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充满了未知。

比如，秦二世胡亥是否篡诏自立、隋二世杨广是否弑父以及宋二世赵光义是否得位不正就是三起著名的历史悬案。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最后这一起：烛影斧声。

这一故事的最早出处是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不过，但李焘也只是引用，它的第一次出现，还是在北宋僧人文莹的《续湘山野录》中。大意如下：

赵匡胤感觉身体状况不太好，没找御医，却找来一个道士问自己寿限几何。

道士的回答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今年十月二十日晚上晴天的话，你还能再活十二年，否则你得赶紧想办法。

赵匡胤就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到了那天，他早早地就到太清阁观察天气。结果发现晴空万里，繁星满天，赵匡胤见状大喜。

却不料转瞬之间天地陡变，雾霾雪雹齐落。赵匡胤兴致大坏，派人召二弟赵光义进宫喝酒。

所有宦官宫女都被打发出去，屋里只剩下兄弟二人。烛影之下，外人只见赵光义一会起一会坐，好像不胜酒力的样子。

酒宴结束，太祖亲自送二弟出门，他一边拿柱斧（拂尘）戳雪，一边对赵光义说“好好干”。

之后，赵匡胤回屋睡觉，赵光义也没有出宫，而在其他房间里留宿。

刚开始赵匡胤鼾声如雷，快五更天的时候忽然没了动静，宫人进去一看，已经驾崩多时了。

当天，赵光义根据遗诏在灵前即位，是为宋太宗。

上谓生曰：「我久欲见汝，决□一事，无他，我寿还得几多？」生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则可延一纪，不尔，则当速措置。」上酷留之，俾宿后苑。苑吏或见宿於木末鸟巢中，或数日不见。上常切切记其语，至所期之夕，御太清阁以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地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门，召开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下雪已数寸。太祖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伺庐者寂无所闻，太祖已崩矣。太宗受遗诏，於柩前即位。

这就是著名的“烛影斧声”。

这个故事因为正史语焉不详、野史煞有其事而引起了后人的无限遐想。

首先是司马光。他在自己的日记体小说《涑水纪闻》里说道：发现太祖驾崩后，宋皇后打发内侍王继恩召赵德芳进宫（因为跟着宋皇后，所以赵德芳是名义上的嫡长子）。结果，王继恩为了自身利益考虑，却私自召来了晋王赵光义。面对这种状况，一介女流的宋皇后知道事不可为，就哭着对赵光义说：“皇上，我们母子的性命今后就都托付给你了。”

在这里，司马光虽然指出了赵光义得位不正，但还没有特别地偏离轨道。

而到了元代，徐大焯在他的《烬余录》就给故事加了佐料，而且还很猛。按他的讲述，灭掉后蜀之后，赵匡胤就霸占了孟昹的妃子花蕊夫人，没想到赵光义同样对其垂涎之久，于是，就趁赵匡胤得病的时候进行调戏。结果赵匡胤被惊醒，赵光义见丑事败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干掉大哥并篡位。

这一幕是不是很熟悉？隋炀帝杨广也被这么写过。

有了正史的铺垫和野史的渲染，这一故事越往后越丰满，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和李逸侯《宋宫十八朝演义》讲得更是有棱有角、绘声绘色。

不过，今天想要说的是，在“烛影斧声”故事中，赵光义可能受了一半冤枉。

之所以说受了一半冤枉，是因为从有限的史料记载来看，赵光义杀兄自代是真，但他是大宋王朝太祖之后第一顺位继承人也是真！

两宋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长达三百一十七年的国祚中，除了南宋最后三位小皇帝（恭帝赵显、端宗赵昰和幼主赵昺）外，没有一个皇帝早早确立储君，也几乎没有选立过幼年储君——仁宗和哲宗除外，二人均为八岁即位，还是因为宋真宗和神宗已经病危，再不定就来不及了。

