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李渊是“儿打天下父亲坐”,自然有失偏颇;但如果没有二儿子李世民、光靠李渊自己折腾,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唐朝统一天下的难度呈几何倍数增长;唐朝的命不会长。
首先,后人不能否认李渊作为唐朝开国皇帝的事实,必须正视他在唐朝建立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唐朝的开国过程,如果根据官修史书的记载,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认识:李世民是太原起兵的主要推动者,李渊则全程被推着走,甚至是因为动了隋炀帝的宫女、犯下了灭族之罪,才不得不“下海”造反。
这当然不是历史的全貌,李渊并不是唐朝建立过程中可有可无的人物;相反,在起事的初期阶段,他一度是事业的中流砥柱。
李家之所以具备隋末起事的资本,有赖于李渊独特的出身、高明的处世之道。
李渊出生于北朝关陇贵族世家,祖父李虎是北周开国“八柱国”之一,自己七岁就袭封唐国公。更重要的是,他的母亲出自同为八柱国的独孤家族,姨妈就是著名的独孤皇后(影视作品中的独孤伽罗),而大名鼎鼎的隋文帝杨坚,自然就是他的亲姨父。
鉴于独孤皇后在杨坚心目中的地位,李渊自然也享受了“爱屋及乌”的待遇。史书称,“隋文帝独孤皇后,即高祖从母也,以故文帝与高祖相亲爱”,在姨夫母的关照下,李渊先后出任谯、陇、岐三州刺史;表弟杨广即位后,李渊又先后出任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兼知关右诸军事,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广泛的人脉资源。
不过,李渊并不是个只会依仗裙带关系的官二代,他“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简单点理解,就像当初的刘邦那样,待人接物很有一套,极得人心。
到了隋炀帝后期,天下大乱,身居高位、深得人心的李渊也受到了来自表弟杨广的猜忌。对此,李渊机智地“纵酒纳赂以自晦”,即用沉迷酒色、收受贿赂这些“没出息”的举动,成功给隋炀帝造成自己胸无大志的形象。
但真实的李渊是这样的:担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期间,他带领数十骑兵冲入数千起义军阵中,随手射箭七十余发、“皆弦而倒,贼乃大溃”;他刚柔并济,成功击败绛州柴保昌、受降数万人;突厥来袭,他虚实结合,疑兵、伏兵前后呼应,成功打败对方。
由此可见,李渊本身就是一个富有谋略、能征善战的政治家、军事家。随着隋炀帝南下扬州,李渊获得了太原留守这一要职,手握北方军事重镇,给了他在乱世中逐鹿天下的资本。
根据史书记载,李渊太原起兵,大多是出于李世民的推动。但如王夫之评论的那样:“高祖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与锋芒毕露、年轻气盛的儿子李世民相比,李渊更懂得韬光养晦、伺机而动,古往今来的成功政治家,哪个不具备这样的素质?而在决定起兵后,他的一系列举动堪称雷厉风行、精准老道:
他以讨乱为名,命令刘文静、长孙顺德等人仅用十天内就募兵过万;
面对杨广亲信王威、高君雅的猜忌,他设计栽赃、当众将对方除掉;
在进军关中途中,他所到之处开仓放粮,成功打造起“义兵”的形象,吸引各方投靠;
面对当时势力如日中天的李密,李渊敏锐察觉对方妄自尊大的心理,通过刻意谦卑的一封信,哄得对方无心西进、像钉子一样扎在洛阳附近,替自己挡住了山东兵马;
攻克长安的过程中,他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宣布“犯隋七庙及宗室者,罪三族”;城破后,他命人搜集图籍、约法十二条,随后拥立代王为皇帝、尊隋炀帝为太上皇,一步步、深谋远虑,向着谋朝篡位的目标迈进。
