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华润公司业务的不断扩大，人员也越来越多。此前进入华润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共产党员，他们都经受过革命的考验，他们所要遵循的原则就是《党章》；公司员工增多后，很多党外人士进入华润，包括一些没读过几年书的青年人。一些人进华润只是为了找一份工作，并不知道这家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有什么区别。华润前辈认识到，除了要遵守党章以外，作为企业，还需要制定一份员工守则。

“香港企业”在并入华润之前，曾经在《大公报》上公开招聘，报名的人数超过300。当时许多青年应聘主要是为了找工作，不一定想到“奉献”和远大的革命理想。

面试的考题中有这样两道题：

1、人是怎样进化来的？

2、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

考生中没几个人知道。

公司要发展壮大，为了加强对员工的教育，杨琳与公司领导商量，要制定公司纪律。他们集思广益，制定出“同人公约”。

这是我们从陈渭仪提供的老相册中发现的公约全文，那是1951年1月，公司召开大会，全体员工学习“同人公约”，会后全体合影作为纪念。陈渭仪把自己当时代表大家发言的照片贴在相册中央，并亲笔抄写了“同人公约”的全文。从这个细节中我们可以想象：这些香港的年轻人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何等之高，当年他还不满18岁。

陈渭仪在“同人公约”签约仪式上发言

老相册保存了56年，陈渭仪在华润工作了一辈子，长达48年。

1、养成爱国家、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的观点。

2、服从领导，积极建议，关心公司利益，克服雇佣观点。

3、工作主动，细致准确，及时完成任务，不本位，不主观，多检查，多总结。

4、严守公司秘密，不做小广播，不做包打听，互相督促，发现错误，根据事实，及时报告。

5、遵守服务纪律，不迟到，不早退，不随便请假，工作时态度严肃。

6、坚决反对贪污舞弊，不私受佣金和礼物。

7、提高理论与业务水平，保证每周读书6小时，关心时事，每日阅读进步报纸。

8、学习讨论要认真，要准时，有准备，踊跃发言，不骄傲自满。

9、团结同仁，互助互爱，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反对挑拨、猜忌及小宗派作风。

10、生活严肃、朴素、健康、乐观，不做无谓应酬，杜绝损友，尽量采用国货。

11、积极参与并推动福利工作，提倡正当娱乐，不看落后及黄色的书报及影剧。

12、每周检查自己对公约执行情况，并记下检查结果。

从条约中可以看出，华润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首位，鼓励大家从各个方面培养良好习惯，做全面发展的人，尤其强调了学习。那个时候，普通员工的文化水平都很低，许多人连小学都没毕业。

华润派老党员当老师，给大家上课，讲文化课，也讲哲学课，还要求大家写笔记，青年员工进步很快。许多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到华润后爱学习了，都很高兴，他们说：把孩子交给华润就放心了，孩子们在华润不会学坏。

许多人记得张云啸，他很有水平，也厉害，对年轻人要求很严格，大家背地里叫他“政委”，像个军人。他常给大家讲课，讲形势、政治，还提问。

还有华润副总经理浦亮畴，他常说：“你不只是一个商人，你代表的是国家。”他教大家很多东西，包括如何吃西餐，如何使用刀叉，如何穿西服，如何刮胡子，要求大家保持头发清洁。他还讲如何接人待物，什么叫礼貌。

1951年1月28日，华润公司部分员工在国旗下举行了“同人公约”签约仪式 照片提供：李威林

华润对员工的着装一直很关注，周一到周五，男士穿西装，女士穿旗袍，周六才可以穿运动装。

华润公司还建立了“师傅带徒弟”的用人制度，安排老员工带新员工。刘桂明回忆说：“我在秘书部工作时，林如云是我师傅；我到业务部后，邱文敏是我师傅。邱文敏对五金类商品特别熟悉，一看就知道质量好坏，我学到很多。”

华润还建立起送员工回内地学校进修的制度，不断选派优秀员工进大学或中专深造，作为一项奖励措施。陈渭仪、吕曾训等都曾到广州进修过。”

