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辽东被称为“九边之首”，由此可以看出其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辽东地区的守与失，某种程度上可以对明朝整个国家的安定与否产生严重影响。

在冷兵器时代，马匹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资源，马匹的数量、质量甚至能够影响整个战争的形势走向。因此在明代就专门设立了苑马寺为专门掌管养马的官方机构。而作为战略要地的辽东地区，辽东苑马寺的马匹数量和质量都会对整个明朝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就从辽东的战略地位及其建置情况、其周边复杂的民族环境，结合明初统治集团关于战马的认识及对全国马政机构建设之基础上,探究辽东苑马寺之设立原因背景。

明朝刚建立时，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行省，同时又在军事重要之地广立卫所。辽东地处边疆，周围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之间冲突不断，明朝在这一地区设立了辽东都司进行管辖并且实行了卫所制度。

辽东的战略地位及建置辽东是明朝在东北最早建立统治的地区。作为有明一代东北军事重镇，辽东地区“南俯沧溟，北控朔漠”，地处边陲，比邻朝鲜、日本，又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

“夫辽东之形势，西接朵颜等卫，北逼女真诸夷，东邻朝鲜等国，阻山带海，势亦重矣。”明朝对于辽东之经营向来着力很多，为以往历代所无。

明朝建立后，统治者便积极招降纳归，扩充疆宇，鉴于辽东“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明政府对于辽东地区也着手进行统一。

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努力加快对辽东地区的建设速度。洪武四年（1371年）七月，正式设置“定辽都卫”于辽阳，总辖辽东诸卫之军马。

洪武八年（1375年），改定辽都卫名称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统领二十五卫、二个州，行政上归属于山东布政使司，司法上由山东按察使司管理。

辽东都御史张鼐曾对太祖时期确立的辽东边防之部署议论到：“以青齐一海之限，属之山东，岁分藩臬佐贰各一员，巡守其地，董治兵粮，诚万万年保边之计”。

在辽东地区实行都司管理军政的体制之外，明太祖又任命韩王朱松、辽王朱植、沈王朱模镇守辽东。由于三位藩王拥有较强大的武装，可以节制诸将和都司、卫所，故而在辽东形成了藩王与都司共同镇守辽东之局面。

辽东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自古以来，辽东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广阔之地。在辽东苑马寺设立之前，这一地区各民族之间矛盾、冲突不断，成为明朝在辽东边防的重大隐患。

蒙古势力对辽东的威胁元朝灭亡后，故元残余在辽东仍然拥有相当的军事力量，是明朝统一辽东的主要障碍。但随着明朝势力在辽东地区逐步扩展，故元残余逐渐走向分崩瓦解，盘踞在整个东北的故元诸将纷纷投向明朝。

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元朝辽阳行省平章刘益投降明朝，以此揭开了辽东残元势力解体的序幕。洪武十六年（1383年）四月，对辽东威胁最大的故元纳哈出势力与女真部族之中间地带的故元海西右丞阿鲁灰率众归降，从此又为女真部族归附于明朝开通了道路。

在故元势力纷纷归附明朝的形势之下，洪武二十年（1387年）八月，明朝发动金山战役讨伐纳哈出势力，纳哈出军队大败被迫投降。此次战役使明朝“军威远震于虏廷”，是明政权清除东北故元势力的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标志着明朝初步统一了东北地区。

明朝解除纳哈出势力对辽东的威胁后，昔日占据纳哈出北部之地的辽王阿扎失里率领兀良哈众部归附明朝。

阿扎失里因在元朝时为辽王，地位尊贵，被明太祖任命为泰宁卫指挥使，担任三卫之长。在辽东苑马寺设立前，与辽东联系最为密切的蒙古势力就是兀良哈三卫，但三卫部族对于明朝并不甘心臣服，时常抄掠辽东边地，并且受蒙古其他各部东侵或南下的影响。在洪武时期，兀良哈三卫对于辽东安全始终存有威胁。

明成祖即位后，为斩断东蒙古鞑靼之左膀，瓦解和削弱蒙古部族之整体力量，同时报答兀良哈三卫在其发动的“靖难之役”中从战有功，于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宣布重建兀良哈三卫，“今仍旧制，设泰宁、福余、朵颜三卫，俾尔等统属军民，镇守边境。”并且在经济上给予其“岁时贡献，经商市易，一从所便”的优厚待遇。

明成祖欲将兀良哈三卫变为其防御东蒙古之藩屏，但实际上在元朝覆灭后，退回大漠的蒙古部族分裂成东蒙古鞑靼、西蒙古瓦剌和兀良哈三大部族，兀良哈三卫在蒙古三大部族中实力上处于劣势，又与东西蒙古有着割不断之关系，与明朝之关系很大程度上受东西蒙古势力消长之影响。

作为明成祖重新招附归顺的部族，此前曾有降而复叛之过往，故而在辽东苑马寺设置之前，兀良哈三卫虽与明朝表面上维持着和平关系，但实际上与明朝之关系并不稳固，对于当时之形势，确是紧邻辽东的一个不稳定之势力。

