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齐国的强盛离不开管仲的大力辅助！而管仲能得到齐桓公的重用还是靠他的管鲍之交的鲍叔牙！说服齐桓公不计那一箭之仇，拜管仲为相，鲍任大谏，〈相当于监察兼组织部长)。至此君臣三人开启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合作。

就齐桓公，管仲二人而言，他们是有瑕疵的，齐桓公弒兄夺位，而管仲背主为相，因此不服者，大有人在。因此与公与私都必须改革，只有通过改革，一强国力二固政权。势在必行。相传齐桓公见管仲后，一连聊了三天三夜，句句投机，君臣之间治国理念的契合，就是他们长达四十年合作的基础。

管仲和之前所有的官员不同，他曾身处底层，他经过商，当过兵，也就是说打过战，做过生意，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各式各样的人，这样社会阅历，是那些贵族高官所没有的。因此知民情，接地气，这是改革者的先决条件。而管仲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的列位改革者都是如此。

管仲的治国理念，归纳起来八个字：

对内 改革开放

对外 尊王攘夷

均田分力

和我们现在的改革由农村起步一样，管仲的改革也是从当时的土地制度开始！我们说西周的封建制的经济基础就是井田制。这是一种国有制的表现形式。其实井田制早在夏商时期就，这是一种古老的部落公社所有制，到了西周井田制更加完善，这种氏族集体耕种土地在人类早期工具落后，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为保证一定生产力是有效。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增加，以及工具改进，特别到了春秋时期，铁器出现，人口增长及个人或家庭的开荒能力大大的提高，于是出现井田之外的私田。这种私田出现就势必产生原井田的隶农出走。甚至引起井田的荒芜。这说明井田制己满足不了，由于人口增长和工具进步而产生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实际上中国现代公社制度就很类似西周的井田制，我们看看当时社员生产的积极性，就可知道井田制下生产。

与现代改革一样，管仲也是采用包产到户的改革，管仲称之为“均田分力”管仲认为‘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会自觉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关心劳动，不辞劳苦地经营。若不实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不告之农时，人民就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不积极干活。“均田分力”把劳动者在土地所有者野蛮强制下的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当压迫变成自由，新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现代中国的农村包产到户的结果也就证明了这一点。

与‘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赋制改革，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相地’又称‘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准确，再对土壤进行质量区分。

均田分力就是分田单干，相地而衰征，根据田的质量而收不同农业税相当于现在的包产到户。如此就显得相对公平。

行政机构

分田均力，改变了原来井田制的生产关係，相应的原来管理制度也必须变革以适应新的生产关係。

为此，管仲采用“叁其国，五其鄙”。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这大概是人类第一次的有组织的社会分工，在城市(周时封国指的就是城市，有点类似西方封建城堡。)分兵士区，工业区，商务区。由此自然形成了加工市埸和交易市埸。而在农村则相当于现在的撤社设乡，且国家的行政管理权限延伸到国都即城市之外。如此国家权力机器得到了很大加强，在当时纷乱的国际形式是非常必要。

对外开放

管仲年轻时经过商，跑过不少地方，深知商业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他上任后，大开国门，鼓励经商。对于各国来齐国经商之人，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还主张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搭车者供应自个饭食，来三搭车者供应马的饲料，来五搭车者装备可供自在调遣的人员。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管仲从他经商经历知道商人远离家门奔波之苦，尤其是长期出门在外如何解决性饥渴的问题？因此他在国都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倡寮(“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招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而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好像鲁班在木匠业的位置。倡寮馆不仅提供有偿性服务，还有歌舞表演，相当于现代娱乐业。这馆中工作人员，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吧？

在这种自在贸易方针的鼓舞下，能够想见齐国商业的昌盛以及商人的活泼，《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富贵现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当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其时国际上最大规划、最富贵充足的城市，而与其一起的雅典城生齿不到5万。

盐铁专营

齐桓公与管仲屡次商讨富国之策，齐桓公主张对生齿、房子楼台、树木、家畜交税，管仲逐个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公民收取财物，自然会导致公民的不满。“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最佳方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并提出了“寓税于价”的方法。并给指出“唯官山海为可耳。”这里所谓山海指的是盐矿产之类战略资源，这类物质必须国家专营。汉代桑弘羊的理财手段大多也正是继承于此！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他说，万乘之国的生齿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交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若是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斟酌涨价出售，每月能够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交税，不致导致公民的“嚣号”对立，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即“煮沸水以籍全国”。

铁的专卖也是相同。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耘仍是做女工，都需求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东西，只需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比，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交税，实践是“无不服籍者”。因此除盐铁专营之外，其他物质的交易采用轻税，甚至免税政策，这样减轻了民众负担，降低了官僚主义活跃了市场，而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盐铁专营收入。

管仲高明之处，他搞盐铁专营，却不主张政府直接下场生产，显然他知道公有制的低效率。因此他在生产方面采用私有化政策，盐业上，开放盐池，由民间自由生产，生产出的盐由国家统一收购，类似现代国家专卖政策。

而在矿产方面，国家严格控制资源，而治炼作坊由民间自经营，而政府采用统一定价，统购统销且不排斥民间个人经营，不过所得增值部分，政府得三成。

管仲的这些政策相当于现在的国有民营政策，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管仲的一系列经济改革，迅速地提高了国家实力，为齐国国际争霸奠定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