华润还经常组织香港员工回内地参观，参观烈士陵园，也参观工厂、矿山和新农村，让大家了解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步伐。通过参观开阔大家的眼界，也使香港同胞对大陆产生了感情，从而进一步理解了“爱国”的含义。

各种活动也增进了同志间的友谊，华润像一个大家庭，温暖着每一个员工。他们大多住在公司的宿舍里，吃在公司的食堂里，工作时间很忙，业余时间很充实，文艺体育活动很丰富。

“同人公约12条”是我们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第一份华润公司员工守则，于1951年1月颁布施行。从这份公约中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也能看出华润文化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的发展脉络。

陈渭仪回忆说：“我们的归属感就是在这个时候培养起来的，有了这种归属感，我才能在华润做了48年，不想跳槽。”

1951年1月部分华润员工合影 照片提供：陈渭仪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美国将武装援助南朝鲜，并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随即，美国派出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第七舰队途经香港时，停泊在维多利亚湾数日，华润公司所属的几家公司就在海边的告士打道，那时还没有填海建筑，看得很清楚。

杨琳等华润领导预见到问题的严重性，8月，杨琳再次回北京向中央汇报情况，在中央指导下，制定了一份新的进出口计划。在杨琳还没回到香港之前，一份电报已经传到香港。

北京刘恕转港管委：

（一）对日贸易决定由你处掌握。

（二）对私商贸易亦由你处掌握。

（三）前已订购之货，务须尽一切力量按照原定时间完成任务：

1、尽可能争取从购买国家直接运至国内口岸交货，避免在香港交货。

2、国内交货口岸在青岛、天津、大连任何一处均可。

3、因变更交货口岸而须增加之一切费用，均归我负担。

（四）请抓紧时机，购入碳焦与□袋（文件字迹不清）。

（五）出口期货停止售出，新的出进口计划由杨琳回港传达。

王　张　扬

8月31日

1950年12月2日，美国政府下令：凡出口中国、香港、澳门的许可证一律作废，已经起运的要一律停泊于美国岛屿接受检查；存在美国银行的存款和货款一律冻结。这就是美国对新中国采取的“禁运”，禁运物品的清单很长，很长。不仅如此，美国还无视国际贸易的规则，对民用物资也实行了禁运，并从禁运演变为公开的扣人、扣货。

美国宣布“禁运”的初期，英国政府没有跟随，港英政府也没有跟随，但是，华润人已经估计到：美国一定会迫使西方国家跟随他们，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在英国还没有宣布禁运之前，华润人在香港、东南亚和英国等地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购”、“抢运”热潮，他们要尽量多地采购一些进口物资。百废待兴的祖国一穷二白，需要大量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还有战略物资。

韦志超回忆：“刚禁运的时候，我们就制定了一个抢购计划，目的就是要把华润公司的外汇存款全部花掉。”

华润派出几个采购小组，在香港买新闻纸、自行车、香烟纸、手表、药品；香港市场上可用的商品几乎都被华润买光了。

他们还派人去东南亚国家，买橡胶、轮胎、化工原料；把东南亚市场上的此类现货也几乎买光了。

韦志超每天晚上都召集大家汇报，检查采购计划落实情况，每天他都会问一个同样的问题：“钱花完了没有？”进程处主任（对内称计划科科长）刘朝缙、副主任杨文炎等天天忙着制定采购计划。进程处还有单墨芬、许莹、田宜南、陈心銮、吴品芳、李智等人。

抗美援朝中，华润公司为志愿军购买了大量军鞋。

韦志超回忆说：“香港太小，买5万双鞋子，市场上就没了，我们请厂商专门加工，我告诉他们，鞋帮的皮子要加高一寸，胶鞋最好能当雨鞋用。这种军用胶鞋的款式是华润创造的。”

抗美援朝初期，华润公司为前线指挥员采购了几万只军用手表，志愿军排长以上军官都配备了手表。有了表，才能保证在战场上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那时的表都是机械表，要上弦，华润负责买表的同事对每一块表都要上弦，然后看表准不准，上弦验表，许多人的手指都磨破了。