宋光宗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不能过早地确定太子，除非是临死或者想让位的时候。

储不豫建，建即代矣！

这一传统始于赵匡胤，终其一朝，不仅从未立过太子，长子赵德昭更是连王爵都未受封。

（注：其母孝惠贺皇后于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正月就已病逝，年仅三十岁。太祖登基后，在建隆三年（962年）四月，贺氏才被追封为皇后。所以，赵德昭只能算是理论上的嫡长子。）

按照惯例，皇子出阁即封王。但是，赵匡胤却不按套路出牌，当赵德昭适龄出阁的时候，他仍以年纪小为由，只封了一个贵州防御使的高级武官头衔（赵光义早已被授开封府尹）——这一年是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赵德昭十三岁。

燕懿王德昭字日新，母贺皇后。乾德二年出阁。故事，皇子出阁即封王。太祖以德昭冲年，欲其由渐而进，授贵州防御……终太祖之世，竟不封以王爵。

到了开宝六年（973年），赵光义加封晋王。而同年，赵德昭仅被“授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虽然级别已经很高，但离王爵仍差一步。这时，赵德昭22岁，二子赵惟吉（966-1010）也已经七岁（长子赵惟正生年不详）。显然，年纪小已经不能成为不被封王的理由。

历史的经验显示：储君早定天下安。这么简单的道理赵匡胤不可能不明白，但他仍然选择不立太子、不给儿子封王，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的解释了：赵德昭不是赵匡胤心目中的接班人选，至少不是第一人选。

为什么会这样？

这来自五代十国时期的王位传承魔咒。

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这句话，恐怕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帝王们最有体会。

这一时期，礼乐崩坏、斯文扫地，所有的规矩全部被打破，一切都不再按套路出牌——包括皇位的传承。

“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曾经无限神圣的皇位，被后晋大将安重荣一句话打下神坛。

而梁、唐、晋、汉、周五个“军政府”更是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皇帝轮流做，今日到我家。

于是，从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梁到960年赵匡胤建宋，短短54年间，居然有五个小政权完成更迭，平均国祚不足11年。

后梁：朱温死后，其子朱友圭和朱友贞自相残杀，然后为后唐所灭；

后唐：先是李嗣源攻杀庄宗李存勖称帝，但其死后，其子李从荣争位被杀，幼子李从厚即位（闵帝），旋被李嗣源养子李从珂（末帝）杀；

后晋：晋高祖石敬瑭死后，倒是未出现夺位大战，因为大臣冯道、景延广等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于是石敬瑭的侄子石重贵得以继位，是为晋出帝。

后汉：948年汉高祖去世，其子刘承祐继位，是为汉隐帝。

后周：由于郭威全家老小都被汉隐帝刘承祐所杀，于是内侄柴荣成为接班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世宗。无奈世宗早逝，六岁的柴宗训继位，是为周恭帝——幼主临朝，这才给了赵匡胤欺负孤儿寡妇的机会。

可以看出，乱世之中幼主临朝，确实是国家的灾难。

反观十国，由于几乎没有按照“父死子继”的圣人规矩办事，而是大都选择长君或者指定贤者继位，所以他们的国祚反而比当时所谓的五代“正统”绵长地多。

楚：楚王马殷临死时留下的一句话“遗命诸子兄弟相继”，马希声、马希范和马希广兄弟三人先后继位，让这个小政权活了四十四年，到马希萼争位时才导致国本动摇。注意，在楚国第三代成年宗室中，无一人按“父死子继”的原则来确立继承人；

吴：杨行密儿子不少，四个：杨渥、杨隆演、杨蒙、杨溥，却无奈都是草包。杨行密只好矬子里面拔将军，按规则立长子杨渥为嗣。在临死前，杨行密流泪对一帮大臣说道:“命休矣!此生富贵，何足憾!唯诸儿愚鲁，不晓大计，望公等善辅之。”果不其然，包括杨渥在内的三个儿子虽然相继掌权，却在三十年间全部充当了权臣徐温的傀儡。

