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弄清一个问题，李自成当了多久的皇帝？严格来说，就一天而已。

公元1643年3月，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自称“新顺王”；

1644年正月，他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为“大顺”，定年号为“永昌”。但在当时，李自成并没有称帝，而是称王：“自成称王于西安”，毕竟法理上的正统皇帝崇祯，那时还好端端地在北京城内坐着。

同年3月17日，李自成围攻北京；19日，崇祯自缢，李自成进城，明朝中央朝廷宣告灭亡。

但当时的李自成并没有称帝。4月20日，他在山海关被吴三桂、多尔衮联手击败，26日逃回北京。29日，他才正式称帝：“二十九日丙戌僣帝号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

但在称帝的第二天，李自成就逃出北京，在清军的追击下辗转陕西、湖北作战。下一年5月，他被当地地主武装突袭而死，时年39岁。

问题来了，李自成为啥西安不称帝、打进北京后不称帝，反而在败给清军、大势已去时才想起这档子事呢？事出反常必有妖，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小腆纪年附考》记载的一件事。

公元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曾经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入北京城找崇祯谈判，开出的条件如下：

明朝封李自成为藩王，以陕西、山西为封地，并赐银100万两；

李自成承诺帮明室干活，不仅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还将保卫辽东、对抗后金。

对于这种记载，目前普遍认为是子虚乌有的杜撰，毕竟当时的崇祯已经众叛亲离、身处绝境，李自成距离九五之尊、睥睨天下的地位仅有一步之遥，哪有必要主动放弃？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李自成确实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应对不了内外交困、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关于打天下、治天下之间的辩证关系，许多帝王将相曾做过高度相似的论述。

春秋时期的晋文公曾感慨：“‘始也吾以治国为易，今也难”；

刘邦建立西汉后，曾经骂那些谈诗书的儒生：“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但对方随即反喷：“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这犹如平地一声雷惊醒了刘邦，从此改变了对儒生的态度；

唐太宗李世民曾指出：“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盖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对于打天下、治天下哪个更难的问题，他的答案是都很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打天下虽难，但已经过去了；治天下的挑战，这才刚刚开始。

相比较而言，李自成打天下的难度其实并不大。

明朝并非亡于清军，而是被“流寇”推翻。但何谓“流寇”？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安分守己、辛劳耕作的农民。但在明朝中后期，他们面临了两方面的巨大威胁：

其一，天灾。频繁的自然灾害。早在中后期，北方就时常爆发大规模旱灾，成化年间，陕西、河南、山西等地“赤地千里，尸骸枕藉，仅存无几”；嘉靖年间，山西大旱三年，“百余里不闻鸡声，父子夫妇互易一饱，名曰人市”。而在崇祯年间，陕西大饥，“延安一府吃榆皮石块，乃至以小儿为食”......

其二，人祸。面对自然灾害，明朝廷不但疏于赈济，甚至因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加剧了危机；雪上加霜的是，朝廷为了应对后金而不断增加赋税，“秦地所征曰新饷，曰均输，曰间架，其目日增，吏因缘为奸，民大困”。

即使这样，在一开始，这些老实巴交的老百姓大多情愿苟且求生、也不落草为寇，当时的暴动规模较小；但身为帝国的统治者，崇祯皇帝并没有针对事情的根源采取措施，比如一边赈济灾民、一边与后金开展和谈，力求先安内。

但现实与之相反，崇祯执迷于武力，孜孜不倦地追求以暴力清剿这些“流贼”。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不仅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在内部战争上，还迫使更多人站到了朝廷的对立面。据称当时的形势是人们“俱从贼，贼转盛”，面临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无路可走的饥民不得不起而为“贼”，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一些明军将士甚至也落草为寇……

而李自成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顺应了这一时代趋势，在长期的战争中不断积累经验，将士同甘共苦、勠力同心，逐步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

与之相反，崇祯帝则“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洪承畴、孙传庭、傅宗龙等名将都被朝廷折腾的够呛，这如同为起义军送上了神助攻。

慨而言之，明朝之亡，源于自然灾害、清兵侵扰、沉重税收而引发的社会系统性动荡。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看似战力彪悍，但如果崇祯和朝廷里的官僚们稍微少“作死”，战局就极有可能大不同。

打天下有运气的成分？那么治天下呢。

纵观历代经验，当一个武装力量推翻旧政权后，第一时间采取的举动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斯文型”。刘邦打进咸阳后，萧何“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新莽政权被推翻后，进入洛阳城的刘秀曾替更始帝“致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当地百姓喜不自胜，由此“识者皆属心焉”；李渊攻进长安城后，保护隋朝宗室，只诛杀了十余人，“余无所问”，并且约法十二条、废除隋炀帝的苛政......

另一类是“暴力型”。战神项羽进入关中后，“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新莽时期，绿林、赤眉攻下长安后，大多烧杀抢掠“兵士辄剽夺之，又数暴掠吏民”；南北朝时期，尔朱荣进入洛阳后对北魏2000多位皇室、高官“纵兵杀之”......

巧合的是，上述“斯文型”，随后都成功了；“暴力型”，则很快进入败落。这充分佐证了李世民所说的“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试图用暴力手段治国，结果必然是悲剧。

李自成军，却刚好属于第二类。

进入北京后的第一周，李自成曾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京城秩序井然，店铺营业如常，让人们依稀看到了“王师”的影子；

但短短几天后，起义军被苦苦压抑的自制力彻底暴露，他们四处抄家掠财，按照官员的级别、以暴力索取为数可观的金银，许多人被酷刑折磨致死；一般的士兵也纵情抢掠，“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

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也被之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无视后金在关外虎视眈眈、富庶的南方尚未打下的现实，沉迷于享乐、纵情声色。大将刘宗敏抢占吴三桂的宠妾陈圆圆，让这位原本计划投降李自成的明军大将转投多尔衮，直接导致了起义军败退北京城。

其实，李自成取代崇祯，并不意味着成功，反而意味着更艰巨挑战的到来。明朝中央朝廷被推翻，意味着苦苦维系的原有政权步入崩溃，而它曾面临的难题并没有随之消失，只是转移到了渠道崇祯的新一批掌权者身上：如何应对清军、赈济灾民、发展生产、稳定秩序？局面虽然复杂，但有历朝历代的经验在前，时事并非不可救药。然而，李自成集团的知识结构、施政能力都不足以满足这一要求，试图以暴力治天下，结果几乎毫无例外。

至于李自成进京后为啥没有急着称帝，也许是不自信，或者是没做好准备；而败给清军后，则让他产生了“过把瘾”的心理，急于火线称帝后逃离北京，这无异于形同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