“当时采购的最大宗物资是药品。

郑炽南回忆说：“抗美援朝时期，抢购物资好辛苦，买药棉、盘尼西林、消炎药粉，铜锣湾一条街道的老板都做西药，因此都发达了。我们严格验收，支援前线志愿军，一瓶药就是一条命。”

郑炽南手迹

徐鹏飞回忆说：“抗美援朝时期主要买抗生素，差不多全世界的大药厂都买遍了，我在英国，还有人在欧洲，加上广大华行过去就是买药的，全部送到朝鲜战场上去了。”

华润还为国内和前线采购了大量石油。

郑炽南回忆说：“港英政府对交通艇的用油是管制的，每天发一次。华夏有一条小船叫‘海燕’，我每天早上第一个去海事处排队领油，怕去晚了就没了。为了收石油，华润内勤外勤人员密切配合，装成老百姓。由于特务很多，一些商人白天不敢卖给我们，我们就晚上买，香港的群众为我们放哨。比如亚细亚公司，一次不敢多卖就分开卖，有时卖散装，有时卖桶装的。积少成多，运回国不少。”

一桶油53加仑，挺重的。为了确保不泄漏和运输安全，经得起风浪的颠簸，华润人要一桶一桶地检查，负责这项工作的人都成了熟手，都能让油桶在手下团团转，一边看漏不漏，一边看分量够不够。他们还真发现过问题，有一次，一个员工觉得不对劲儿，打开油桶检查，发现桶里装的是细沙。他们马上找商家退货。

1951年1月，华润公司把徐鹏飞派到英国，让他在英国一边采购，一边注册公司，准备长久地住下来，以英国公司的身份采购物资。他英文很好，有丰富的外贸经验。

1951年2月，华润公司又把张云啸派到瑞士，以香港商人身份采购物资。

进口部20余人，其中包括：徐鹏飞、董继舒、杨升业、吴欣之、韦志超、林如云、汪乾惠、方正、梅英俊、马景洪、董恒涛、赵光禹、凌香图等。

进口部同人

在“抢购”的同时，储运部和华夏公司开始了“抢运”，运回国内。白天买到的物资，连夜装火车，运回深圳；装船，运到广州等地。

华润老员工何忠祺回忆说：“当时我们都很小，不到20岁。为了抢运，我们不分昼夜，没有节假日。当时我在储运部，每天收货、提货，晚上安排装船、装火车。装船经常到后半夜，为的是天亮以后就可以报关、检验、启航。大家基本上都是一个星期不回家。”

华润老员工李威林也回忆道：“抢运的时候，常常一个星期不回家，但是，父母很放心，家人都知道我们是在干正事，不是在外边瞎混。那时有个杨升业，在印度抢购棉花，他经常给我们讲什么叫棉绒，怎么识别棉花的质量。华润租外国的船从国外运货回来，我们就到船上去验货，收货。然后卸船，用舶艇、趸船、拖轮把货运到我们的船上。”

报关单是英文的，那时，华润的秘书处多达30余人，负责人是巢永森，每天大家用英文打字机打字，常常打到天亮，政府海关一上班就去报关。秘书处员工还有：李纪扬、张祥霖、郑文钦、吴海琴、叶应麟、陈庆沧、王春生、陈涵、吕曾训、李然、谢惠卿、冯海、郭传兴等。”

负责办理货运保险的是俞履基等。

香港到深圳的火车已经开通了，为了防止国民党残余部队破坏，沈立中曾带领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负责火车押运，一面把广州的出口物资运出来，一面把华润采购的物资运回去。一列火车十几个车厢，全装得满满的。

当时棉花是最大的进口物资之一，基本上是一船接一船从印度、巴基斯坦运回香港，再运回国内。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华润所属的“印巴三处”此时除援助西藏以外，增加了新的任务：

第一，采购棉花，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棉花棉绒很长，织出来的布质量好而且耐用。我国自产棉花棉绒短，而且不能自给自足。新中国诞生初期，为了解决6亿人民的穿衣问题，进口棉花是华润所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二，售煤。把我国的煤炭运到那里出售。1951年，华润从巴基斯坦购买棉花七万吨，并向巴基斯坦售煤四万六千吨。