南唐：徐温虽然有五六个儿子，他却选择了能力最强的养子徐知诰作为第一接班人。而徐知诰也不负重望，开启了南唐一代伟业（他称帝后又改回本姓：李昪）。吴越：吴越开国之主钱镠最有远见，除了在位时不称帝并奉中原五代为正朔外，他在选择继承人方面更是眼光独到，二代国主钱元瓘为其第五子；而第三代国主钱佐又是钱元瓘第六子。后面两位则更可称为佳话：钱倧、钱俶均为兄终弟及且都是明主。

南平（荆南）：高保融死时，由于对儿子们不放心，立其弟高保勖为继位人。他这个弟弟也不错，死前又传立高保融之子。

南汉：静海节度使、南海王刘隐死时仅三十八岁，因四方群狼环伺，基业不稳，因而他没有选择自己的儿子，而是传位于弟弟刘陟。

这么多的前车之鉴，赵匡胤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就不得不慎之又慎了，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大宋变成短命的“第六代”。

既然不立太子、不设储君，那么赵匡胤选定继承人的依据是什么呢？

答案是“亲王尹京”。

所谓亲王尹京，即：亲王+开封府尹（即京兆尹，相当于首都市长），这在五代时期曾一度是皇储的代名词。

后晋石重贵。（天福）三年十二月，授开封尹，加检校太傅，封郑王。

后汉刘承训。后汉高祖刘知远长子，授开封尹、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可惜英年早逝，要不然妥妥的接班人。刘知远对此痛心不已，又对其追封魏王。

后周柴荣。（广顺三年）三月，授开封尹兼功德使，封晋王——注意，赵光义与之同款。

建隆二年七月（公元961年），在北宋开国的第二年，赵匡胤就封弟弟赵光义为开封府尹，开宝六年八月（公元973年），又加封晋王、兼侍中。

（建隆二年七月）壬申，以光义为开封府尹，光美行兴元尹。

（开宝六年八月）己巳，封光义为晋王、兼侍中。

北宋紧承五代，如果说赵匡胤只让二弟“亲王尹京”却没有立其为接班人的意思，那就未免有点瓜田李下！

当然，只是一个“亲王尹京”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赵二可能徒有虚名、没有实权。

但是，赵光义的另外一个头衔让此事板上钉钉：上都（开封）留守。

北宋建国，其实只是几乎原封不动地接收了五代的原有版图——仅限于中原及关中地区，所谓的“十国”还大都存在。所以，开国之初，赵大做的最多的就是南征北战、开疆拓土。

尤其是刚开始征李筠、李重进、北汉的时候，军人出身的他并不是随便派个人了事，而都是御驾亲征。也难怪，除了习惯使然外，当时打仗比他好的还真不多，所以他才喜欢亲力亲为。

问题来了，他带兵出征，大本营怎么办？

由赵二代理大管家。

（建隆元年四月）癸巳，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叛，……丁巳，诏亲征，以枢密使吴廷祚留守上都，都虞候光义为大内都点检。

建隆元年九月，淮南节度李重进以扬州叛，遣石守信等讨之。……丁亥，诏亲征扬州，以都虞候光义为大内都部署，

而在开宝二年二月征讨北汉时候，赵匡胤再次选择御驾亲征，则直接任命二弟赵光义留守开封。

戊午，诏亲征。己酉，以开封尹光义为上都留守。

在皇帝出巡或出征期间留守京师，如果放在南北朝和唐代，这就相当于太子监国了。

如此标配，大宋第二代皇帝还作第二人想吗？

自开国之初，赵匡胤就一直在为赵光义顺利接班背书，除了采取各种方式帮其立威之外，甚至不惜为其打破营私、结党等皇权禁忌。

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赵匡胤赐予赵光义在府门前立十四戟的荣誉。

（开宝四年）秋七月戊戌，赐开封尹光义门戟十四。

所谓“门戟”，一种木制的礼仪用品，陈列于门前，又称棨戟。天子宫殿门左右各十二，对应天数。唐宋时期，专门在庙社﹑宫殿﹑府州以及贵官私第等门前陈列，数目各有定制，主要目的是用来表示威仪（整个太祖朝只有赵光义享受过此等荣誉）。