由上可见,在唐朝创业的过程中,李渊老谋深算、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高超的政治智慧体现无疑,无愧为李唐帝国的开国之君。
但话分两头、人有两面,李渊身上带有明显的两大缺点。
第一,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决断力欠缺。这一特征,贯穿李渊人生与事业的全过程。
公元617年进军关中途中,由于连日阴雨、交通受阻、军中缺粮,又听闻突厥与刘武周将乘虚袭击晋阳,李渊计划撤回太原、更图后举。这种选择极为危险:俗话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太原起兵本质上是以下犯上,这种事既然开了头,就没有回头路,因此李世民就指出:“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但李渊一意孤行,最后李世民连夜在帐外恸哭才将其惊醒。
公元619年,刘武周、宋金刚突袭太原、进逼河东。李渊用人不当,先是李元吉弃城逃跑,随后裴寂指挥无方、导致唐军溃败。情急之下,李渊甚至考虑放弃山东地区、一心退守关中。最终还是由李世民主动请缨,率军全部主力北上,背水一战击败刘武周、彻底收回失地;
同年底,李世民围攻洛阳。王世充依托高城坚垒、粮草充足,进行殊死抵抗,唐军久攻不克,人心浮动,李渊密令退兵。但李世民对形势判断如下:“世充......智尽力穷,克在朝夕。今若旋师,贼势复振,更相连接,后必难图”,此战有进无退、是勇气与毅力的比拼;一旦退缩,将会助长敌人的气焰,未来的难度将不可估量。不久后,当窦建德率领十万大军前来救援洛阳时,李世民仍不退缩,他兵分两路、围城打援,竟以少胜多、一战击溃窦建德,王世充也随之投降,唐朝在山东地区的两大强敌一举被灭。
当然了,李渊最为优柔寡断的举动,莫过于在立储大事上和稀泥,最终导致了惨烈的人伦惨案。
第二,任人唯亲,赏罚不明。
上文提到,李渊出自北朝世代贵族,这既是优势,但也带有弊端。史学家吕思勉称:“论其权略,实出李密之下......观其刑赏之倒错,即知其实无人君之德。”咱们姑且不论二李水平的高下,但在用人方面,李渊的气度、心胸确实比不上李密。
比如,李渊任人唯亲、赏罚混乱,他早年的伙伴裴寂没有立下任何像样的功劳,甚至还在对抗宋金刚过程中导致唐军遭受耻辱性惨败,但李渊从不介意,让其常年霸占仆射(宰相)之职,赏赐毫无间断;而对于功劳赫赫,当初推动起兵、联络突厥、击破隋将屈突通的刘文静,只因对方不是自己嫡系,李渊就对其视若无睹,后来还裴寂的鼓动下悍然以莫须有的“叛乱”罪名将其处死。后来李世民就曾痛斥裴寂:“武德之时,政刑纰缪, 官方弛紊,职公之由”。
李元吉在太原肆意游猎、凌辱百姓,宇文歆屡屡劝阻无果。后来面临刘武周的大军、李元吉弃城逃跑,李渊却不追究儿子的责任,反而要砍宇文歆的脑袋。
至于宇文士及、窦轨,在当时均恶名在外;但只因他们都与李渊有姻亲关系,一律被唯一要职。而为人正派、才华卓越的李靖,则因与李渊在早年有过节,就被其屡屡找麻烦,甚至差点丢了脑袋。
李渊的上述作风,带有鲜明的南北朝特色,给李唐王朝的政治埋下了隐患。而李世民即位后一扫这种顽疾,与父亲反其道而行之,他任人以才、虚心纳谏,将不同派别、不同区域的人才都笼络在大唐朝廷,勠力同心、励精图治,共同创造了政治清明、为后世称道的贞观之治。
因此笔者认为,李渊绝不是“儿打天下父亲坐”,而是个名副其实的开国帝王;但观察其作为,与其他大一统开国帝王相比存在现实的差距。他的成功,说到底还是因为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以及更重要的,有个文韬武略、“自古能军无出其右”的好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