第三，安排航运，包括租船。这项工作主要在卡拉奇进行。进口、出口任务都很重，一则华润自己的船不够用，二则许多货物不能用同一条船往返运输。比如，华夏公司运煤的船从秦皇岛运煤到卡拉奇，回程时，这条船太脏，不能运棉花，轮船又不能空船回来，就要等其他物资，很费时。因此，宝元通要合理安排，要“拼缝”，急需时也“程租”一些外国轮船。

第四，采购橡胶。我国进口橡胶不仅是为了本国使用，同时还是为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

抢运时，曾有意外发生。

华润机要员徐立人等回忆说：沈立中长期住在深圳火车站。解放初期，国民党的飞机经常在沿海地区轰炸，有一次炸中了深圳火车站。华润运回的货物大堆大堆地存放在火车站的站台上，还没来得及运到仓库里，被炸起火，沈立中带人灭火抢救物资，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有一次，一条外国的新货轮运回一船棉花，卸货时发现一包棉花着火了，报了火警，还好，棉花燃不起来，轮船没事儿。郑炽南提起这件事还感到后怕，他说：香港董浩云的一条船，也报火警，眼看着整条船沉下海去，附近所有的轮船鸣笛，表示哀悼。领导教育我们，一定要防火。

那时华润自己有10条船，招商局起义的船有几条，此外，华润副总经理浦亮畴还租了20多条船，大多是“期租”，租期在一年左右。这些船也忙着往返运输。

华润公司和华夏公司在运送民主人士的过程中，都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大陆身份。为了安全，在“抢运”的过程中，华夏组建了许多小公司，比如：华达运输公司、信丰货舱公司、华安货舱公司、伊息凡船务公司等等。这些小公司多是因任务而设，任务完成就随之结束了。这正是杨琳同志主张的“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这一经营理念的一贯体现。

这类公司很多，只有总经理、分管该业务的副总经理、执行任务的当事人知道，所以，当这些老前辈去世后，把这些秘密也带走了，以至于我们今天无法记录他们的贡献。

华夏老前辈郑炽南回忆道：“我在华夏下面的华达运输公司工作过，当时的工作主要是运化肥，从比利时和英国进口，还有染料、药品。王国昌是我的经理。在香港西营盘有个天隆行，专门存放轮船用的仪器、零件，我在天隆行也工作过。”

还有兴隆行。小公司很多，我们很难统计清楚。

华润的轮船Orbital此时跑日本，出口农副产品和铁矿砂，购买工业原料。那时我国与日本民间贸易比较活跃。华润公司派高平叔前往日本，长驻东京，主持出售大豆、盐、铁矿砂，以换回钢材及电工器材等商品。1950年下半年，航次很密，差不多是半个月往返一次。

刘辛南完成了秦皇岛—上海的运煤任务后，于1950年秋调到Orbital上任大副。他回忆说：“那时采购了很多日本的工业产品。”

（题外话）在刘辛南上Orbital之前，曾带领十几人去广州湾（湛江港）勘测，确认湛江港可以开发成大型港口。这个开发建议是刘双恩在北京提出的：湛江港位于南方，华润轮船到那里装卸货物可避开台湾海峡美蒋军舰的威胁。广州湾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国际港口，在解放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

退休后的刘辛南

1950年9月，Orbital从天津运送动物骨灰到日本，骨灰是种水稻插秧用的。在日本鹿儿岛卸货，到八番装钢材。

白立新回忆说：“9月14号晚上，我们开到了南朝鲜附近，只见海面上百余艘军舰黑压压一片，一下子把我们的船围住了。我们这艘2000多吨的货船显得那么渺小。后来才知道，这正是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前夜。两条南朝鲜的轮船靠过来，一个军人要检查运货单，船长林盛、大副刘辛南走过去，拿出货单，报关单上有海关印章，还有麦克·阿瑟的印章。他们就放行了。”

华夏船员驾驶着轮船在夜色中全速前进，驶出军舰停泊的海域后，马上报告香港的杨琳，杨琳立即回电：“开到大连去。”