赵光义得了重病，赵匡胤不仅到府中探视，还亲自为其做艾灸。赵二一喊疼，赵大就赶紧在自己身上做试验。

太宗尝病亟，帝往视之，亲为灼艾，太宗觉痛，帝亦取艾自灸。

结党营私是皇权最大的禁忌，但这不适用于赵光义。

因为五代的军人乱政和自己的非正常上位，赵匡胤对武人一直做着十二分的提防。除了众所周知的“杯酒释皇权”外，他还千方百计地对各种可能的不轨行为进行严厉打压，张琼和韩重赟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张琼，因为曾救过赵匡胤的命而被引为心腹，并接赵光义为殿前都虞候，倍受亲信。即便如此，乾德元年（965）八月，当石汉卿诬陷张琼擅乘官马，并私下畜养部曲百余人的时候，赵匡胤就毫不犹豫地将其赐死。事后虽然证明张琼是冤枉的，但赵匡胤也没有处理诬陷张琼的石汉卿等人。

因谮琼养部曲百馀人，自作威福，且毁皇弟光义为殿前都虞候时事。帝召琼，面讯之，琼不伏。帝怒，令击之，汉卿即奋铁楇击其首，气垂绝，乃曳出，下御史府案鞫，琼自杀。帝旋闻其家无馀财，止有奴三人，甚悔之，责汉卿曰：“汝言琼部曲百人，今安在？”汉卿曰：“琼所养者一敌百耳。”帝亟命优恤琼家，然亦不罪汉卿。

韩重赟，时任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的结社兄弟、陈桥兵变六功臣之一，就因为有人说他私建亲兵，赵匡胤听说后立马就要下令杀人，虽然被赵普给劝住了，但仍然外放为节度使——他对武人的忌惮和防范可见一斑。

（乾德五年二月）时有谮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私取亲兵为腹心者，帝怒，欲诛之。赵普谏曰：“若重赟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敢为陛下将亲兵者？”帝乃止，出重赟为彰德节度使。

但是，同样是私养武士，赵光义却一路绿灯。他坐南衙（开封府尹）的时候，手底下豢养了一大批精壮武士，像高琼与戴兴、王超、李斌、桑赞等人（这群人后来构成了太宗朝的禁军班底）。对此，赵匡胤不仅不怪罪，还对高琼等人大加勉励，让他们一定要尽心尽力地服侍好自己的主子。

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帐下。太宗尝侍宴禁中，甚醉，及退，太祖送至苑门。时琼与戴兴、王超、李斌、桑赞从，琼左手执靮，右手执镫，太宗乃能乘马。太祖顾琼等壮之，因赐以控鹤官衣带及器帛，且勖令尽心焉。

对赵光义结党也是如此。

由于自己缺乏政治和军营资历，赵光义从一开始就很注意拉拢各派势力（比如朝廷重臣和军头）为己所用，这在《宋史》中随处可见，田重进、刘温叟、郭密以及王昭远等人就先后中招。亲王私交军头，按说是杀头重罪，但是，赵匡胤仍然对此选择性失明，知道了既不找赵光义询问，也不找诸将的晦气。

（田）重进不事学，太宗居藩邸时，爱其忠勇，尝遗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晋王赐也，何为不受？"重进曰："为我谢晋王，我知有天子尔。"卒不受。上知其忠朴，故终始委遇焉。

太宗在晋邸，闻其（刘温叟）清介，遣吏遗钱五百千，温叟受之，贮厅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执扇，所遣吏即送钱者，视西舍封识宛然，还以白太宗。

与之相对应的例子是赵普。由于和枢密使李崇矩关系很好，两人就结为儿女亲家，赵匡胤听说后很不高兴。为了不让两人在一块，还因此把使、相同室候朝的规矩给改了。

枢密使李崇矩，与宰相赵普厚相交结，以其女妻普子承宗，帝闻之，不喜。故事，宰相、枢密使候对长春殿，同止庐中，帝始令分异之。

不仅如此，在开宝六年八月，也就是赵光义被封晋王的前一个月，他还做了一项重要人事任免，给赵光义的顺利接班清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这就是赵普罢相。

