之流的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

罗隆基坐在一旁，仔细地听着，几次想站起来说几句，但最后还是按捺住自己。

他知道，他的脾气会害了自己。

民盟北京市委常委、《文汇*》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针对一个时期来有不少人揭发罗隆基利用她控制文汇报的说法，进行了反驳。

她一再表示“罗隆基和文汇报没有关系。”

对叶笃义揭发罗隆基不让听文汇报党组的话，有事到北京来反映这件事，她说：

“我理解罗隆基的意思是说党员水平低，罗隆基知道得更多些。”

与会的人知道她和罗隆基的密切关系，指责她在为罗隆基“辩护”，在政治上还没有与罗隆基“划清界限”，“立场是模糊不清的。”

最后，主持人让罗隆基检讨自己的问题。

罗隆基表示自己要作深刻反省。

针对“平反委员会”的问题，他说：

“我没有用过‘平反委员会’这个名词。我说的是由人大常委会、政协、各民主党派共同组织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三个作用，其中有平反作用，领导党也要参加。”

“这句话是错误的，我不否认。这主要是因为我对指示体会不深刻。”

针对有人揭发他和储安平“串通”，抛出给领导人的信的说法，罗隆基说：

“我的确没有看到过储安平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不但事先没看，事后也没看，直到这次回国才看到。”

他说，“最近有些人常常把章罗并提，我不愿意这样，我对自己的言论行动负责。”

最后，他坚决表示，“我从来没有在民盟内说过我思想进步”但是，“我也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即使“把我烧成灰，也找不到这种企图和阴谋。”

他说：“如果查出，愿意受国法和盟章制裁。”

他的辩解，显然是无济于事。

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揭发批判。

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罗隆基以一届人大常委的身份参加。

与以往的会议不同之处在于：以往的人大、政协会议，罗隆基是很活跃的人物，强烈、有效的参政方式给人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自己也常常感到聊以自慰；这次人大会议，人民代表主要是“集中力量批判右派分子”，而他和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则是批判的对象，进攻的靶子。

反差太大了，他的内心隐含着深深的痛苦和折磨。

在小组会上，他常常被当场质问、当面斥责。

28日，在江西代表小组上（因罗隆基是江西人，分组时就分在江西小组了。）几位劳模当场质问罗隆基：

“你是代表什么人在说话？”

“作为江西人民的代表，你为什么忘了江西人民的委托？”

······

萍乡煤矿工人、劳动模范郭清泗警告说：

“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工人是不答应的。”

农业劳动模范李友秀也正告：

“谁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要跟他拼命。”

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危秀英质问罗隆基：

“你的家乡就在革命老根据地，你怎么不了解江西人民的力量？”

······

面对江西的乡亲那纯朴的感情，罗隆基确实无言以对。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29日，《人民**》发表社论《再论立场**》，对罗隆基的“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建议再次进行批判。

社论指出：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根本不是什么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问题。如果硬要说礼贤下士，那么知识分子首先要向工人农民礼贤下士，如果硬要说三顾茅庐，那么，在根本方面，工人农民更加是诸葛亮。”

“因此，这一类说法只是放在知识分子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只是阻碍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相互团结的墙和沟。”

想填“沟”拆“墙”的人，转眼之间变成了挖“沟”砌“墙”的人。这对罗隆基来说，是莫大的悲哀。

他无法相信自己了。

30日，民盟中央举行第二次整风座谈会，责成“罗隆基检讨交代他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和行动。”

沈钧儒依然很诚恳。

他劝告罗隆基：“要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交代自己的，你说你的错误大家可以讲，但总不如自己交代好，朋友要帮助，但是事情还要靠自己。”

他希望罗隆基考虑一下自己究竟要走哪一条路，两条路不要走错了。

沈钧儒提醒大家都要考虑一下应该怎样帮助朋友，“不要让朋友走上敌人的道路。”

