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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产业链的历次变迁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共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产业链转移,20世纪以来的三轮重大产业链转移的周期均为20年左右,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分别是前四次产业链转移的最主要受益者。从转移主体的属性来看,前四轮产业链转移呈现梯度推进的特征,由发达经济体转移到次发达经济体,最后转移到欠发达经济体。
成本驱动与技术驱动是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驱动因素。在过去的四次产业链转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驱动因素主要为劳动力成本,技术驱动是产业链重构的另一个关键驱动因素。产业链转移通常伴随着产业转出地的产业结构升级和新一轮工业革命,如三次工业革命分别引领了前三轮全球产业链转移。
此外,产业链重构的背后通常伴随着大国竞争和国际秩序重组,大国博弈中的战略布局对全球产业链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次产业链转移的主要渠道是“马歇尔计划”(1947年启动),而“马歇尔计划”的背后是冷战格局下美国与苏联的博弈。
2、全球产业链的现状:逆全球化与贸易秩序重塑
当前,欧美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战略正在引发制造业回流,全球产业链的分布结构正在面临重大变化。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于2008年提出“新经济战略”: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要让美国回归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引导制造业回流已成为美国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三任总统持续贯彻的战略方针。欧盟“再工业化”政策与美国类似,维持欧盟在全球制造业中领先的地位。
近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大流行、俄乌冲突等事件的冲击导致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安全取代效率、分散取代集中、短链取代长链等思维开始兴起。在此背景下,全球供应链模式逐渐从过去的离岸外包转为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
总体来看,当前全球产业链四大转移热区已经基本成型,包括东盟、印度、拉丁美洲以及中东欧。
3、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发展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不仅在规模上逐年攀升,增速上也保持高位。2018年至2022年的五年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9.2%;2022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271.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16.6%。
当前,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中国正积极寻求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升级,这一战略转型将为国内制造业企业提供更多“走出去”的机遇。
绿地投资是近几年崛起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形式,东南亚、欧洲和拉丁美洲为目的地。
东南亚国家是中国的近邻,占据地理优势,人口较多消费市场潜力大,且生产成本较低,因此是中国制造业企业产业外移的重点区域。
汽车制造业带动了中国在欧洲的绿地投资,随着中国的电动汽车不断拓展欧洲市场,电动汽车、电池及相关供应链企业纷纷在匈牙利、德国等国设厂,满足当地消费市场需求。
制造业产品对拉美的出口可观,从供应链和运输成本的角度考虑,许多出口拉美的中国企业决定到拉美设厂。哥伦比亚(铁路制造)、智利(汽车制造及医药制造)、玻利维亚(汽车制造)和巴西(汽车制造、家电及消费品及金属制品)都是受到中国投资者青睐的目的地。
在原材料领域,造纸和纸制品、纺织/服装服饰以及建筑材料制造业的绿地投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丰富及劳动力资源充足的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埃及等非洲国家。
4、全球纺服产业制造端转移趋势
截止目前,全球纺织服装制造产业共历经四次转移。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纺织服装产业制造规模最大的国家,然而随着国际需求的下降,以及周边如越南、印尼等更低成本国家的份额抢占,正处成熟期的中国纺织服装产业也将不得不思考发展模式转变,以应对可遇见的以生产规模萎缩为标志的衰退期到来。
日本将服装制造上游基础产业向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等拥有丰富廉价劳动力的地区和国家转移,即为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的第二次转移。回顾日本纺服产业升级的路径,总结了以下几条对中国的借鉴:
1、低端产能外移,淘汰拖后产能。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来看,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提高迈向更具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能力的过程,表现为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演变的过程。
2、设备升级与产品创新,注重高附加值产品创造,企业发挥创新能力并在研发方面进行积极持续的投入。将新技术运用到纺织服装设备和生产控制中来,以提高生产率。
3、致力于供应链精细化。日本纺服产业运用并推广SPA模式:本土大众品牌通过持续推进供应链精细化来提高市场反应效率和减少流通环节费用来实现产品的多样性和价格亲民化,并最终确立了SPA这种模式。
4、建立时尚之都,跻身国际一线。服装产业通过提升服装设计师的国际力影响来发展时尚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