政治的首要原则是“制衡”，如果一家独大或者此重彼轻，轻则朝堂纷乱，重则社稷倾危。

在北宋初期的政治格局中，赵大虽然一直在扶植赵二，但却始终给赵二保留着一个对手——就像一个天平，不管赵光义的权重如何加大，在他的另一端一直有一个基本等重的砝码。

这个砝码就是赵普。

在两宋宰相中，赵普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首先，赵普一直被赵匡胤当作自家人，并几乎被纳入族谱。

宣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卧疾滁州，（赵）普朝夕奉药饵，宣祖由是待以宗分。

其次，直接参与了陈桥兵变，有拥立之功。

太祖北征至陈桥，被酒卧帐中，众军推戴，（赵）普与太宗排闼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众军擐甲露刃，喧拥麾下。及受禅，以佐命功，授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

因为其“待以宗分”和王朝原始股东的双重身份，所以，他在太祖一朝份量极重。

在生活上，赵匡胤不管是半夜还是下雪，随随便便就到赵普家里了，去的时候还不着正装，而且摆下摊子就开始吃烧烤；

帝自即位，数出微行，或过功臣家。赵普退朝，不敢脱衣冠。一夕，大雪，向夜，普闻叩门声甚急，出，则帝立雪中，普惺恐迎拜。帝曰：“已约吾弟矣。”已而开封尹光义至，即普堂中，设重裀地坐，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故来见卿。”

在朝堂上，他当宰相的时候，相府的命令比皇帝的诏书还厉害（赵普在中书，其堂帖势重于敕命），与之相比，之后的宰相则仅仅是中规中矩而已（不过方重靖介，自守之相尔）。

凭借这几个条件，赵普成为太祖朝可能制衡赵光义的唯一人选。

建隆二年七月，赵光义被任命为开封府尹，并同平章事，且位列宰相之上。

乾德二年，赵普拜相之后，赵匡胤几乎把权力全部下放，毫不约束，一任赵普施展。

窦仪曰："今皇弟尹开封，同平章事，即宰相任也。"令署以赐普。既拜相，上视如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

从这时起一直到太宗继位，赵光义和赵普都是一对水火不容的冤家，甚至从史书中透露的信息来看，赵普自始至终都反对赵光义继位。

在真宗朝宰相丁谓的有关记述中，赵光义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赵普当宰相的话，根本轮不到我当皇帝。

若赵普在中书，朕亦不得此位。（《丁晋公谈录》）

南宋朱弁则更加尖锐，按他的的记载，赵光义称帝后甚至对赵普说，我好几次都想杀你了。

朕几欲诛卿。（《曲洧旧闻》）

两人的不对付，正史中也有记载。淳化三年（992年）赵普病逝后，赵光义对大臣们说，虽然我们两人之前相处地很不愉快，但赵普一直尽忠于先帝和我，是真正的社稷之臣。

普事先帝，与朕故旧，能断大事，响与朕尝有不足，众所知也。朕君临以来，每优礼之，普亦倾竭自效，尽忠国家，真社稷臣也，朕甚惜之。

但是，就这么一个可以对赵光义形成牵制的重臣，赵匡胤却在开宝六年时几乎毫无征兆地将其罢相。当所有人为之迷惑不解时，一个月后，赵光义受封晋王。

（开宝六年八月）甲辰，赵普罢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九月……己巳，封光义为晋王、兼侍中。

原来如此！

怪不得赵光义说“若赵普在中书，朕亦不得此位”，赵匡胤是在为自家兄弟扫平接班路上的最后障碍！

放弃已经成年且允文允武的儿子、却选择自己的弟弟作为皇位继承人，赵匡胤此举看似摸不着头脑，但史书中却是有迹可寻。

（太平兴国）四年，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有谋立德昭者，上闻不悦。及归，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德昭以为言，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赵德昭跟随赵光义，在打下太原灭掉北汉后，又马不停蹄转打幽州，结果兵败高梁河，赵光义身中两创，慌乱中乘驴车一路跑到金台屯才得以脱险。