杨琳向中央汇报了我轮船与美国军舰在朝鲜附近相遇的情况。

林盛和船员抵达大连后，又接到杨琳电报：“船上留下大副、二副、三副和部分水手，省出的人手在大连待命。”

船上十几个人留在了大连，第二天坐火车去北京，他们被接到中央组织部，住下。“朱德办公室”负责接待。他们向首长汇报了海上情况，之后，组织部安排他们看戏，两天后乘火车经广州回香港。

美国发现中国和日本之间有民间的贸易往来，便出来阻拦。

1950年12月10日《大公报》报道：“麦克·阿瑟限制日货输中国，日钢铁生产将停顿；中国产的煤、铁、油脂等生产物资，日本今后无法直接向中国购得。”

回到香港，白立新奉命去日本接船，华夏的万吨轮“梦荻莎”在横滨附近与美国军舰相撞，他们去处理。轮船修好后开到天津，然后，在天津装了一船带皮的花生，满载，开往德国的汉堡。这是中国的花生第一次通过华润出口欧洲。船长是外国人，叫Hooper，大副是陈嘉禧，二副是许新芳，三副是白平民，白立新和陈双土是船员。

梦荻莎从天津出发，经过台湾东部海域驶往新加坡——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到红海——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经直布罗陀海峡到大西洋——北上过英吉利海峡到北海。

这是穿越东半球的航行，全程航行60天左右。梦荻莎是一条烧煤的老船，途中在亚丁港加煤。

梦荻莎到达汉堡的第三天，得到信息：美国开始限制所有挂巴拿马国旗的轮船，巴拿马轮船不许开到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梦荻莎挂的就是巴拿马国旗。

华夏的刘松志此时在波兰筹建中波公司，他打电话给陈嘉禧，用闽南话说：“你们马上来波兰，给轮船重新注册，换成波兰国籍。

梦荻莎从汉堡开到波兰，注册、维修等用了3个月时间，而后满载着钢材返航，到上海卸货。

1951年10月梦荻莎抵达波兰后合影，左起：葛昌武、杨元通、李嘉寅（二副）、白开新（三副）

那时，海上冲封锁危险四伏，香港的形势也很紧张。华润领导教育大家，夜晚回公司宿舍时，一定要两人以上同行，夜深人静，特务四处横行，万一被他们抓住，扔进海里，造成一个淹死的假象，那是很难打官司的。在某码头，一个女工拿着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过海，就被警察局抓走了。

储运部近30人，主任翁觉深，其他人员包括：何忠祺、徐瑶良、温明、钟剑辉、吴颖、范德一、林应槐、朱长林、倪维良等，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工作上互相配合，生活上互相关心，在安全问题上还互相保护。

1952年华润公司储运部员工合影 照片提供：李威林

郑炽南也经历过一次有惊无险的事情。张祥霖通知郑炽南到他的宿舍里取一只皮箱，送到天隆行，路上要保证皮箱安全。

“晚上，我拿到皮箱出了门。街道很静，没什么人，我刚骑上自行车，警察就过来了，问我提包里装的是什么，我吓了一跳，停下来答话，趁他不小心，骑上车子就跑，正好是下坡，拐了几个弯，把警察甩掉了。”

退休后的郑炽南

抢购、抢运工作持续了半年多，大家都十分辛苦，董事长杨琳、总经理李应吉、副总经理（当时称为“协理”）浦亮畴等公司领导决定给大家发一点加班费，可是，大家都表示“不要”。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广播和报纸每天都在报道英雄事迹，每天都在宣传捐款捐物支援前线的新闻，华润人也提出“捐献工资”，并提出“三年不要加薪”的口号，华润人要节省每一分外汇，支援抗美援朝，支援国家的工业化建设。

华润人，包括领导和香港籍的普通员工，真的三年没加薪。

1951年，我国以20万吨大米与印度进行易货贸易；1952年，我国又同锡兰政府签订了5万吨锡兰橡胶易货27万吨中国大米的协定。往来承运任务都由华夏公司承担。

“抢购”、“抢运”都需要花钱，都需要以外汇收入作保障。那时，华润的出口工作也同样做得轰轰烈烈。

香港自己不产粮，副产品也很少，农副产品主要依靠进口，大陆同胞在自己还不能完全吃饱的情况下，省出粮食和家禽，出口香港。大米白面、鸡鸭鱼猪源源不断地运抵香港，此外还有土特产、油脂、矿产等。

