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司马相如作为辞赋大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诸多文人墨客的评论。北宋郑少徽《悯相如赋》中曾对司马相如赋做出了怎样的评价？
«——【·历史真实·】——»
古往今来对于司马相如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与卓文君情事”“通西南夷政事"与“辞赋才学"三个方面。但这些史料不免带有一些主观色彩,涉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
历史真实是指真真正正在历史中发生过的事情，经后人加工润色的成分较少,常常有事实佐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时又是相对而言，没有明确的界限。
剧作家罗怀臻认为，所谓表象真实是指历史遗留的典籍和文物,是一种可见的历史:而本质真实是指潜涌于这些文字和器物之内的思想、观点、情感、道德、人格以及由这种物质与精神所共同构筑而成的。
某种气息或者氛围,是一种可感的历史。"这就说明,历史真实有时候不仅仅代指历史本身,也象征着表层历史史实下熔铸的人类某些情感内核。
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书写的相关事迹可以称为史实,而潜藏在诸般事迹之后的文气精神,也可称之为史实。通西南夷纵观史书，以往对司马相如的记载多局限于其出身、与卓文君的情事。
将其身份仅仅局限于文学才子、深情文人之上,很少考量其历史功绩,事实上,司马相如在武帝朝时.曾多番上书以期解决蛮夷问题以彰显其能力。
当时西南地区的人们被称为“西南夷",他们远居巴蜀,成为中央统一的一大问题。于是朝廷便想通过巴蜀实现对“西南夷”的治理。但在历史上，西南地区从未真正与世隔绝。
在战国时期,西南地区就已经与中央发生了联系,当时汉朝北受匈奴侵略,统治者自然无暇顾及巴蜀,但巴蜀地区的民间贸易也很活跃,这也成为统治者“通西南夷”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武帝时期，人们对西南地区知之甚少，身为巴蜀人的司马相如便针对“唐蒙一事”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得到了武帝的重用。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成转相。”
金国永先生根据相关史料推测此文作于元光五年秋季，乃承旨而据。本传与《西南夷列传》相互呼应,且又有多方材料佐证,当为真实历史。相如凭借着自己的才华与身为巴蜀人的亲缘条件。
担当“抚民”这一责任。其上谏汉武帝为史实,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为"可见的历史”而其忠君爱国，以天下为已任的忧患意识，更可称之为"可感的历史”均为“历史真实”。
«——【·艺术真实·】——»
最早提出“艺术真实"这一理念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论著中提出:"写诗比写历史更有哲学意味，也应被更严肃地对待:诗描述的是带有普遍性的事，但历史叙述的却是个别性的事。
历史叙述是需要用一种相对理性的态度叙述记录，虽不能完全规避掉个人色彩，却也能基于史实进行创作。而某些文学体裁，如诗词歌赋，重在传达的则是人类普适性的情感色彩。
重情感轻事实,而在历史创作中,也存在这样的“艺术真实”，相如“谢病”一事的真伪历来颇有争议“缪于令相重”一言并无事实史料佐证，“缪”这个字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
况司马迁虽与司马相如同朝，却无史料佐证二人云游交好，私交过密。也不能排除是司马迁道听途说得来消息的可能性。因此《司马相如列传中所记载的关于司马相如的要事或许为史实。
但其中细节只能定义为在史实基础上的艺术真实。最早记录其情事的文献仍是《史记多中的《司马相如列传》，但司马迁只是概要性地讲述二人相遇的过程,并未有太多细致描写。
最早提及二人相处细节的,当为记名东晋葛洪撰《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成书颇为坎坷，作者之说至今悬而未决。但其"补正史之阙”的文学价值却很是珍贵。
在《西京杂记》中，作者首次对文君外貌做了细致刻，这是然是基于历史真实上创作的艺术真实。古往今来,“才子佳人”便是历代文人黑客执着的一大用笔。
人类对于美好事物的本能向往潜移默化进了文学作品中,方有“门当户对”“才子佳人"之论,司马相如作为首屈一指的辞赋大家雍容闲雅甚都。
卓文君作为他“以琴心挑之”“重赐侍者通殷勤"的伴侣,作者“才子佳人"情结萌发给了后世文人诸多想象空间,将文君润色成了一个外貌倾城的美丽少女。
《西京杂记》并没有将《史记中关于司马相如的史实改写,而是在遵循其事实逐辑之上加诸对卓氏外貌的描写,增加了卓马情事的梦幻性,是一处精彩的"艺术真实”。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常常没有太过明显的界限，文学作品大多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融人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有了艺术真实的成分司马相如作为辞赋大家，贡献出卓绝一世的文学作品，激发了后人讨论。
这些关于司马相如的品评大多基于《史记》中记载的史实，熔铸了评论者个人的思想因素，形成对司马相如的多方评价，既有历史真实的价值又有艺术真实的魅力。
现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水乳交融的关系。扬雄作为东汉知名辞赋家，曾在《解嗰》一书中评论过司马相如其人:此处扬雄提及几位士人不齿之事来衬托出自己的处世高洁。
其对司马相如评论的"窃货”二字，后人对司马相如此举的评价见仁见智，扬雄认为司马相如此举为不齿的“窃货”关乎扬雄本人高洁不慕名利的品性与其对司马相如其人略为偏激的看法。
扬雄早年曾慕司马相如之赋才，这种侧面夸赞扬雄文才的语句，但后来扬雄致学法言》思想倾向发生了变化,认为相如赋“文丽用寡”“如也过也虚”“华无根”。
为后世评价司马相如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路径。如东汉崔驷就在《达旨》中沿袭了扬雄的，其后如葛洪刘、颜之推、司马贞、魏天应、苏轼等人也都沿袭这一观点。
嵇康却认为其“超然莫尚”，来寄托自己才华卓绝却不得重用的失意，实际已经构成了一种艺术的“再创作"。加诸的笔墨并没有磨灭其史实逻辑,同时构成了一种艺术真实。
«——【·结语·】——»
无论是赞扬还是批判，这些文人的评论无一不是基于相如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如之辞赋便可称之为"历史真实”。而这些文人各有千秋的评论则是糅杂了各自的情感态度所形成的"艺术创造”。
亦透露出“艺术真实"之美。司马相如作为西汉著名辞赋家,也是第一个系统提出赋体理论的学者，对中国赋学乃至诗学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后代学者之所以能在相如赋体理论的基础上得以创新，与相如赋本来的创新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相如赋承袭于屈、贾却又有所创新，一洗屈贾赋体的悲戚意味，扬笔一挥变为铺张扬厉的体物之作。
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再创造。中国当代美学大师李泽厚、刘纲纪等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开始独立研究纯粹的文艺、直接谈论艺术创作，是从开创汉赋的司马相如开始的。
信息来源：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副标题：
文人墨客那些事：自古文人多风流？细数文学界中的极品多情浪子