由于找不到皇帝，众人以为赵光义已经死于乱军之中，于是就有人谋议立赵德昭为皇帝，宋太宗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

回到开封后，因为北伐失利，赵光义就没有兑现平灭北汉的赏格，于是军中议论纷纷。看到这种情况，赵德昭找到宋太宗建议道：当先行太原之赏，再行幽州失律之罚。宋太宗一听大怒道：“不是有人要推代你做皇帝吗，等到了那一天你再行赏也不迟（待汝自为天子，赏未晚也）。”赵德昭被逼无以自明，回家后就自杀了。

这一年，赵德昭已经二十九岁，且几乎从小就生于帝王家，按说应该是看惯并熟谙各种机略权谋。但是，从为众将邀功一事来看，此人在政治上极不成熟，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幼稚——在背后撺唆赵德昭的那帮武人，仍然存有五代时期的那种尿性，如果成功邀赏他们就可以加官晋爵，不成他们也毫发无损——只有赵德昭充当炮灰。

遗憾的是，赵德昭看不懂中间的猫腻，还本着为大宋负责、为叔叔负责的态度傻呵呵地去找赵光义替那帮武人们争功劳。

这就好比几个社会青年糊弄一个小学生，让他回家偷钱给他们花一样，还能讨得了好去？

知子莫如父，所以，赵匡胤在最早的十几年里一直没有将德昭当皇储培养，而把精力和重心放在了弟弟身上。

两宋是文人士大夫的天下，他们不仅地位优越、待遇优渥，更重要的是，一般情况下，犯再大的罪也不用担心丢命。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就是：“宋朝优礼士大夫，极少贬斥，诛戮更属绝无”。

不杀士大夫，这一点不仅在叶梦得《避暑漫抄》和王夫之《宋论》中提到过（所谓“勒石三诫”），在正史《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也有记述。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三》）

一为"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叶梦得《避暑漫抄》）

但这并非绝对，从《宋史太祖本纪》的记述来看，赵匡胤对各类犯罪尤其是经济犯罪的容忍度极低，轻则贬职流放，稍重一点就是砍头，这在《太祖本纪》中出现了近二十次。

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诛杀中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东宫官员特别受青睐，仅被杀或者流放就出现了八次。

(乾德三年十月)己未，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

（开宝四年十月）庚午，太子洗马王元吉坐赃弃市。

（开宝七年正月）癸亥，左拾遗秦亶、太子中允吕鹄并坐赃，宥死，杖、除名。

（开宝七年二月）乙巳，太子中舍胡德冲坐隐官钱，弃市。

（开宝七年七月）庚午，太子中允李仁友坐不法，弃市。

（开宝八年二月）丁巳，太子中允徐昭文坐抑人售物，除籍。

（开宝八年五月）壬申朔……知桂阳监张侃发前官隐没羡银，追罪兵部郎中董枢、右赞善大夫孔璘，杀之，太子洗马赵瑜杖配海岛。

（开宝九年八月）辛丑，太子中允郭思齐坐赃弃市。

这看上去就有点不正常了。

首先，虽然未立太子，但是东宫官员倒是配置得挺齐全；

其次，东宫为何成为犯罪重灾区？是无意之举，还是有的放矢？

鉴于赵匡胤善待士大夫的基本国策，这一系列诛杀或者是他有意为赵光义接班背书的另一重要举措，又或者，根本就是赵光义利用首都市长的职权一直暗中限制赵德昭的发展，像清除东宫官员就是在弱化甚至抹煞太子作为皇位第一继承人的传统观念。

