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组建了太平军，太平军的发展，动摇了清朝的统治,也打击了清朝官员。
他们看到了清朝的军队奈何不了太平天国，就自己组织了地主武装，其中最主要的一支便是曾国藩的湘军。
曾国藩为了维护清朝，带领湘军跟太平军搏斗了十二年。学者所称道的曾国藩的“经世致用”之学,清史上所讴歌的曾国藩的“中兴事业”。
实则，如果没有清朝借师助剿，太平天国是难以平复的。
一、曾国藩思想的主要构成部分从一系列历史事件看，曾国藩代表地主阶级和侵略者的同盟，创造了典型的范例，在近代社会里，他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完全是积极的。
蒋介石曾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还提出丁“曾文正公”以制礼作乐，但是曾国藩的理论不灵了。
尽管如此，民国时期的章伯钧又高喊“读新思想不如读曾国藩家书”，甚至一些当代人诱导现代青年学习曾国藩的治学方法。
他们为什么不使用西方的思想，偏要抬出一个封建的“曾文正”？并不是他们愚蠢地不会趋时，在他们认为就地取材,传统思想在我国还有一定市场。
那么曾国藩的思想到底有没有那么值得推崇？
民国时期蒋星德在“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书的序言里，有这样的话语:
“曾国藩从道光晚年，他在北京做官起，便观察人才，留心时务,后来咸丰初年曾氏以掌管军务,讲究‘诚’，刻苦自励由于他为异族效力,不能不为他遗憾外,他的个人品行,作事方法，都值得我们的钦佩和取法的。”
他虽然对曾国藩的“为异族效力”，表示遗憾。但是，认为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战胜太平军，是在于“崇尚气节”，“标榜道德”。
曾国藩崇尚什么气节，标榜的什么道德？
他的思想的核心是“打脱牙和血吞的坚忍沉毅的精神处之”，这体现了曾国藩人治论。
20世纪末以来，也有一些当代学人推崇曾国藩，主要宣传的是曾国藩在治学上的刻苦，治家上的节俭、严谨等，还分析曾国藩一介文人，是如何组织湘军的，为什么能够指挥军队击败太平天国等等。
多数人对曾国藩客观理性评价，还有一些人把曾国藩捧为“圣人”。
在曾国藩的思想体系当中，有两个要素,治道和治术，而总称之日“人治论”，即是说怎么样要求人依照他的标准去作人，和他在为官时怎么样去使用人，也即他说的“修已治人之道”。
无论是治道和治术，上面都蒙上一个“礼”字，这自然也被说成是“先王之道”，所谓“先王之道，经纬万汇，而一经之以礼”。
曾国藩的思想实质上没有脱离儒家思想的窠臼。
二、曾国藩之用人之道曾国藩的治道，本质是儒家思想，由君子小人之辨发展成为“勉强”和“矫强"。
鸦片战争加速了传统社会的溃疡，如何挽救“人心唯危”的局面，在道光末年的知识分子中，涌现了一批反汉学的程朱学派。
他们专门讲求“正心诚意”的程朱道学。表现在为官方面,要求“笃实践履”“戆直敢言”,曾国藩便晶其中的一个。
他在1850年(道光三十年)间上了一个奏折，批评了当时吏治的低效，例如，在《应诏陈言疏》中提到，清代官员“敷行颟顸”，“装头盖面”。
但是他不敢触及当时的制度问题，认为清代的制度架构是好的，只从“讲求用人”的问题上去想办法，他已经提出了君子小人之辨。
当时宣扬“程朱道学”的清代官员，有大学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鉴，徽宁道何桂珍等，都持有相似的论调，也是这样的意见。
这个时期，程朱道学的政论无非是想利用在宗法社会的思想领域，占有垄断地位的道学正统，来挽救危亡，强调了人格的典型。
这种人治论的指标，不外乎“内仁义而外礼仪”,是一种多世纪以来“钦定”的理论，是人人熟悉的。
这种陈旧的思想，当然不为当时的官僚集团所欢迎，道光皇帝也很难振作起来。
1852年后，太平军直捣三湘和武汉腹地，咸丰皇帝,首先向传统儒家思想求教，命儒臣进献朱熹的大学讲义,并亲自朝拜孔庙。