担负“抢运”任务的轮船和火车，在把从海外采购的物资运回国内的同时，又把国内的出口物资运到香港，在香港出售，或转运到东南亚国家。

相比较进口而言，出口工作更显得琐碎、麻烦。他们要寻找经销商，要接待大量客户，有些客户现金不够，还要放账、借贷登记，以及催款、收款等等。

负责出口工作的人员有20余人，华润副总经理浦亮畴兼任出口部经理，副经理吕虞堂，还有孙用致、何祖霖、施日驹、方匡正、杨明洁、郑根源、徐辅治、郑百涛等。

会计处（对内称财会科）负责平衡外汇收支，每天同样忙得团团转，可谓“算盘声、打字机声，声声悦耳”。那时的财会科人员包括：黄美娴、谭志远、孙琼英、黄士娴、叶绍堃、严镇文、陆为立、于本中、胡世英、沈尔元、王寄安、陈志光、陆宗棋等。

华润研究部忙着向国内报价，并跟进外汇牌价。那时通讯设备落后，没有传真机，也没有复印机，全靠手抄，十几个人的工作量也很大。

此时，华润机要处的机要员还在香港，报务员已经搬到了国内。交通员常年往返于香港和广州之间。

1951年5月，华润董事长杨琳和副经理张平再次回北京汇报工作。他们先后向朱德副主席、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副总理陈云作了详细汇报，讲述了华润在反禁运中所采取的“抢购”、“抢运”措施，并听取了他们对华润下一步工作的安排。

汇报之后，陈云邀请杨琳到家里做客。

随着禁运和封锁的升级，港英政府的“缉私艇”在海上巡逻更加频繁，凡是运往中国大陆的物资，一经发现，全部没收，对经营者给与刑事处罚。

华润决定通过澳门转运。澳门的左派势力比较大。

为了避人耳目，1951年华润注册了一个小公司，叫兴隆行。兴隆行的负责人是倪维良和刘桂明，还有廖文慧、区韶炎，属于私人无限公司。何忠祺负责对外联系。

此后，凡华润采购的物资，都交由兴隆行出面办理承运，先运到澳门，再通过澳门的南光公司，经由珠海（前山）运回国内。

香港的“水上人家”帮了很多忙，由他们承运，不会引起注意。货少时，承运商也用香港到澳门的“客船”运货，只要不是华润出面，缉私艇一般不管。

对于重要物资，兴隆行会派人暗中护送承运人，在船上旁观，以防出现万一。

徐国荃回忆说：“香港的美国领事馆有成百上千的工作人员，他们监听华润公司。所以，我们做药品和橡胶买卖都用代码，用数字代替货物名称，每三个月换一次密码。”

在香港承运商中，不能不提到霍英东，当时他们承担了很多海上运输业务。

写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什么叫走私？

走私的判定属于政府行为，美国宣布禁运，触及他的禁运清单，对美国来说，属于走私。但是，中国政府也是合法政府，中共政府允许的贸易活动，对中国来说，就不是走私。

华润没有采购军火，买药品算不算走私？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许多老前辈谈到“走私”时都很谨慎，他们甚至以为自己真的是在做违法的行为，一再嘱咐我们：不要写出来。

美国动用联合国扩大“禁运物资”的范围，并强迫他国执行，这是一种违反国际贸易准则的不正常的行为，美国政府是失道的。相反，所有参加“反禁运”的国家和人民都是在维护世界贸易的公正与公平，参与其中的华润员工代表的是自己的祖国，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感到骄傲，正是那些药品减少了前线战士的死亡率，正是那些物资为新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新中国在诞生初期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冲封锁，反禁运”成为新中国在经济和外贸领域里开展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练兵运动。华润公司作为先遣部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成功地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愿以和平代替战争、以贸易合作代替政治对立”的外交政策和外贸姿态。外贸人员团结一心，统一价格，一致对外，在当时起到了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的作用。