综上所述，既然皇位迟早都是囊中之物，那么，他在后面为什么又搞出一个让自己无法自明、让时人和后人都无限遐想的“烛影斧声”呢？

这还得从开宝九年三月赵匡胤西巡洛阳前后说起。

09

赵匡胤迁都洛阳的动议，挑动了赵光义敏感的神经

君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帝之谓乎？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

从《太宗本纪》的“赞曰”来看，元代修史者对赵光义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像前面一句就夸赞他是一位深得民心的贤君。但是，后面却话锋一转，说赵二在太祖驾崩当年就改元、贬杀三弟赵廷美、逼死侄子赵德昭并且给皇嫂宋皇后降低丧礼标准这四件事，又让他在后世给自己赚下了无数差评。

平心而论，这几句评价非常公允，因为在这几件事上赵光义做得的确不地道，而且，也正是由于他的忘恩负义之举，才更让人对“烛影斧声”产生无限遐想。

那么，“烛影斧声”的真相如何，赵光义是不是杀兄自代？

对此，笔者的意见是肯定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烛影斧声”出现的时间节点太巧合、太敏感。

就在半年前，也就是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三月，赵匡胤西巡洛阳，在那里，他提出了迁都洛阳的动议。

关于建都，自古以来无外乎三个原则：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攻守兼备。

很明显，宋都开封只具备前两点，对于第三点来说，则是不仅位于四战之地，而且四周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所以只能扩大军队建制，以兵御险。

再看洛阳，它不仅位于“天下之中”，而且“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作为都城而言，洛阳号称“九朝古都”，东周、东汉、曹魏、西晋都曾建都于此。如果迁都于此，不仅有利于城防，还可以通过裁减军队省去大量军费开支，减轻国民负担，即赵匡胤所谓“据山河之险以去冗兵”。

可以说，迁都洛阳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

但是，此议惹来了文武百官的一致反对。他们的理由也都大义凛然，比如开封城漕运便利、物运通达；而洛阳城则是荒废已久，经济破败，已经不适合作为都城。因此，如果强行迁都 会危及国家根基。

决心已定的赵匡胤根本不为所动，他甚至说道，洛阳也只是中转站，最终目的是要建都长安。

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

这时，赵光义站了出来，冲着大哥说了五个字：在德不在险。

赵匡胤沉默了。

大臣们心里的那点小九九他门儿清，开国近二十年，他们的家业、房产、地产以及社会关系都在开封，谁愿意放下即有的一切到一个新地方重新创业？

所以，他可以无视他们的反对。但是，当赵光义也站出来说不行的时候，赵匡胤就不能等闲视之了——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强大而危险的信号：他看到了文武百官敢和他唱反调的背景和底气所在——就是眼前的这位看上去温文尔雅、人畜无害的二弟。

太祖皇帝胸中长叹了一口气，最怕的事情还是来了，二弟早非当年吴下阿蒙，现在帝国军、政大员都已经在他身后站队了。

更重要的是，赵光义反对的理由正是赵匡胤迁都的另外一个目的，这就是：迁都对于赵光义来说，就相当于异地任职。而作为体制中人，都知道所谓异地任职意味着什么——原有的所有关系脉络和势力范围被彻底拆解，一切都得从头再来。

这和秦统一后迁六国后裔于咸阳、汉武帝迁各地豪强于帝陵是一个道理，就是让他们失去根基，再也不能搅起什么风浪。

赵匡胤为什么要这样做？

斗室之中，兄弟俩默契地对视了一番后，赵匡胤服软，赵光义则气定神闲地走了出去。

表面上看，赵光义识破并抵制了大哥赵匡胤的迁都意图，好像已经在政治博弈中占得先机。

但是，当赵光义回顾大哥赵匡胤在近期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时，他感觉自己还得要有进一步的动作。