咸丰皇帝自已和曾国藩等人，并不是真正迷信程朱，在他的前期的人治论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教人以“勉强”，再教人以“矫强”。
勉强论首先教人要安分守已，不要紊乱伦纪，即是说不要乱了儒家思想所标榜的秩序，象一个人的“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怎么样去做呢？必须“复性”，如果“复性”复不过来，必须“勉强”。
曾国藩借鉴了孟子的“四端”说，但是孟子的修养方法是“存心”，是“求放心”，延建筑在内心的基础上，曾国藩则不是这样，他使用了一种外力强制主义的思想方法。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在当时社会的物质基础上,收放心。
存心的“复性”是不够的,也很难办到。尽管他口头上讲孟子，但并不完全主张性善论，他是采用了荀子的方法论。
曾国藩与太平军战斗，始终没有胜利把握，更没有胜利信心，到了1860(咸丰十年)他在书信中仍然对战局没有很大的信心。
1861年年他到休宁督战的时候，曾国藩对战局的看法还是以消极为主。咸丰皇帝在位时期，并不十分相信汉人带兵。
江南大营一向是依靠满人向荣、和春等掌握兵权，而湘楚军围攻安庆时，还派一个满洲人驻在湖北监视。
咸丰七年,曾国藩借着丁忧的机会，会向咸丰皇帝要求权位。
提出当今局势，除非担任督抚，有体察官吏的权力，一定不能让他们统领军队，即便能够统领军队，也不能允许他们筹措军饷。
但未能得到皇帝的信任和批准。
而曾国藩却不放弃他的野心,在内外力交压下，奴性和韧性交织成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借用了程朱道学的“主一存诚”， 在他挣扎的苦斗中，到处寻找理论根据。
他从“淮南子”和“荀子”里边找到了“功可强成,名可强立”的唯意志的矫强论：曾国藩在日记、家书中,常常提到“主一存诚”“主一无适"的问题。
他认为诚是心的意志，这是一种主观主义,尤其在后期军事吃紧的时候，他要求部下，要“硬”要“矫强”。
他引用朱熹的话“春悔，夏吉，秋吝，冬凶”，他又配成元亨利贞，说成是“元亨利真之贯乎通复者在吾心”，按他的解释:“贞”就悬“便”，“贞胜以蒙难”，“贞”就是“冬”， “各”是“凶冬”，“贞”是包括在“诚”的里面。
这是他公然自称“以自强为本’的理论基础。
曾国藩无论怎么样的自我矫强，但是自从开始办团练，组织湘军起，在日记里写的座右联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佴问耕耘”。
由现实生活当中,构成了他的思想体系，一定程度是因为曾国藩对战局没有胜利信心，内心逐渐转向残忍。
三、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曾国藩的治术的问题。历史学家范文斓认为，曾国潘的思想中有道学虚伪的因素，却不会受束缚于道学的迂腐。这是曾国藩思想体系另一特点前者是残忍后者是虚伪。
我们阅读他的论著、家书和日记，所记载的修已治人之道，如求阙、养晦、惧独以及他所规定的“作人”的指标，如五箴、八德、四知、三忌、三寡等等，都是以“礼”为归。
也就是前人所说的“崇尚气节、标榜道德”，但是它的目的性是什么？它的实质又是些什么？一个“命”一个“ 虚”。
其实质是应付变局的治人的“规矩”,即礼乐政刑和仁义忠信。
言与不言的体用之学，就是曾国藩所常说的“太一”和“礼”的体用之学。
通俗来说,还不是高处悬‘“礼”，近处创“规矩”，以“人心唯危、道心唯微”的老方法，制造神秘主义，进行说教。
曾国藩“教导”士子,欲求道，第一步功夫，便是“践履”他所规定的规矩，这些规矩又说成是“先王之道”。
这是要使俗人变成圣贤，使圣贤变成俗人，圣贤大众化，少数几个野心分子导致多数的中智以下者，亦步亦趋，亦惩办改地使之成为刽子手的工具。