女真部族对辽东的侵扰明朝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蒙古部族是明政权在辽东的最大威胁，但世代居于东北广大地区的主体民族女真，也是影响辽东安定的一大因素。明初时，女真族活动和居住的地区，“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尔干、北海。”

在明政权统一辽东的过程中，随着明军逐渐向女真地区推进，女真部族开始陆续归附于明朝，如洪武十九年（1386年）七月，明朝建立之初在辽东怀柔各族，一些靠近朝鲜半岛的女真部落已被招徕，明朝已设立卫所开始对女真部族进行管理。

此后又不断有女真部族前来归附。但在整个洪武时期，明朝虽对女真部族进行招抚，却因招抚工作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明政权又没有全面深入女真地区，辽东作为连接中原和奴尔干地区之通道，时常会遭到女真和朝鲜“寇辽东”之威胁。

再加上辽东紧邻之国高丽（李成桂于洪武二十五年改高丽国号为朝鲜），趁明政权还没有完全控制东北时，积极向北扩展疆域，对女真部族也大力进行招抚，有时还与女真部族联系在一起侵扰辽东。

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六月，“辽东都指挥使司奏，谍知朝鲜国近遣其守边千户，招诱女直五百余人，潜渡鸭绿江欲寇辽东。”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七月，辽东卫镇抚张能向朝廷奏报：“辽东三万卫所部高丽、女直归附者，常假出猎为患。”与此同时，明政府对于女真部族也保持高度警惕和防范态度。

明成祖即位后，鉴于从辽东通向奴尔干之地区仍有大量的女真部族没有被招抚，再加上明朝有意实行“以东夷制北虏”之战略，故而大力招抚女真诸部，并在女真族居住之地建立卫所进行管辖。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始置建州卫指挥使司，封女真首领阿哈出为指挥使。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遣使到斡朵里女真部进行招抚。

永乐四年（1406年），也即辽东苑马寺建立的同一年，斡朵里部酋长猛哥帖木儿接受明朝任命，担任建州卫都指挥使。但他此时并未完全中断与朝鲜之联系，虽然此后几年明朝对女真各部之招抚工作成效显著，但在辽东苑马寺设立之前，正值明成祖在女真地区推行招抚政策之时，故其当时对于辽东之威胁还依然存在。

“夫辽阻山带海，诸夷环徼而居”，辽东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形势，必然使明政权进入辽东后，随时可能面对周遭少数民族部众侵扰之威胁。在明成祖攻占南京之初，辽东就频发少数民族部众扰边之事件。

建文四年（1402年）冬十月，“辽东都指挥司奏，九月戊子，虏寇犯开原至北门外，备御都指挥吴立遣指挥庄济率军拒之，贼退”；十一月，“辽东都指挥司奏，近虏寇犯盘山驿，虏掠人畜，即督官军邀之于尖山北。

通过这些史实可以看出，自扫清故元势力开始直到永乐四年（1406年）辽东苑马寺建立之前，虽然明政权在辽东逐步建立了统治，辽东地区也没有发生较大的战争，但这种形势之下却隐藏着很多不稳定之因素，由于蒙古和女真经常迁徙，辽东地区的局势也必然复杂多变。

马匹作为古代社会的主要交通工具和冷兵器时代的重要战备物资，对于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军队战斗力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马政的建设，作为更迭元朝蒙古族统治的明朝，防范北边蒙古势力再次崛起是整个有明一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的工作，故而明朝对于马政的重视程度更胜历代。

明太祖曾命令刑部尚书刘惟谦申明马政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谕旨中曾提到：“马政，国之所重。”并命令其“严督所司，尽心刍牧，务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为解决整个国家战马严重匮乏的问题，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始置群牧监于达达失里营所，“专司牧养”马匹；洪武六年(1373年)，明朝“置太仆寺于滁州（今安徽省滁州市）”，掌管全国马政事务；

与此同时，明朝广设牧监与养马群作为牧养马匹的专门机构；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太祖废群牧监，在江南、江北地区“始令民间孳牧”；

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朝又在北平、山西、陕西、甘肃、辽东五处边要之地设立行太仆寺，“掌各边卫所营堡之马政”。

整个洪武时期，明朝已逐步在全国建立了基本的马政体系。永乐时，明成祖因曾作为燕王戍守北平，与北方蒙古有过多次交战，故其对于马匹所能发挥的作用更是深有体会，他认为“马政自古所重，马蕃息亦可以制远夷”，“马政，国家重务”。“古者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

因此，明成祖对于增加战马数量更加重视，完善马政机构就成为了明成祖统治时期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古代，马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战争武器、战略资源，可以说一个国家拥有的马匹数量、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力，因此各朝各代都在马政上有一定的举措。到了明朝，苑马寺的设立也是明朝完善马政机构的一个重要举措，对明朝前期打江山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