出口部同人

当时的进口商品主要是：黑色金属、型钢、橡胶、肥田粉、棉花、轮船、药品等。

出口商品主要包括：土产品、畜产品、油脂、大米、食盐、铁砂、冰蛋、丝绸等。

下面这组数字可以体现当时对资贸易的成就，这组数字虽然是逐年递减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前辈的敬仰和理解。在我们了解了抗美援朝战争与禁运封锁这样的背景之后，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出当时的艰难，能够体会出华润前辈们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对外贸易的。

据统计，1950年新中国对资贸易进口3.9亿美元，出口3.76亿美元；1951年进口6.47亿美元，出口2.72亿美元；1952年进口3.01亿美元，出口2.45亿美元。华润公司同锡兰（今斯里兰卡）、芬兰、印度等国家建立了正式贸易关系，与英国、法国、西德、日本、荷兰、瑞士等国家的厂商进行了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活动。

客观上讲，封锁与禁运在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香港副食品市场对大陆的依赖程度。当时，美国军舰停泊在台湾海峡，严重影响了东南沿海一带正常的航运贸易，香港人多地少，副食品主要依靠进口。据不完全统计，1954年经华润出口到香港的鲜活食品：活猪522896头，蔬菜1.3亿公斤，水果8872万公斤，家禽1041万只，鱼1852万公斤。

1951年春季，美国禁运物资的清单再次扩大，从“禁运军火”变成“禁运一切战略物资”，许多药品也被列入战略物资。凡军人可用的物资，包括鞋子，都在其中。

禁运进一步升级。

华润在美国订购的物资，包括白铁管、矽钢片、盘尼西林、麻袋、桐油等，价值2000万美元，被冻结。

华润公司档案馆里有一张表格，表上记录了西方国家对华禁运后华润公司的损失：其中有些货物已经装船，货船在海上被拦截；有的货物已经付款，款项被扣，并不准提货。华润在美国的存款，被全部冻结。

华润派出的正在国外采购物资的员工，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许多人上了美国的所谓黑名单。

抗美援朝时期，香港爱国商人包玉刚曾通过华润公司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此事轰动香港。华润有个员工因此算了一笔账：华润公司被扣物资和被冻结的资金加起来可以购买125架战斗机。

华润员工无比心疼，那些日子里，他们不分昼夜研究对策，设法挽救损失。他们不得不改变出口付款方式，对已经签订合同的出口美国的物资都改为跟单套现的方式。

这个时期，索赔工作量突然间增大了。

华润负责索赔工作的是韦志超、赵非洛。

世界各地的许多奸商利用“禁运”的机会，抓紧时间与华润签合同，接到华润付款后，他又说“没收到钱”或者“我的货被美国扣住了”等等，借口禁运，企图赖账。

华润跟布内门分公司签订了一大批栲胶，产地是南美洲，信用证开到了纽约，栲胶运到了香港，单据也交给银行了，可是，就在这时，布内门公司拒绝交货，他们说没收到钱。

华润领导在一起开会，认为两种可能都存在，一是真的没收到钱，钱被美国扣留了；二是赖账。我国当时急需此类商品，不仅中国，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从中国转口橡胶类商品。于是决定，再付布内门同样一笔现金，以现货交易的形式买这船货。对方不干，他们希望提价。他们知道华润一定急于购买。

韦志超负责谈判，双方代表坐在一起，气氛很紧张。

韦志超说：“你说钱没拿到，你为什么把单据交给银行了？我写好了诉讼文件，打算去法院告你们。”

布内门自知理亏，不愿意上法庭，最后同意以此前签订的“合同价格”出售。

华润花了两笔钱，买了一批货。大家觉得很憋气，于是再次找布内门交涉，委托他们追查上一笔货款。后来，对方分四次，把第一笔货款还回来了。

由于索赔案例增多，华润聘请了几位香港著名的大律师，包括陈丕士，通过香港法院进行诉讼。华润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合法公司，华润的生意理应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