罗隆基在“检讨”时，“不得不承认他的许多丑恶历史。”

“早年在外国留学时，参加了国家主义派的一个组织叫‘大江会’”；

1929年跟胡适等一起搞‘新月’杂志时，写过反对共产主义的文章”；

“和张君劢、张东荪一起搞反动的国家社会党”；

······

很快，会上就有人指责他是在“辩解”，“是对大家所已经揭露他的反动言行作一些重复”。

郭则沉尖锐指出：“罗隆基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最危险、最狡猾的人。”

“是敌人？是人民？罗隆基已经到了分晓的边缘。”

罗隆基表示：“我确实感到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和企图。”“把我烧成灰也找不到这种企图和阴谋，如果查出，应受国家法律处分。虽然我不能说我没有这种思想。”

会场上的人再次为他的“不老实的态度”所激怒。

史良、千家驹等“要他老实交代事实，不要辩解。”

张国藩责问罗隆基，“歪曲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郭则沉、高崇民指责罗隆基：“在盟内搞联盟”。

郭则沉揭发说：

“罗隆基常讲：‘谈马列主义我不如章伯钧，谈英美章伯钧不如我’。又说‘章伯钧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罗隆基与章伯钧为什么合作得这样好？很显然，他们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过去说他们两人有分歧，那只是在争权夺利上不一致，反对共产党，这在过去也是一致的。”

罗隆基听得目瞪口呆。

高崇民也指出：“章、罗二人去年由过去的水火不相容一变而为章、罗联盟。这是为了要整个地篡夺民盟的领导权作为进一步的资本。”“以便创造条件，推翻 共产党的领导。”

攻击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罗隆基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章罗联盟”、“反党”······一连串刺耳的名词已经出来了。

罗隆基脑子里一片茫然，他想反驳，但不知从何处说起；一开口就是群起攻之。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罗隆基面对愤怒的人们，几无招架之力。

但是，他深知：不说话就意味着默认。

他不能，因为事实不是如此。

最后，他对自己在民盟中的宗派活动作了一些说明和解释。

“我在民盟中闹宗派搞小集团，是为了争夺民盟的领导权，”不过，这“只是盟内的事而不是盟外的。”

他很坦率地“交代”了，但他不希望别人把“盟内”的事，引到“盟外”，引到“反党”上去，他深知“反党”一词的份量。

关于他和章伯钧的关系，他说：

“我一向把章伯钧看成政客，和他的合作是貌合神离，同时，也不同意章伯钧的许多主张，比如两院制问题，民盟大发展问题。”

“4月民盟工作会议上我所以支持章伯钧是因为怕麻烦。”

关于民盟组织的四个委员会，罗隆基说他事先没有和章伯钧商量，开会的那些天，他事先也不知道，是章伯钧确定的。

罗隆基的发言不断地被大家的质问打断。

他只得表示：“我不辩了，以后调查就知道了。”

接着，曾昭抡、徐铸成、浦熙修也揭发他的“罪行”。

曾昭抡揭发“罗隆基的小集团活动”；

徐铸成承认“文汇bao和罗隆基有些关系”；

一直被视为罗隆基亲密朋友的浦熙修，也在强大政治攻势面前，低下了头，揭发了罗隆基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

她承认以前为罗隆基辩护的“文汇报与罗隆基没有关系”的说法是错了。

她揭出了不少足以证明罗隆基“反共”的“反动言论”；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个人独裁政治”；

“个人崇拜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对知识分子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总比社会主义制度要好些”。

浦熙修的揭发，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批判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

同时，这也深深地伤害了罗隆基，伤害了他的感情和他当时的政治处境。

他们毕竟相恋了十年，欲结婚而最终未结成。罗隆基心寒了。他想不通，难道恋人和朋友之间私下讲的话，也可以被断章取义拿来给他定罪吗？

他感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压力。

他无法抵御强大的政治风暴的冲击。

他最终被巨浪吞了进去，无以自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