在开宝九年初的几个月里，赵匡胤都做了些什么，居然引起赵光义的如此警觉和对立？

第一件事，让长子赵德昭接待外宾。

（开宝九年）二月……辛亥，命德昭迎劳吴越国王钱俶于宋州。

注意，这是赵德昭第一次被推上前台。而在这之前，这种涉及国际礼仪方面的工作一般都是晋王兼开封市长赵光义的，比如后蜀孟昶到开封后的接待和第一顿饭就是他经手的。

第二件事，携赵光义一同西巡洛阳。

按照惯例，赵大出门，赵二留守。但是这次西巡洛阳的时候，赵匡胤对弟弟说，你和我一块去。

这就有点反常。而且，兄弟俩都出去了，谁看家？

第三件事，沈义伦看家，王仁赡代理开封市长。

（开宝九年）三月……癸酉，以皇子德芳为检校太保、贵州防御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沈义伦为大内都部署，右卫大将军王仁赡权判留司、三司兼知开封府事。

尤其让赵光义警觉的是，沈、王二人从后周时期就一直跟随赵匡胤，和那一帮“结社兄弟”没什么两样。

这是要把赵光义架空的节奏吗？

还没完，早在开宝九年正月，南唐受降完成后，原来李煜手底下的几位重臣被赵匡胤欣赏并同时启用，而且还都是授位东宫。

丙子，以煜司空、知左右内史汤悦为太子少詹事，左内史侍郎徐铉为太子率更令，右内史舍人张洎为太子中允，馀授官有差。

如果把几件事和迁都联系起来看，还真不能怪赵光义多想。

难不成赵匡胤真想更换皇储？

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建国近二十年，对外，平后蜀、收荆南、亡南汉、灭南唐，吴越也已内附，只剩下北汉蜷缩于太原一隅苟延残喘不足为患；对内，与民休息发展民生，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这与五代乱世已有了天壤之别。在洛阳祭天的时候，很多年长者就感而涕下，说从小就没过过安稳日子，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太平天子。

我辈少经乱离，不图今日复见太平天子！

国家统一而且安定，自己的统治基础也十分稳固，再加上两个儿子都已成年，所谓“国赖长君”已经失去了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对继承人的倾向发生变化也实属正常。

毕竟，之前选择赵光义作第一继承人是身处乱世、逼不得已的选择。现在，是时候回到“父死子继”的历史正轨了。

不过，赵匡胤千算万算，就是低估了自己这位二弟的千般肚肠。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烛影斧声，一代开国雄主不明不白地死去。

第二天一早，赵光义于灵前继位，是为宋太宗。

既然有意更换皇储，赵匡胤为何不能明着将赵光义拿下，毕竟他还是帝国的一把手啊？

从当时的情境来看，他还真不能，这从迁都被否一事上即可窥见一二。

这件事说来责任还在赵匡胤自己。

首先，从开国伊始就进行无条件扶持，到开宝后期，赵光义已成尾大不掉之势；

其次，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虽然通过彻底解除武人武装减少甚至杜绝了国家威胁，但是，这群武人却都是赵匡胤的铁杆跟班和忠诚小弟，从这一角度来说，赵匡胤此举无异于自剪羽翼；

第三，他重文抑武苦心栽培的文官集团，全部跑到了帝国二把手兼隐性皇储赵光义的阵营里了——这也很好理解，赵匡胤大弟弟十二岁，不出意外的话肯定要走在赵光义前面，这群人当然要早找大树好乘凉。

抑武，削弱了自家实力；重文，却又让赵光义摘了桃子。所以，在执政后期对赵光义（集团）有心无力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大哥先立（皇储）而欲后弃之举，赵光义是心存巨大怨念的，所以最后才痛下杀手。不仅如此，登基不久，他又展开了另一轮的报复行动：当年改元。

按照礼法规定，新皇不能在当年更改上任皇帝的年号。但是，赵光义却偏冒天下之大不韪当了那个例外：他于开宝九年（公元976年）阴历10月20日登基，仅一个多月后，也就是当年阴历12月16日，即不顾众人反对强行改元为“太平兴国”。

这时距离新年还有不过半个月光景，如此迫不及待，是怕天下人不怀疑他弑兄自立吗？

参考资料：《宋史》、《续资治通鉴》、《续湘山野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