但是,这一套办法够不够呢?不够。曾国藩的思想里还有很现实的因素，也就是如何在“变诈相角”的社会中,对付不懂礼、不愿求道者，也就是中智以上的人。
在此时,他必须依靠金钱，曾国藩在自己的书札中，并不像传统士大夫那样轻视物质财富。
这一理论可以把任何行为都包装成符合儒家思想的，都会变成了“仁人君子”之道，
曾国藩认识了这一点，所以把足以控制和诱惑地主阶杀知识分子的“名”和“稳”，当作了 商品，适当地予以使用价值。
同时他也巧妙地使用商品。从他的日记、家书很多地方，可以找到事例来说明虔诚主义者卫道的伪装。
例如，在给王霞轩的书信中，提出要轻视名利，要有廉洁的品格。廉耻不过是道学家的一种假象，名利才是他们所要求的实在的东西。
曾国藩统领湘军，在江西时期，还不开眼界，除设卡抽厘死钉盐引,认为这些办法是筹饷的“可大可久之计”，等到一八六二年上海绅商钱鼎铭、潘馥等用银十八万两雇用洋船，迎接淮军到上海去。
他不止一次地在家书、书札里提到这件事，感叹上海商人的资力雄厚。后来便和上海的买办、绅士商人、西方各国打成一片。
曾国藩不但利用了“洋药”的关金厘金，而且从战争开始，曾国藩对已然气数已尽的满清皇帝极其尊重，尽显媚态。
1854年(咸丰四年)曾国藩突报靖港水师败溃，皇帝朱批曰：“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邪？”。曾国藩复奏：“忧愤之余，昏愦数日。”
为了安徽增援，皇帝又责备曾国藩曰：“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事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翻，以为无出己右者。”
由此可见，皇帝对曾国藩的军事才能已经有一定的怀疑。
曾国藩复奏：“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兵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
曾国藩曾国藩会三辞节制四省军务之命，密奏“在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恩于臣家”国，这种小心谨惧的态度，和他“打脱牙和血吞”的态度比较起来；真是判若两人。
正是由于曾国藩学习了荀子的“恃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这种为官用人之道，汉以后有不少的丞相,正靠着这种方法，为官时四平八稳，死后还被称道，甚至配享文庙。
这种为官之道，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的渡世梯航，尽管人人都在遵守，然而却是不好见天日的东西，于面子问题大有关系。
曾国藩的治术里很多荀子这类的术，但是他在所有论著里，从来不提及荀子。
综合来看，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深受荀子影响，对上尊重皇帝，对下则多用儒家思想对他们进行说教。
如果说教无效，则使用金钱。在为官上，曾国藩也是迂腐地完全固守儒家思想，例如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实行厘金制度来筹措军饷，这种制度极大地加重商人的负担。
结语曾国藩的思想来自儒家思想，足见其儒家思想之深厚。他的思想是带有掩饰性的，表面上标榜仁义道德，实则在做人与为官上使用的多种手段是不完全符合儒家思想的。
曾国藩的著作丰富，然而，他并没有提出很多有效的治学方法，无非是“好读书”，“勤写字”，“家书和日记”等。
曾国藩的思想是带有两面性的，曾国藩的治家思想或有可取之处，他的其他思想，则早已与当今社会脱节。
曾国藩的湘军的确战胜了太平天国，然而，如若清朝没有借师助剿，曾国藩也不一定能够战胜太平军。
参考文献【1】《应诏陈言书》
【2】《清史稿》
【3】《曾国藩家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